1884年改变的历史由中国国家画院、中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联合主办的“融春意语——王辅民艺术展”4月25日至5月28日在广东中山市博物馆举办。展览旨在为推进文化自信自强，深入推动“文化兴城”，加强与国家级艺术机构的交流。艺术家王辅民为中国国家画院人物画所名誉所长、研究员，国家一级美术师。展览展出其优秀作品70余件，以画为媒，促进南北文化的交流和发展。

　　王辅民是中国当代人物画家中一个很值得研究的个案。我和王辅民曾共同探讨过中国文人画创作的问题，因此关注他的作品已经很久了。今天推出的这个展览，集中展现了王辅民近些年来的艺术探索，有反映现实生活的题材，也有他这些年精心计划的学术研究成果。在我看来，这是王辅民个人艺术风格、创作面貌最为成系统、而且取得了一定成果的一次集中展示。作为当代的中年画家，反映社会现实是王辅民近年来创作的主题。他把生活中西北的民俗“社戏”作为一个艺术元素，这种类似皮影、剪纸的民间元素和节庆的队列相结合，形成了一种似写实而非写实的具象表现主义手法。此外，他在水墨人物画的创作基础上融进了颜色，既有大块的笔墨上的形式语言，也有色彩的精心设计。这些年来，王辅民在研究艺术语言本身的同时，不断精进艺术形式的表达，他的画面变得更加精湛，更具设计感，并带有某些现代艺术的元素，很有特色。

　　他把对藏族人民生活的表象认识上升为一种精神理解。他笔下的藏族人民形象有一种自然生命的意态，他们的生存状况留下了岁月和历史的积淀，他们具体的动态、精神总是与对神圣世界的向往有关，这些都成为王辅民塑造人物的重点。他的这种视觉是超越表象的，所以他的作品洋溢着视角新颖、内涵朴素的精神生活气氛；另一方面，他也着力探索水墨语言，表达生命形态新的可能性。他在作品中运用了浓烈的色彩，尤其在色彩和水墨的冲撞中传达出灵动奔放、浓烈丰实的效果。从他的笔墨特征看，可见他对在丰富“新传统”中的人物画水墨语言做了努力，或者说传达了表达与表现的新境界。

　　王辅民把水墨语言自由抒写的随意性与构成意识结合起来，以增加画面的结构感。在渗透着或内含着素描造型的水墨语言中，夹杂着大小不等、或明或暗的三角形、正方形、长方形或矩形，形成他绘画语言的一大特色。这样，我们在他的作品中感觉到两种对立的因素：松散、自由，其来自于传统笔墨；收缩、严谨的因素，其来自于素描造型和构成。它们虽然有些相互对峙，造成一种对立的张力，但更主要的是相辅相成，造成交响的效果。

　　中国社火题材的大写意中的“写意”这个概念的包容性很大，也可以有痛苦的宣泄，如徐渭、八大山人的某些作品，但即便如此，那些作品也是美的，是中国式的。王辅民画的社火是传统写意画的形式，是笔墨和传统色彩在说话。社火和西方的狂欢节比较相似，是外在、热闹、欢乐的基调，不是内在的、孤愤的、批判的基调。它可以荒诞幽默、可以升华发展，是一种中国式的狂欢。社火本身既有内容，也有形式。画社火，要重内容和形式。作为绘画的社火，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画社火本身，如同关良画京剧人物，画出独特的风格和意趣。另一类是把传统社火与现实题材结合起来，即辅民说的“切入现实”，传统社火与现实人物融为一体，成为具有共生内容与形式的现代观念性绘画。这两类绘画，都具有社火的幽默夸张、动态诸元素。前者则应像关良一样，越画越简练、传神。像关良那样熟悉京剧，熟悉文人画，熟悉传统笔墨等等，达到很经典、很中国，能与传统绘画的精髓接得上。后者则以二者的结合，以表达某种现代性的观念为目标。前者属于有生命力的古典绘画，后者则趋向杂交性的现代绘画。

　　一个总的印象就是中国民间表现主义，就是追求形式，线条的表现力，色彩的表现力，而且他确实是从中国民间艺术，剪纸、年画以及他们那个脸谱，吸收了很多元素，也就是说中国的现代艺术，未必就是对西方现代艺术的模仿，从我们中国自身的特别是民间艺术当中，也可以发掘出现代艺术的元素，所以我认为王辅民的这种中国民间表现主义它就属于中国本土的现代艺术。

　　王辅民这几年的探索深深植根于西北的生活，他画的这些人物实际上是把中国民间艺术和中国民间文化对真善美的追求，通过笔墨语言的形式、通过造型语言的变化、通过画面情趣的呈现，给我们创造了一个民间艺术的梦想之境。其作品最大的自由是把社戏的人物跟中国文化所倡导的真善美融合在了一起，这是它的内涵，也是它的主题。正是在这样一种人文情境下，他的作品更多地在形式语言和笔墨语言的建构上，通过对传统文化的理解，更有深度地表现了当代水墨文化探索的语境，也艺术地呈现了一个当代艺术家对民间艺术的体会和理解，以及对传统文化的吸收与再创造。他在造型语言的研究、画面图式的研究、民间艺术结构的研究，和色彩的研究上，都有很大的突破。在这种突破中，王辅民逐渐把民间艺术强烈的人物设计和脸谱化造型转换为一种文人画的笔墨情趣。这批作品呈现了王辅民的学术成就，相信这将为他今后深入挖掘时代人文内涵和中国画的笔墨精神提供最好的基础。

　　王辅民一直在思考中国画的文化特性问题，他对中国画特有的诗意品格有着深刻的认识。在创作上，他将文人画的技巧与民间绘画的色彩及构图方式融为一体，创作出清新活泼、融俗入雅的风格，这些特点突出地表现在社火作品中，画面中热闹的气氛、繁杂的色彩被控制在冷静的构图中，具有民间喜庆气氛的花脸和高跷则以书写性的笔墨表现出来，既延伸了传统文人画的抒情性，又有了一些民间艺术的率真与朴实。

　　他对于乡土文化的描写无疑具有表现性色彩，而这种表现性都自觉地汲取着这些原生美术的艺术养分。剪纸与皮影因在单薄的平面上塑造形象，便不得不最大限度地简化形象的侧影。镂空作为这种形象塑造的唯一语言，不仅具有造型功能，而且兼备改变造型的视觉形式感，使得意象造型在剪纸与皮影的艺术创造中获得了极大的发挥。他从民间文化中所接触的中国本土文化精神与现代视觉元素，无疑为中国画的现代性探索提供了一个新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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