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小慧的胸有多大叶辛是一位社会影响力很大的知青作家，他的作品始终保持着自己对知青生活与命运的关注和思考。就总体状况而言，虽然叶辛小说写作的数量很大，但 从题材上看，基本上还是拘囿于知青生活领域的居多。近些年来，或许与作家已然身居上海这座现代化的大都市多年，大都市的生活积累日渐丰富有关，叶辛也在努 力地突破既定知青题材领域的框限，尝试着拓展新的写作领域。长篇小说《问世间情》很显然就是一部他试图进一步拓展题材领域的作品。虽然故事的发生地依然是 大上海，但作家的艺术聚焦点却集中到了打工者的身上。

　　打工，是伴随着日益加剧的中国社会城镇化进程而出现的一种社会现象。放眼文学界，有不少作家不仅注意到了这个群体的存在，而且也已经写出了不少 以这一群体的生存境况为表现对象的文学作品。但叶辛这部《问世间情》的特别处在于，他并没有试图全景式地展示打工者的生存境遇，而只是紧紧地抓住了打工者 群体中间一种极为普遍的“临时夫妻”现象，以之为具体切入点，力求从一个侧面表现打工者的情感世界。所谓“临时夫妻”，就是指打工者无论男女，往往会是或 者抛妻(夫)别子或者各在异地单独一人在外地打工，因为打工者一般都处于青壮年阶段，既有难以遏制的性需求，更有着强烈的情感慰藉的需求。怎么办呢？既然 大家都是独身一人在外，那干脆就合住在一起临时搭伙过日子算了。这一搭伙的结果，自然就是所谓“临时夫妻”的出现。“临时夫妻”这种现象，既不合乎社会伦 理道德规范，更不受法律的保护，但惟其因为它顺应合乎人性的根本逻辑，所以这种现象在打工者阶层中成为一种普遍的存在，就是任谁都无法否认的客观事实。既 然是一种客观的社会存在，那就不仅应该得到来自于生活各方面的充分关注，也应该在作家的笔端得到相应的艺术表现。就我个人有限的阅读视野，虽然关注表现 “临时夫妻”现象的中短篇小说时有所见，但以长篇小说的形式对之进行具备相当深度的艺术表现，却还真是极其罕见，理应引起我们的高度关注。

　　占据着《问世间情》这一小说文本中心位置的一对“临时夫妻”是索远和麻丽。只是一味沉浸在如此一种幸福生活氛围环绕中的二人根本就无法料想到， 他们这种顺风顺水的“临时夫妻”生活的平静只不过仅仅维持了三年的时间，就会因为索远妻子但平平与女儿索想没有任何前兆的突然到来而被彻底打破。由于家乡 郑村遭遇了多年不遇的巨大洪灾，不仅无情地吞噬了村民们赖以栖身的房屋，而且还吞噬了几十条鲜活的生命，这其中就包括索远年迈体弱的父母。房屋没了，公婆 走了，孤身一人的但平平只能够带着幼女不顾千里迢迢前去投奔远在遥远的大上海打工的丈夫索远。因为事先没有通气，所以，她们母女俩的突然现身才会让索远倍 感措手不及。

　　可以说，《问世间情》最具人性深度处，也正体现在作者对于男主人公索远面对着但平平与麻丽实在左右为难、无法作出取舍的内心纠结状态的精准呈现 上。叶辛是一位特别擅长于感情渲染的作家，他对于索远情感纠结浓墨重彩式的艺术表现，的确能够给读者留下相当深刻的印象。或许正与叶辛的善于感情渲染有 关，他居然把自己这部旨在透视表现打工者群体中“临时夫妻”现象的长篇小说，干脆就命名为“问世间情”。一看到这个题目，相信很多读者马上就会联想到元好 问“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许”的千古名句来。而叶辛的命名动机，很显然也正在于此。

　　不过，作家在艺术想象过程中存在着情理失衡现象。这里所谓的“情理失衡”，与艺术想象中感性与理性所发生的作用密切相关。从根本上说，所有的文 学艺术创作，都可以被看作是作家意识世界中的感性因素与理性因素共同发挥作用的一种过程。具体来说，感性因素，可能更多地体现为作家的艺术感觉。在《问世 间情》里，叶辛对于索远与麻丽这对“临时夫妻”之间复杂情感纠结的表现，尤其是对于索远情感矛盾的精准捕捉与呈示，都可以说是他意识世界中的感性因素充分 发挥作用的一种结果。但是，我们在强调感性因素重要的同时，却丝毫也不能够忽视作家的艺术理性在创作过程中所应该发挥的重要作用。任何一种成熟优秀的文学 艺术作品，皆是创作主体艺术感觉与艺术理性有机结合综合发生作用的结果。假若说叶辛的艺术感觉在《问世间情》中有着较为精彩的表现，那么，其艺术理性的表 现恐怕就显得不那么尽如人意了。这种艺术理性表现的不足，既体现在若干故事情节设定的说服力不够充分，又涉及关于所谓“新上海人”文化想象的合理与可能性 问题。在作者的理解中，从全国四面八方来到大上海的打工者，已经到了能够落足上海，融入上海，并且实现身份转换，成为“新上海人”的地步了。很显然，正是 在如此一种在我看来充满浪漫化色彩的文化想象理念的支撑下，《问世间情》中所活跃的打工者，基本上全都是“新上海人”的形象。这里表现出的都是一种“海纳 百川”式的宽容接纳姿态，仿佛在这个过程中，就根本没有发生过任何文化与地缘冲突一样。在我的理解中，广大打工者由乡村进入城市，这一过程无论如何都不可 能如同叶辛所描写展示的这样顺利、和谐。这是一种充满着痛苦的社会裂变过程，无可避免地会有诸多人生与人性的悲剧生成。但遗憾之处在于，所有的这一切，在 《问世间情》中却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与表现。除了麻丽之死这样一出带有很大偶然性的他杀事件之外，弥漫于整部小说文本之中的，都是一种对于“新上海人” 充满着浪漫化色彩的乐观主义文化想象。似乎一切都那么顺理成章，一切都那么轻而易举。这样看来，在此后的小说写作过程中，如何采取积极有效的手段，进一步 强化自身的艺术理性能力，以充分实现艺术想象中的情理平衡，就是作者必须予以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