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金灿科学的作用是传播先进技术和理念。如果在历史上某个节点，错误的论调或认知以科学做为借口广泛传播开来，会怎样？

　　1904年，《自然》杂志刊登了统计学家弗朗西斯·高尔顿（Francis Galton）关于优生学的演讲。他将优生学定义为“改善种族先天遗传品质影响”的科学。他说：“优生学的目的是筛选每个阶层品质最优秀的代表，并让他们的后代创造出更优秀的人”。在那个时代，高尔顿因为开创了优生学等一系列成果而成为了当时最重要的科学家之一。他被称为“优生学之父”。

　　高尔顿在研究个体差异时，强调遗传是形成个体差异的原因。他通过谱系调查，论证了遗传因素与个体差异的关系。他是第一个明确提出普通能力和特殊张的人。他调查了1768－1868年这100年间，包括英国的首相、将军、文学家和科学家等977名智力超群的人的家谱，并对比官方出版的《名人辞典》等数据库后发现，这些人的亲属中有89个父亲、129个儿子、114个兄弟，共332名杰出人士。而在一般老百姓中，每4000人的亲属中才能产生一名杰出人士。因此他认为普通能力是遗传的。在调查了30家有艺术能力的家庭后，他发现这些家庭中的子女也有艺术能力的占64%；而150家无艺术能力的家庭，其子女中只有21%有艺术能力。因此，他断言“艺术能力”也是遗传的。

　　高尔顿发现，遗传随着亲属关系程度的降低，杰出人士出现的比例也显著地下降。他还用80对双胞胎来证明“人的心理完全是遗传的”。这项研究也使他第一个注意到同卵双生和异卵双生在评估遗传和环境因素在人的变异方面的相对作用的方法论的重要性。

　　1883年，他在《人类才能及其发展的研究》一书中首创“优生学”这一术语，倡导根据遗传与个体差异的关系从优选择配偶，从而改良人种。1904年，高尔顿在伦敦大学设立了一个优生学讲座，还在该校设立了世界上第一个优生学档案馆，并于两年后改为优生学实验室。

　　《自然》杂志曾经发表过高尔顿和其他优生学家的论文，为这些观点的传播提供了平台。马里兰大学帕克分校的历史学家梅琳达·鲍德温（Melinda Baldwin）表示：“在当时，优生学是一个活跃的研究领域，被认为是非常合法的。《自然》杂志出版这些研究成果旨在帮助传播优生学理论。”

　　高尔顿的优生学理论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方面他的理论让人们在婚前更为重视体检以避免重大缺陷遗传病的发生；而另一方面也有一些声音将该理论导向了种族主义和阶层歧视。这让《自然》杂志开始反思，曾经刊载过的、显赫一时的重大科研成果，是否能够经受得住历史的考验。

　　经过梳理，在创办150多年以来，《自然》杂志刊文表示：“曾经出版过一些在研究和社会中助长偏见、排斥和歧视的成果。我们的一些文章是冒犯性的和有害的。它们与杂志目前促进公平、多样性和包容性的目标形成反差。现在正在，我们正在努力研究和揭露这些资深的‘黑历史’。”

　　《自然》杂志创刊于1869年的英国。伴随着英国殖民版图的扩张，《自然》历史档案中的许多文章弥漫着专横、帝国主义、性别歧视和种族主义的气息。其中，来自高尔顿的文章尤为突出。

　　高尔顿认为，通过有选择地培育他所称的“最有价值、最聪明、最有才华的人”，人类可以实现人种的不断改善。英国剑桥大学研究科学和帝国史的索尔·杜博（Saul Dubow）表示，优生学在当时成为一项国际运动，得到了一些著名科学家和政治家的支持，形成“一套全球共鸣的思想”。1908年，《自然》杂志发表高尔顿的文章，介绍社区如何建立自己的地方协会，来支持“那些特别适合入籍的家庭”，来实践他的理论。

　　《自然》杂志的第二任编辑理查德·格雷戈里（Richard Gregory）在1919年至1939年间领导该杂志，他积极支持优生学，并发表了带有令人反感和种族主义观点的社论。比如在1921年的一篇社论中写道：“欧洲和美洲的高度文明将延续数百年。不发达的种族即便是位于欧洲，比如巴尔干半岛，在未来也将难有发展。”这些论调发表后随着优生学的传播在一些国家被用来作为种族灭绝的辩护。国际上对此批评之声越来越大。

　　现在，科学界完全拒绝采纳高尔顿和其他优生学家的观点。伦敦大学学院2020年发表的优生学历史调查报告称，这些想法仍然遗祸21世纪，还有很多人生活在优生学倡导的价值观之下而遭受歧视。

　　除了优生学理论之外，《自然》还曾发表过生态、进化、人类学、民族志等领域的不良文章，这些都与殖民扩张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1921年的一篇关于英国科学促进会的社论直接反映了帝国主义和种族主义观点：该会议“致力于讨论人类学在帝国管理中发挥更大实际效用的方法，特别是帝国政府与落后种族政府之间的关系”。此外，性别歧视的文章和观点也经常出现在该杂志里。甚至是一些纪念以科学之名犯下可恶行为的历史人物的文章也不例外。这些文字对特定人群造成了深深的伤害。

　　这些论调披着科学的面纱，发表了冒犯性、伤害性和破坏性的观点，起到了负面的传播作用。《自然》杂志在最近发表的社论中反思了这些错误，并为这些错误道歉：“这些历史暴露了杂志的系统性问题。我们正在努力了解不公正的根源，并纠正这些错误。因为我们的目标是让科学事业向所有人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