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权臣艺术的审美娱乐作用，主要是指通过艺术欣赏活动，使人们的审美需要得到满足，获得精神享受和愉悦。《乐记》中提出：“乐者乐也”，认为艺术应当使人感到愉悦。李渔在《闲情偶寄》中提出“娱乐说”，认为艺术的娱乐可以分为“自娱”和“娱人”两方面，艺术家是借助于创作中的想象，在幻想世界中实现自己虽向往但在现实中却不能实现的愿望、追求、希翼和理想，从而达到“自娱”。同时一切艺术都能使人产生快乐，都有“娱人”的功能。

　　在艺术传播中，娱乐性更是十分重要，中国传统戏曲最早便出现在宋代的娱乐场所——瓦市，有娱乐性的艺术具有吸引力，让受众在舒畅的传播环境中接受艺术的表现内容，从而达到良好的传播效果。没有娱乐性的艺术没有长久生命力，如为政治服务的样板性，只注重思想性和功利性，忽略娱乐性和观赏性，过了特定历史时期便退出历史舞台。若一味追求娱乐性便会陷入“形而上学”，一味追求形式而忽略内容。所以必须杜绝“非此即彼”，坚持以唯物辩证法为指针。本文将以近年来影视业“娱乐片”大行其道的现象为例，讨论如何辩证的看待艺术的“娱乐”属性。

　　首先，“娱乐片”的概念难以成立。“娱乐片”的概念不来自于作品自身属性，而是将观众在审美活动中，艺术品表现出的社会功能作为分类标准。可是作品的社会功能不仅受制于他自身的社会内涵、文化品位和美学属性，同时还受制于作为接受主体的观众本身的思想修养、文化水平和鉴赏习惯，加上当时社会背景和文化环境。所以对于不同的人、不同历史时期来讲，审美趣味是有差异的，所以以娱乐为影视片的分类标准是不科学的。

　　其次，“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三性相结合”的口号是不科学的。恩格斯在评价分析文艺作品时需要“从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这种“非常高的，即最高的标准”来衡量，历史观点即为作品所反映的生活的深度和广度，即思想性；美学观点则为作品在表现历史生活时所采用的形式，即艺术性，这两者作为作品的自身属性是客观存在的。

　　而观赏性作为欣赏者主观的“审美趣味”，是个人文化的产物，刘勰《文心雕龙》曾说：“慷慨者逆声而击节，蕴藉者见密而高蹈，浮慧者观绮而跃心，爱奇者闻诡而惊听。”一个人喜欢《红楼梦》，首先他要能欣赏《红楼梦》。“审美趣味”也是所处社会文化环境的产物，老舍的《茶馆》在50年代初问世被斥为是“替资本家招魂”，80年代重新演出被誉为“传世佳作”。所以，“观赏性”不可以与“艺术性、思想性”相提并论，更不可以将“观赏性”凌驾于“艺术性、思想性”之上。

　　最后，“观众是上帝”的口号在一定意义上具有真理性，但是片面夸大会影响正确认识和处理作品与欣赏者的关系。中华民族文化源远流长，在优秀传统文化的熏陶下，中国民众审美心理和审美情趣主流是积极健康、阳光向上的，但是不可否认，仍有某些消极落后的思想混杂其中。艺术作品，尤其是具有广泛传播力的影视作品，应当起到“寓教于乐”的作用，观众在进行艺术欣赏时受到真善美的熏陶和感染，思想上受到启迪，实践上找到榜样，认识上得到提高，优秀的艺术作品应该帮助欣赏者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世界观。

　　片面跨到“观众是上帝”会使艺术作品消极地适应观众中落后的审美心理和情趣，反过来，被强化了的这种落后的审美心理和情趣，会进一步刺激创作者生产文化品位更为低下的精神产品，这样在艺术的生产和消费中形成了恶性循环。艺术固然需要适应民众审美需求，但这种适应应该是积极的，所以影视作品应该重视自身本体价值，而不是单纯重视娱乐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