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wuyuet无远弗届的现实空间再广阔，也是有限的存在，而艺术的想象空间却是无限的。人说，描绘现实是有中生有，艺术想象是无中生有，当然，“无”之花，也需要植根于“有”之土。

　　中国传统绘画中有一种“留白”技法。为了给观赏者提供足够的想象空间，艺术家把“虚实相生”“计白当黑”“以无胜有”灌注到艺术作品里去，从而在一种简约得几至于“无”的状态中，呈现出境界高远、意象空灵的“有”的意蕴。当代西方有所谓“在场”与“不在场”的哲学阐述，凭借想象力的支撑，让不在场的东西通过在场的东西显现于直观之中，二者相依互动，从而充分调动、激发受众的想象力，使有限文本具备意义生成的无限可能性。

　　且以雕像《米洛的维纳斯》为例。在卢浮宫看到了维纳斯的断臂，一些艺术家、历史学家、考古学家便筹划着为她复原双臂，并给出了多种整修方案。可是，双臂原来的姿态是怎样的？谁也没有见过。这样，就只能靠凭空想象，从而做出种种设计、种种猜想：一种是，原来的维纳斯左手拿着苹果，搭在台座上，右手挽住下滑的腰布；一种设想是，维纳斯两手托着胜利的花环；有一种推测，维纳斯右手擎着鸽子，左手拿着苹果，像是要把它放在台座上，让鸽子啄食；有的设想更加离奇，认为维纳斯正要进入内室沐浴，由于不愿以裸体现身，右手紧紧抓住正在滑落的腰布，左手握着一把头发；还有一种猜测，维纳斯的情人、战神马尔斯凯旋，两人并肩站着，维纳斯右手握着情人的右腕，左手轻轻地搁在他的肩上……

　　当然，最后的结局是：由于争议不休，哪一种方案也未获采纳，人们公认现有的断臂状态最美。

　　应该说，那个美丽的断臂女神雕像，正是由于它的不完整性，或者说不确定性、模糊性，才留存下悬念、疑团，使得人们可以无限度地驰骋想象。

　　说到艺术想象，我想到了英国著名女作家伍尔夫的短篇小说《墙上的斑点》。她从墙上斑点这一独特的视角，瞬息间，阅遍了人间万象，像中国文论古籍《文心雕龙》中所说的：“文之思也，其神远矣！故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

　　小说中的叙述者“我”，第一次看到墙上的斑点，是在冬天，炉子里正燃烧着火红的炭块，于是，“我”由红红的火焰产生城头飘扬着红旗的幻觉，产生无数红色骑士跃马黑色山岩的联想。“我”还想到，斑点是一个钉子留下的痕迹，由此臆想前任房客挂肖像画的情景，他的艺术趣味保守，认为艺术品背后必然包含有某种思想，由此推及生命的神秘、人类的无知和人生的偶然性。

　　斑点，也可能是夏天残留下的一片玫瑰花瓣，由此联想到一座老房子地基上一株玫瑰所开的花，那多半是查理一世在位时栽种的，于是勾连出与查理一世有关的历史。又想到希腊人和莎士比亚，想到维多利亚时代。这斑点，也可能是阳光下的圆形突出物，于是联系到一座古冢，想到了考古学者。斑点是不是一块木板的裂纹呢？由是想到树木的生命，它虽然被雷电击倒，却化为另一种生命分散到世界各处，有的在卧室里，有的在船上，有的在人行道上，有的变成房间里的护墙板。

　　最后认定，这斑点是个蜗牛。叙述者的意识还原到现实，与蜗牛的意象合而为一。

　　说到想象，还有一个显例：美国作家马克·吐温的微型小说《丈夫支出账单中的一页》。全文只有七行字：

　　账单像巨大的冰山所露出水面的一小部分，故事的详情有待读者借助想象加以填补，进而组成完整的丈夫、妻子、年轻女打字员、岳母、即将招聘的中年女打字员等人物构成的意义世界。其间有着广阔无边的想象空间，留待读者去构建、设想、填充。

　　一种构想是，丈夫招聘到了年轻的女打字员，并向她献媚，预支薪水，送花，同她共进晚餐……结果被妻子发现了，于是妻子又打又闹，丈夫迫不得已，给妻子买了衣服以缓和关系，还给岳母买了一件大衣，以便讨得妻子的欢心，最后达成和解，另招聘一个中年女打字员。可以推想，年轻女打字员已经被辞退了，一场风波归于平息。以广告费始，以广告费终。一笔和一大笔有区别，是付出的不同代价。

　　作品是作家与读者辅车相依、相生相发的统一体。正是通过阅读活动，读者的视域与作家的视域，当下的视域与历史的视域，实现了对接与融合；而就艺术的想象空间来说，尤其需要读者的参与和配合。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英国作家王尔德说：“作品一半是作者写的，一半是读者写的。”马克·吐温的小说《丈夫支出账单中的一页》，就是这方面的典型文本，

　　同样，戏剧与电影也不例外。挪威著名剧作家易卜生的代表作《玩偶之家》，是一部典型的社会问题剧，主要写女主人公娜拉摆脱玩偶地位的自我觉醒过程——从全身心地关爱丈夫、无保留地信赖丈夫，到认识并坚持了自己生命的选择，最后决心与丈夫决裂，离家出走。自从1879年首演，便掀起层层波浪，随着“楼下砰的一响传来关大门的声音”，整个欧洲，包括五四运动后的中国知识界都震动了。而广大读者与社会学家所共同关注与探讨的，是娜拉走后的命运怎样。应该说，易卜生当日创作此剧，并未着意于提供答案，只是要启迪人们思考，引起心灵的震撼。鲁迅先生在谈到《玩偶之家》时也曾说，娜拉“走了以后怎样？伊孛生（易卜生）并无解答；而且他已经死了。即使不死，他也不负解答的责任。因为伊孛生是在做诗，不是为社会提出问题来而且代为解答。”

　　这就有赖于读者的想象了。核心的问题是妇女的解放，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指出：“妇女解放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一切女性重新回到公共的劳动中去。”鲁迅先生也曾指出：“在家应该先获得男女平均的分配。”娜拉只有首先在经济上取得独立，才能争取独立的人格。然而，在素来把妇女当作玩偶的社会里，娜拉的独立解放只能沦于空想。鲁迅先生也提到了：“从事理上推想起来，娜拉或者其实也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娜拉的未来之路究竟怎么走下去，给后世的读者留下了广阔的艺术想象空间。

　　事有凑巧，整整过了一百年，在美国，罗伯特·本顿导演、改编的社会《克莱默夫妇》于1979年在美国上映，同样在欧美各国引起了热烈的反响，并获得了当年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影片等五项大奖。影片反映了美国社会中一个相当普遍的家庭婚姻问题。个人的理想、事业与家庭生活之间的矛盾导致了家庭冲突和夫妇离异的悲剧，同样涉及妇女解放问题。一开始就是矛盾激化，克莱默夫人离家出走，断然离婚；尔后是女方对儿子的思念，爸爸带着小儿子生活，遇到种种困难，夫妻为争夺爱子越吵越凶，情感联结点在争夺中越来越鲜明；最后，通过在法庭上互相揭露，进一步加深了相互了解；结尾则是乔安娜回来，放弃了领走儿子的要求，在丈夫的注视下拭去眼泪走进电梯。

　　欲知后事如何，下回没有分解，只能由观众去猜想。这样一个开放式的结局，为观众的揣测提供了充分的想象空间。有些人认为，影片已经暗示了感情和爱子把夫妻二人牢牢地捆绑在一起，将会破镜重圆。但马上就遭到另一些人的反驳，由于现实中的矛盾一个也没有解决，和好了就等于电影从头再演一遍——妻子要获得精神平衡就必须外出工作，而外出工作又会带来新的不平衡，走来走去都是自我否定，和好如初也就是矛盾如初。

　　显然，聪明的编导不想给出（实际上也难以找出）一个固定的答案，与其作出某种选择，从而封闭了其他一切选择的通路，倒莫如把这个难以破解的苦涩问题交给观众，在品啜、玩味、思考中，去叩问生命，体验人性，解读人生。（王充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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