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高考成绩海德格尔在德国的农村长大，那里有着极端民主主义的传统。他的家族都是虔诚的天主教徒，而且海德格尔最初的梦想是成为一名教父。他在费莱堡的大学学习和教授神学。追溯到这里，我们就可以明白，在他的作品中，“深渊”被不真实罪恶一生紧随着，从而产生出焦虑（内疚）。这种焦虑促使了对救赎的寻求，海德格尔通过提出“什么是存在”这一问题来解决这一点。

　　由于他的这种解决方法，他的兴趣就从宗教转向了哲学，接着他带着这些兴趣来到了马尔堡，也就是他1923年追随现象学创始人埃德蒙•胡塞尔的地点，在此之前他就见过胡塞尔。《存在与时间》是他5年之后的成果，他把这本书献给他的导师胡塞尔。

　　关于胡塞尔，我们必须注意，他被划分为犹太人，尽管他接受了基督教的洗礼和训练。另外，他在德国不能拥有一席之地。即使如此，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承载在犹太学者身上的压力还得逼迫他们远离了德国的公共生活。当胡塞尔最终辞掉费莱堡教授职务时，海德格尔已经准备好取而代之。

　　特别是在随后的几年，海德格尔喜欢说他的理论是由胡塞尔的“新康德主义”作品中的“毁灭”产生的不足所建立起来的，那些作品的抽象本质特性得到加强，因为赞成“世俗对每一天的错误看法”而受到古人的爱戴。相反，海德格尔将他的注意力集中于人类意识、对人类意识存在的认识、人类意识的短暂以及它的重要性。海德格尔还神秘地说，人性问题“存在于其中，总是会朝着它的方向发展”。

　　海德格尔继续满足地在费莱堡的讲台上讲授着各种问题，一直到1933年早期，也就是希特勒被选举成为整个德国的总理之时。这所大学的校长（一个坦率批评纳粹的人）辞职了。于是，海德格尔就成了校长。1933年5月1日，海德格尔加人了国家社会主义党。甚至，他的《存在与时间》也再次出版，在书中他减少了对胡塞尔的致谢。只有一个注脚被留下用于记录他们的个人关系，人们都说海德格尔向政治妥协了。

　　但是海德格尔看起来不是那种会妥协的人。在成为校长期间，他被自己的哲学所激励，对德国国家社会主义的前景表现出巨大的热情。由于海德格尔是校长，而对纳粹致敬在所有课程开始和结束之时又都必不可少，所有犹太学生的联合组织被愤怒的暴徒占领，还有部分犹太教授和学生遭到了驱逐。1933年6月，在海德尔堡，海德格尔宣称德国大学的课程随之会成为“国家社会主义坚持到底的一场艰巨斗争，不会被天主教和人类观念所淹没”。海德格尔写密函给纳粹官方谴责一位同事赫尔曼•施陶丁格尔（他后来获得了诺贝尔化学奖）。他拒绝再教授任何犹太学生，并在衣领上佩戴纳粹十字标志。

　　为了把国家社会主义的观念带到弗莱堡大学，海德格尔努力的第一步就是成为这个大学的校长。他在就职演讲中赞扬了“德国人在历史上的精神任务”，强调纳粹党职业服务和军事责任的精神，并宣布“一个人的精神世界即誓死保卫土地和鲜血的力量”。他严肃地教导全体师生：“仅仅只是首领自己，是德国的现实、目前、将来和法律。”最后，他引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的一句话结束了他的演讲：“所有伟大的东西才能经受暴风雨的考验。”

　　海德格尔相信，德国继承了古希腊语言和思想方面的传统。希腊语和德语是原始且智慧的语言。欧洲所有其他的语言都是拉丁语系的，而拉丁语对海德格尔来说意味着腐败。古希腊人曾试图理解“存在”的含义，现在德国人是唯一能够屹立于西方文明之林并使传统复兴的民族。据说希特勒也持有类似的观点，非常支持海德格尔的这一想法。

　　海德格尔警告说，德国位于为生存而斗争的中心，夹在布尔什维克主义、虚无论和资本主义唯物论之间。”我们被一个钳子夹住了。位于中间，我们的民族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压力。这个民族的邻族是最多的，所以德国是遭遇危险最大的纯哲学国家。对于这次任务我们很有把握。但这个民族仅仅只能意识到，就其本身来说命运会引起共鸣……而且会创造性地检查它的遗产。所有的一切都暗示着，作为一个历史性的民族，这个民族必须前进，这样西方历史就会跨越它们未来事件的中心并进人生存力量的原始国度。”他认真地写道。

　　显然，海德格尔认为自己在把文明从它衰落的地方拯救出来，而文明的衰落是由逻辑和科学的技术理性导致的并因为科技而贬值了。纳粹主义也有着返回朝气蓬勃的黄金时代以再次发掘真正的德国意识这一目标。他在1933年4月份的演讲中表现出的妥协很明显——“我们要无限无条件地效忠阿道夫•希特勒和国家社会主义国家”。

　　“极右”是纳粹党最喜欢的主题之一，是对于一个国家的命运和人民的坚定信念：民族共同体。这要求摆脱其他政体强加给德国人民的议会制度和现代主义的枷锁。只有这样，种族和鲜血才能创造出理想的社会。完成这一任务需要有真正的英雄，如阿尔伯特•里奥•史拉格特，一个德国士兵，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他对别人采取随机的暴力行为。尽管柏林的人们表示抗议，他还是在1923年被法国当局处死了，因为他在莱茵兰（与法国、比利时和卢森堡接壤的德国领土，曾被宣布为非军事区）进行破坏活动。在希特勒的自传《我的奋斗》的第一页，他得到赞扬，纳粹党在执政以后以史拉格特的名义设立了一个国家法定假日。对于海德格尔，史拉格特是真正存在者的楷模。很快，在担任校长后的另一次演讲中，海德格尔授予史拉格特荣誉，断言他死于一个“黑暗、耻辱和叛逆的时代”，但承认他的牺牲不可避免地会引起“将来对荣耀和伟大的觉悟”。

　　在《存在与时间》一书中，海德格尔详细说明了“真正的”生命。他阐述道：一旦一个人找到了他存在的界限，这个界限将会把他从无尽的可能性中拉回来，这些可能性最接近的一个可能是安逸、偷懒和放松，让存在者和人性的命运变得简单。这就是我们指明存在者最初历史化的方法，它取决于真正的果断，而且存在者会一直存在，不会死亡，它可能已经继承了但还没有被选择。

　　至于虚无，这一元素在二战后就在《什么是形而上学》中被存在主义者理解了。海德格尔说“我们知道虚无，我们通过恐惧而知道了它，恐惧揭露了虚无。”这听起来就有点要开战的意思。

　　海德格尔当弗莱堡校长的时间非常短暂，在1934年他就辞职了，这一时期德国纳粹正在清除“救世军”（一个成立于1865年的基督教教派，以街头布道和慈善活动、社会服务著称），当时纳粹组织普遍敌视那些被犹太和资本主义思想所玷污的国家。即使是这样，海德格尔直到1945年还坚持做国家社会主义党的纳粹成员。

　　1966年，在对他的演讲进行回忆的一个采访（德国《明镜周刊》）中，他解释说，从纳粹主义中他看到了“这里有出现新事物和新曙光”的可能性。然而，他说自己后悔在1933年劝告学生让首领自己成为“存在的规则”。

　　被大众接受的海德格尔故事的一般版本是，他在20世纪30年代与纳粹党的荒唐行为只是年轻时犯下的一个错误，是一个幼稚的学者对于政治和世故的一个简单的调戏。当他意识到自己的错误时，他辞去了自己的校长职位，并拒绝以后再参加纳粹活动。此外，即使在这段时期，他还试图保护大学不受纳粹主义的过度干扰，并代表犹太学生和同事亲自干涉纳粹当局。这个关于海德格尔年轻时轻率言行的故事受到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所支持，包括汉娜•阿伦特和里查德•罗蒂。

　　海德格尔为自己的加入纳粹的行为辩护说，不管怎样他参加纳粹党只是为了促进弗莱堡大学的行政关系，而不是为了迫害某些人，尤其是犹太人。他会议说：“在我当校长后不久，在管理大学事务的两个职员的陪同下，区长亲自来劝我加入纳粹党，这与部长的意愿也相吻合。部长坚持说，这样我与纳粹党和管理部门的官方关系就会被简化。经过长期考虑，我声称自己为了弗莱堡大学的利益而准备加入纳粹党，但却以书面形式拒绝接受在党内担任职务或在担任校长期间和以后代表党的利益。”

　　这里海德格尔再一次失去了解释原因的机会，如果他想减轻校长工作任务的欲望促成了他的党员身份，为何他每年都会延长任职期限直到1945年，这离他完成校长任务已经很远了。

　　相反，1934年后，他表明了自己慎重的抵触。”我辞去校长职务以后，通过继续讲授，我对国家社会主义者要人的世界观的抵触日益增长……国家社会主义者思想变得越来越僵化且越来越不倾向于哲学解释，我是一个活跃的哲学家这一事实本身就表明了我的反对立场。”

　　多年以后，他的一个学生汉娜•阿伦特因为对奥斯威辛集中营的描述表现出“恶的庸俗”而被记住了，她被请求为一个纪念海德格尔80岁生日的文集写一篇文章。她以回忆自己第一次听说海德格尔为开端，追溯到了20世纪20年代的德国。

　　这只是一个名字，但他的名字却传遍了德国，就像神秘国王的谣言。关于海德格尔的谣言非常简单：“思想又有了新生命……有一位教师；他学会了思考。”

　　显然，海德格尔的思想并不是重点，而参与政治活动才是。汉娜·阿伦特回忆了柏拉图是怎样旅行到锡拉库扎去给暴君提供建议的。”现在我们都知道，海德格尔曾经也屈服于改变‘住所’和参与人类事物的诱惑。”她写道。“当他相当简单地参与政治后，柏拉图不得不返回雅典，并认为想进一步把理论付诸行动的欲望是毫无意义的。海德格尔受到的待遇在某种程度上不如柏拉图，因为暴君和他的受害者并不是位于海外，而是在自己的国家。”

　　柏拉图和海德格尔，当他们介入到人类事务后，他们就分别转向了暴君和领导者。这不仅要考虑时代环境和表演人物，还应考虑法国人所谓的职业的畸变。暴君的吸引可能在理论上被很多思想家（康德是最大的例外）证明。

　　历史评论家说：海德格尔纠正了自己的“错误”，比那些后来评论他的人更快、更彻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