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服补丁汉娜·阿伦特（1906.10.14—1975.12.4）是一位颇具争议的哲学家、政治理论家。是西方思想史上少有的女性人物，也是公认的政治哲学家。但她自己却更愿意称自己是“政治理论家”或“政治作家”，而避免用政治哲学家或某类哲学家这样的称呼。

　　她撰写了《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被欧美知识界和舆论界称为“大师的杰作”，甚至被学术界认为该书几与马克思的社会批判著作相媲美。然而，阿伦特又因一本将二战罪犯描述成“平庸之恶”的《艾希曼在耶路撒冷》而遭遇友人绝交、被犹太社会仇视，甚至在学术界也名誉扫地。

　　在阿伦特自己的描述中，《艾希曼在耶路撒冷》的发表使她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颠沛流离与不安”——但即使面对这般坎坷的境地，她也始终没有改变自己的主张。阿伦特这种毫不妥协的人格源于她对命运的深度思考与不竭斗争。每一次与命运的斗争，都让她更大程度地保持自我人格；每一次跌入谷底，都让阿伦特在深度反思的同时重获智慧，以及再次战斗的勇气。

　　今天是汉娜·阿伦特116周年诞辰，回顾她充满斗争与思考的一生，感受人性的勇气与智慧迸发的光芒。

　　阿伦特一生探讨的话题范围非常之广，路径也不拘一格。她的政治哲学并没有统一的体系，涉及到问题有：极权主义、政治行动、自由与革命、暴力与人权、共和国的危机、责任与判断、艾希曼审判、对恶的反思以及人的境况。

　　在这些繁杂的主题中，有一个核心的要素始终贯穿其中，那就是——对“人类事务之脆弱性”的关切。1958年，阿伦特出版那部著作《人的条件》（《人的境况》），其最初的标题就是“去爱这个世界”。或许，这个标题已经足以表达阿伦特对人类和世界的终极态度。

　　我们的课程将抓住她最为重要的两个主题做讲解，也就是她所谓的两种恶：一个“根本恶”或者叫“极端的恶”，另一个则是“平庸的恶”。

　　这两种“恶”分别在她的两部重要著作《极权主义的起源》和《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中得以阐述。

　　在阿伦特出生几年后不久，全家搬迁到了东普鲁士的哥尼斯堡，也就是康德的故乡。她的父亲是一位工程师，但因疾病在1913年去世，同年她的祖父也去世了。后来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因俄罗斯军队的入侵，母亲带着阿伦特临时逃亡到了柏林。

　　亲人的相继过世和战争的气氛，这些经历让小时候的阿伦特感受到了生活之动荡与不安。或许从那个时候开始，阿伦特对人类的苦难就特别敏感。

　　这里不得不提的就是阿伦特的“犹太人”身份。在1964年，阿伦特接受电视台采访时说：“犹太人一词，从未在家中提起，我第一次听到这个词，是在街上玩耍时孩子们的反犹言论。” 阿伦特从她人口中得知自己犹太人的身份，“犹太人”是别人贴给她的一个标签。

　　1924年，阿伦特以合格的成绩进入马堡大学，也就是海德格尔执教的大学。与海德格尔的相遇，对阿伦特一生的思想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18岁的阿伦特求知欲很强，她选了海德格尔的课并被这位哲学教授的魅力深深吸引。那时，阿伦特还是个天真的女大学生，精神的孤独使她需要思想的慰藉，在被海德格尔思想深深震撼的同时，产生了崇拜之情以至萌生了原意为其献身的冲动。

　　而那时海德格尔已经35岁，是哲学系的教授，他有着妻子和家庭，是两个孩子的爸爸。在课堂上，海德格尔看到了这位水灵灵的漂亮女学生阿伦特，或许是被其非凡的气质感染到，在荷尔蒙作祟的情况下，海德格尔对其产生了生理的欲望。

　　于是，他们的关系很快演变为了师生恋，开启了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而这段偷情的时光里，海德格尔正在撰写他的《存在与时间》。海德格尔后来说，阿伦特是他的灵感之源。

　　1926年海德格尔感受到了婚外情的压力，他也不想让私情妨碍自己的前程，于是结束了这段师生恋的关系。随后阿伦特来到海德堡，跟随她后来的导师雅斯贝尔斯学习，在他的指导下，阿伦特完成了博士学位论文《论奥古斯丁的爱的概念》。

　　为了抹去海德格尔在她心中留下的心理创伤，1929年阿伦特来了柏林，遇到了哲学家君特·斯特恩，并匆匆与他闪婚。

　　不过，让阿伦特感到震惊的并非“纳粹上台”这一政治事实，而是当时很多德国的知识分子开始跟纳粹合作的普遍现象。在阿伦特看来，这些知识分子怎么没能看清纳粹政权的本质呢？

　　这些哲学家的政治愚蠢——尤其是海德格尔与纳粹的合作（尽管后来海德格尔也意识到了支持纳粹乃误入歧途）——这些事件深深刺激了阿伦特，再加之自身的犹太人身份，于是她不再同意自己仅仅做一个旁观者，她从哲学转向了政治。

　　1933年，阿伦特接受了一份政治工作——支持犹太复国主义的组织活动，由此招致了拘捕，她逃离到了法国。在流亡法国期间，她继续为这家德国的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工作，在这里她遇到了许多被流放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也正是在法国，她结识了瓦尔特-本雅明以及雷蒙·阿隆，并和他们成为了很好的朋友。

　　在本雅明的家庭聚会中，阿伦特认识了他深爱的第二任丈夫——海因利希·布吕歇尔。于是，在结束了与前夫斯特恩的法律关系后，她便于布吕歇尔在巴黎结婚。

　　1940年巴黎沦陷。阿伦特被关押在拘留营两周时间，侥幸逃脱后并与1941年5月安全到达美国纽约。十年后，阿伦特成为了美国公民。

　　流亡的岁月以及与纳粹分子的直接战斗的经历，再加之她犹太人的身份，这些因素对阿伦特的思想形成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虽然战争结束，但对阿伦特来说，似乎更有必要对20世纪德国的极权主义的起源问题做更为深入的理论研究。为什么犹太人单单被挑选出来作为纳粹大屠杀的对象？极权主义产生各种要素是什么？极权主义的发展的逻辑是什么？这些问题成为了阿伦特思考的方向。

　　而后她来到艾希曼审判现场，在通过大量的调研以及审判现场对艾希曼的观察，阿伦特写成《艾希曼在耶路撒冷》这部著作，1963年此书出版便引爆了一场争论。

　　“无思”的“平庸的恶”具有着 双重的指向，不仅仅指艾希曼身上的无思想性，也指犹太人本身的无思想性。

　　除了这两部著作之外，阿伦特的一生还有这些著作： 《过于与未来之间》、《共和国危机》、《论革命》、《精神生活》、《人的境况》等。

　　这就是汉娜·阿伦特的生平故事。她一生丰富的经历，也让她的思想绽放出了独特的魅力。下期，我们就开始从她的《极权主义的起源》这本书讲起，去探究她关于极权主义的思考以及对“根本恶”的阐述。

　　参考文献：汉娜·阿伦特《极权主义的起源》丨《阿伦特手册》丨达纳·维拉《剑桥阿伦特指南》丨西蒙·斯威夫特《导读阿伦特》丨王寅丽《在哲学和政治之间》丨姚大志《现代西方哲学》丨夏基松《简明现代西方哲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