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玉谖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当无数的中、青年艺术家怀着追求艺术自由的热切，远渡重洋，希冀一探西方现代艺术堂奥的时候，丁绍光先生以对中国传统艺术的当代重塑屹立在了世界画坛的顶端。当国内的许多青年艺术家们还在步西方现代艺术的后尘，热衷于各种观念和思潮的时候，他早已满怀豪情，以一种高度的文化自信，实现了中国传统艺术的现代化，并成功地将其推向了世界。如此强烈的反差和对比，其程度甚至会超出人们的想象。如此强烈的反差和对比，其程度甚至会超出人们的想象。在我的记忆中，当时的丁绍光先生就像谜一样的存在，又像启明星一样在天空闪烁。

　　毫无疑问，丁绍光先生是成功，而且他的成功值得人们自豪和骄傲。但在谈及他的成功时，大家引用最多的都是这样一个事例，即1995年，他作为亚洲唯一的画家，被联合国列入成立五十周年表彰的29位当代艺术大师之中，其中有一句评语令人印象深刻并肃然起敬：“丁绍光的艺术使他足以加入与世界著名的艺术大师达利、夏加尔、沃霍尔等齐名的行列。”但如果大家一味被现象的光环所迷惑，而不去探究事物的本质，就会流于肤浅，迷失方向。笔者以为在这里最关键的不是齐名，而是为什么会齐名，一如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追问的那样：“你是谁？你到底是谁？”丁绍光先生究竟以什么样的成就和贡献被列入大师的行列，这才是关键所在。

　　丁绍光作品“人权之光”（1993年联合国向全球发行的限量出版画，纪念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

　　达利以其荒诞和怪异，创立了超现实主义图景的叙事；夏加尔以浪漫的形象和色彩充盈了所有想象的空间，让城市的半空到处悬浮着爱和恋人；而沃霍尔则使艺术作品彻底地融入社会生活，成为美国消费主义、商业主义的代言人。那么，在这里，顺着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路再追问一句“丁绍光先生，他究竟做了什么呢？他已经成为谁了呢？”其实，这个问题并不难回答，但长期以来因为某种偏见和傲慢，这个答案被遮蔽或回避了，甚至被引向了歧途。

　　那么丁绍光先生究竟做了什么呢？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在那场中西艺术并不平等的对话和交流中，丁绍光先生面对西方现代艺术的汹涌潮流始终保持着一种清醒审慎的态度，既没有被动地接受，更没有盲目地跟风，而是以自己独立的思考和全新的创造主动地给西方提供了一种选择，这种选择的审美是东方的、价值是共享的，他用自己特有的线条和色彩诠释了女性的优美、母性的伟大、爱情的永恒、自然的隽永和历史的深邃。他的这张艺术之网织得够大够密，这张网愉悦视觉、激荡情感，拷问灵魂，又充满诱惑，终于使傲慢同时也充满偏见的西方画坛变得务实宽容起来，丁绍光先生凭借他塑造的“东方新娘”走进了世界艺术的殿堂。

　　在笔者看来，一位严肃的历史学家不会刻意地去寻求什么历史的规律，探求偶然性和必然性那是哲学家的工作。看看茨威格所写的《人类群星闪耀时》就会明白，历史的走势和发展有时候是多么的偶然。那么，丁绍光的成功，或成功的丁绍光，在艺术史的坐标中是作为一种偶然还是作为一种必然存在呢？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来梳理一下丁绍光先生的从艺经历或创造之路。

　　初到美国的丁绍光先生应该说是没有什么底气或自信可言的，兜里没有钱，工作没着落，作品不受认可，甚至居无定所，这种境况下的一切豪言壮语都是没有意义的。他首先要思考的问题是如何生存下去，而不是艺术，这也是当时绝大多数走出去的中国艺术家面临的困境和挑战。有一句心灵鸡汤式的名言，叫做“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其实，这句话只说对了一半。毫无疑问，准备是必须的，但机会是等不来的，也不是谁给谁留下的。正确完整的说法应该是“成功属于那些做了准备又去寻找机会的人”。丁绍光先生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做学生的时候是这样，在云南工作的时候是这样，到了美国之后更是这样，他有自己的目标，而且一直在探索着到达目标的路径。说到准备，笔者以为，早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赴美之前，丁绍光先生至少已做好了两种准备。

　　首先，他已经是一位非常成功的艺术家，受过严格的学院主义教育，有着坚实的造型基本功，尤其是工艺美院的熏陶和浸染，赋予了他一种综合的、多元的和开放的思维习惯和大美术观，他的艺术基因有来自于传统的、现代的、西洋的和民间的，这也为他后来的豹变和勃发打下了基础。大学毕业后去云南工作，西双版纳的旖旎风光和风土人情早已俘获了他，他用十八年的时间把那片土地上的自然元素和社会元素成功地转换成了笔下的艺术元素。1979年，他为北京人民大会堂创作的大型壁画《美丽、神奇、富饶的西双版纳》和同年出版的《丁绍光西双版纳白描写生集》就是最好的例证。这样的技术准备已为他日后的腾飞提供了“第一只翅膀”。

　　其次，在赴美之前丁绍光先生也做了大量的知识准备，这使他拥有了“第二只翅膀”。一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我对美国画坛一点都不陌生，我是做过功课的。”他对西方的文学文化语境也相当熟悉，年轻的时候就读过巴尔扎克、雨果、托尔斯泰、杰克·伦敦、海明威等文学大师的著作，这样的积累对一位成熟的艺术家来说是极为重要的。坦率地说，当时在美国像丁绍光先生拥有这样“一只翅膀”的艺术家并不多。很多年轻人懵懵懂懂地漂洋过海，在光怪陆离、变幻莫测的西方现、当代艺术面前很快就迷失了自我。他们既不了解当下的艺术潮流，也不明了自己的定位，更缺少理性的思考，还理所当然地认为美国是一个艺术自由王国、艺术家的天堂。很多中国大陆的艺术家就是怀揣着这样的梦想奔赴美国的，但希望之地有时候就是绝望之地。美国或许是艺术的自由王国，但绝非艺术家的自由王国。对此，每一个有留美经历的艺术家应该会深有同感。当丁绍光先生有了两只能够飞翔的“翅膀”，他可以“起飞”了，但他却不急于去飞。他清醒地知道没有明确的方向、精准的定位、独立的精神、高尚的追求，就像一只无头苍蝇误打误撞，终究会一事无成。即便找到了所谓的市场，也只是作为一种西方趣味的补充，与真正的艺术背道而驰。

　　毋庸置疑，丁绍光先生是一位有思想的艺术家，他最大的优势在于他善于学习、善于思考。他不仅思考，而且还付诸于行动，他将传统的中国艺术与西方的现、当代艺术进行梳理并作比较研究。初到美国，他买回了中国美术全集认真研读，试图在西方的现代语境中回望中国的传统艺术，并寻求它们之间的融汇点。他的这种回望和寻找有点“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的意味，当然他的终极目标还是要再次回归到“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的境界，而这个境界是构筑在东西方文化相互交融的坐标体系之上的。他这种大开大合的胸襟和姿态要归功于早先工艺美院的教育，归功于日常广泛的阅读，归功于长期不懈的思考，归功于他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和追求真、善、美的理想。

　　应该说，丁绍光先生很快找到了它们之间的链节点，这就是对艺术的本质和审美理念的理解。塞尚说：“不要再画用眼睛看到的世界，要画用心灵感受的世界。”张璪则说：“外师造化，中得心源。”在这个意义上，至少说明在客观世界和主观理念的转化方面，古今是相通的、中外是相连的，中西方大家在对主客观问题的思考上有共同的价值取向，而像这样的链节点在中外艺术史中还有许多。寻找到了这样的链节点，那么如何去诠释这个既古典又现代的美学思想呢？丁绍光先生决心将人性之美、女性之美、自然之美、爱情之美和宁静之美等作为艺术创作的主题。可以说，这样的选择既是丁绍光先生长期思考的结果，也是他的心性使然，因为他的思想认识、生活阅历和情感寄托早已帮助他可以去回答这样一个永恒的问题——人类需要什么。

　　一如丁绍光的女儿丁婷女士在评价父亲时所说的那样：“父亲一生经历了各种磨难，但在他的作品中完全看不出来。也许就是他在创作过程中进入到了无我的状态，他感受到的只有美和爱。只有心中充满了对天地人的大爱和崇敬，他才能看破外界表面的无常与短暂，看破世俗的名利和苦难，他用作品表达了他灵魂深处的美与爱，用作品带给人们对美与爱的向往。”

　　至此，对丁绍光先生来说，已经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而这个东风就是他所导演的这部“大戏”即将登台亮相的人物形象了。究竟用什么样的艺术语言和艺术图式去落实他所追求的美学思想和主题选择，进而去描绘、刻画他的“东方新娘”，在这个问题上，丁绍光先生似乎没有丝毫的犹豫，他选择了“线条”。

　　首先，线条是世界性的绘画语言，在中国也有着悠久的传统，或许它也是最为原始的绘画语言之一。其次，他对线条已经有了深刻的认识和熟练的掌握。当然，就线条的造型而言，他既没有重复传统，也没有照搬西方，这两者都无异于自找绝路，而是从传统出发，参照了西方的演进，自创了丁氏线条，它是一种全新的造型手段，带来了一种全新的视觉审美，也给世界艺术画册增添了全新的面貌。

　　如果我们把丁绍光先生的线假设成为一条平直的端线，将它充分地向右延展，它就会走到传统的最深处，在这条线上我们可以看到敦煌壁画的灵动与飘逸、麦积山壁画的清秀与典雅、《八十七神仙卷》的流畅与秩序、《清明上河图》的严谨与结构、陈老莲的意趣和变形等等，甚至我们还可以看到他的老师张光宇教授的影子和痕迹。如果再将这条端线向左转并不断延伸，就可以赶上西方现代艺术的潮头，看到的另一番风景：马蒂斯、席勒、克利、毕加索、霍克尼、克里姆特、莫迪戈里阿尼等一批大师留下的步履。在这个意义上，丁绍光先生成功地实现了传统线条的现代化。他的线条飘逸而不失其严谨，充满张力又不失其典雅，呈现的画面既宏观又微观，穿越时空又彰显日常。

　　当然，丁绍光先生不会让他富有生命的线条在黑白世界里孤独的生活，他要赋予它一种更有意义的色彩，让生命更加绚烂。他选择了蓝色，而这种选择也是一种思考的结果，它既是审美的追求，也是自我心灵的慰藉。从宏观上来看，蓝色是天空、海洋的颜色，是宇宙的底色，博大而深邃。而从微观上来看，蓝色最能代表人类丰富的情绪：眼眸的透明、喜悦的平静、情感的清澈、岁月的安宁等等；同时它又代表着失意和忧郁，细腻而入微。丁绍光先生的蓝色基调已成为一种文化符号，它既承载着他所想表达的观念，又承载着我们所需要的情感。

　　突然间，笔者想起了丁绍光先生自己讲述的一个故事。在刚到美国不久，为了参加亚洲艺术展，他根据记忆将原先为人民大会堂创作的作品的一部分重新画了出来。在拿去展览的路上，有人一路盯着看。他觉得尴尬，就将画倒过来拿，那人就低着头扭着脖子看。表面上看，这是一个偶然的经历，看似平常，但笔者以为它却是一种隐喻，内含着一种必然，因为丁绍光先生至少给纽约带来了一个新鲜玩意儿，它引起了注意，引起了兴趣。而艺术正是从兴趣开始，从被注意走向辉煌。

　　笔者认为，丁绍光先生的成功或许是偶然的，但他在艺术的原野上不断探索不断耕耘和努力实现理想的精神则是必然的。（作者：刘伟冬/南京艺术学院艺术史教授、南京艺术学院原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