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1639近日听到一些画展开幕、闭幕或不是闭幕的闭幕的消息，不知为何会特别想起英国著名艺术评论家和作家约翰·伯格的《约定》（黄华侨译，广西师大出版社，2009年10月），文集里第一篇文章《矿工》评论Knud Stampe画的《英国矿工》和Solwei Stampe画的《矿工》，1989年伯格为他们的画展写过导言。这篇大约只有七八百字的文章肯定不是伯格写得最好的画评，但在艺术彻底资本化的今天却应该成为我们的艺评家的一面镜子。全文只有两大段，第一段谈画中那些矿工和画外的人，“当正义事业被击败；当勇毅之士遭羞辱；当作业在井底和井架上的工人像垃圾一样被踩在脚下；当高尚被嗤之以鼻，法庭上的法官听信了谎言……”第二段就是艺术：“我无法告诉你艺术何为，或者艺术怎样完成自己的使命，但我知道，很多时候，艺术审判那审判之人，为无辜之人申冤，向未来展示过去的苦难，因此它永远不会被人遗忘……在民众中间，这些艺术有时就像谣言和那样发生作用，因为它赋予了生命之残酷以它自身所不能拥有的意义，正是这种意义把我们联合在一起，因为它最终与正义密不可分。”（第8-9页）应该重复和铭记的是，艺术赋予生命的残酷以意义，并与正义密不可分。也可以把他对电影的看法补充进来，“电影最根本的主题——在我们这个消失的时代——是灵魂”（26页）。意义与正义，不正是灵魂的核心吗？

　　回到伯格在书前的“致读者”：“我去过很多地方。我活过一些年头。……当然，所有这些地方，都曾为其他旅行者探访过。我希望，读者也会情不自禁地说：我以前来过这里……”为了观看而漫游真的有很重要的意义吗？但是伯格又说，“人们漂洋过海，横越大陆，只为看一眼金字塔、尼亚加拉瀑布或亚马逊河。可是在某种意义上，他们看到的总是同一些东西。”（224页）这里有随笔式的名言色彩，无需较真。关于自然景观的独特意义及其与人类历史的关系，是一个充满思想张力的学术课题。

　　由澳大利亚学者沃里克·弗罗斯特和新西兰学者迈克尔·霍尔合编的《旅游与国家公园——发展、历史与演进的国际视野》（王连勇等译，商务印书馆，2014年8月）可能不太容易引起关注，因为“旅游业”与“公园管理”的概念容易产生关于行业的固化思维。实际上，在关于“国家公园”这个概念的创造与传播过程的讨论中，不乏民族认同、国家主义、民主理想、权力象征、欧洲中心主义等议题。尽管这些议题远远没有得到充分论述，但起码提示了很多迷人的思想路径的入口，它们在我们通常比较熟习的社会史、思想史、文化研究等领地中往往隐而不显。比如，作者在“原书序”中指出，“有些国家曾努力去掉公园区内的人类定居痕迹，但是越来越多的国家则将自然与文化遗产融合在一起，并力图反映他们的文化特色。”在这两种趋向之间就潜藏着既有联系又有冲突的价值差异和历史差异，随着书中各章论述对象的展开而不同程度地显现出来。

　　该书以旅游与国家公园的关系为主线，考察了全球国家公园运动发展的历史轨迹。从美国发明“国家公园”这个概念到国际化的扩展，“基于多种不同的国情背景，绪论部分详细探讨了国家公园及其与旅游业之间的关系和多种不同的含义，其后是对于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西班牙、英国、瑞典、印度尼西亚、中国和南非的深入研究”。在这里，“国家公园”概念的传播与演变、以国情为背景的价值取向的分化、风格形式与功利目的的关系等论题在国际对比研究的框架中反复出现、不断深化，值得细心留意与思考。

　　第一部分“绪论”的最后一章“国家公园、民族身份与旅游业”集中讨论了“国家公园”的文化与政治性目的及意义，“提醒我们用不同的方式来观察国家公园”（75页）。关于自然景观与民族文化认同的关系，在美国国家公园的兴起浪潮中充分体现出来。对于艺术史研究来说，哈得逊河画派（Hudson River School）和“落基山脉山水画派”的价值诉求与文化内涵在这一论述中可以获得更深刻的理解，也使在内战正酣之际林肯还签署了约塞米蒂和大红杉树的保护令得到解释，因为它们具有民族（国家）的象征意义。在欧洲，可以理解的是，比较弱小的国家比强国更早、更积极地创建国家公园。墨索里尼也大力宣传和创建国家公园，“以彰显法西斯政权的创新和活力”，但是却造成环境破坏。“设立小面积的国家公园，以此转移人们针对大型环境工程破坏效应的批评，这在历史上还不是最后一次”（81页）。在殖民地国家及其后殖民时期，情况更为复杂。一般来说，由于帝国掌握着国家公园的决策权，很自然就使国家公园成为帝国身份的象征，由此而遏制当地的民族文化认同观念。但是，像马来亚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国家公园运动却是一个例外。

　　至于国家公园的命名与更名，则更为彰显出政治权力或公众舆论的作用，殖民地国家公园的名称自然会反映出“殖民地当局的主权意识和政治特权”。作者举出的例子中有一个是关于澳大利亚腹地那块著名的红色巨石。1873年，探险家威廉·戈斯将这块巨石命名为艾尔斯巨石（Ayers Rock），以纪念一个殖民地总督。1985年，当地土著与政府签订协议，收回了这片地区的土地所有权；然后再出租给政府，让政府作为国家公园来管理。但是作者说很多旅游营销商拒绝接受更名，附近的度假区和机场仍然使用“艾尔斯巨石”，即便是官方路标也不用乌鲁鲁这个名称（87页）。2000年当我和一个电视摄制组来到这里的时候，知道这片区域的正式名称已经是乌鲁鲁国家公园，“乌鲁鲁”的意思是“大地之母”，但是在习惯上人们还是称呼“艾尔斯巨石”。 驱车进入乌鲁鲁要买门票，成人每位十五澳元。夕阳时分，我们把车停在“Sunset Area”（夕阳景区），静静地观看日落。那一刻充满神圣，所有人似乎都屏住了呼吸，等待着神灵的出现和奇迹的诞生。第二天早上起来就去攀爬这块据说是位于大地中心的红色巨石。澳大利亚政府并没有禁止游客爬红石，允许攀爬的时间在每天上午的八点三十分以前，岩石上还有一条铁链帮助爬山者，但据统计已有几十人在爬岩过程中摔死。

　　这一章的“结论”把问题总结为“国家公园是具有多重目的和多种含义的人工产物”，除了保护自然和满足旅游以外还有其他目的，即：“国家公园长期被描述成民族特征与民族文化的象征。它们一直被用作民族自豪感得以表达的有形焦点。它们在向世人展示，国家具有现代性和国际重要性，而有些国家更是因为拥有国家公园而显得与众不同。通过这些形式的国际对比，国家公园确认了民族国家的地位，并塑造了它的形象。国家公园也曾是近代帝国的象征。它们记录了政权交替——新上任的政治掮客用其展示掌权的合法性，并由此获得国际认可。它们曾给民族英雄和皇室成员带来荣耀，但也曾以专属于某一国家的形式为国土争端打上烙印。国家公园的倡导者打着民族身份这张王牌，以求成功；政坛上的机会主义者则利用国家公园来实现他们自身的目的。”（89页）这是一段非常概括、但是充满了思想张力的小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