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正恩妻子照片在许许多多的童年里，似乎都有一次不被理解的委屈、一段无解的对话和一场骤然爆发又归于沉寂的冲突。

　　近年来，随着育儿精细化与专业化的趋势愈发明显，许多来自家庭内的私人教养、成长经验成为公共讨论的热门话题和素材。“你怎么这么不懂事”“我们为你操了多少心”“一切都是为你好”，不论是作为曾经的孩子，还是作为现在的家长，这些话我们都再熟悉不过。与之相对应的，“爸爸妈妈不理解自己”“他们只在乎成绩”“总把别人家的小孩挂在嘴边”也常常紧随在对家长“为你好”话语的批评之后。

　　当孩子向家长宣泄不被理解、不被尊重的痛苦时，为人父母或许也会感到痛楚和无奈，但面对激烈的社会竞争，又只能无力地用 “为你好”封死刚刚被开启的交流可能，一切回到原点。遗憾的是，我们在家庭内经历的“鸡同鸭讲”被搬到公共领域后，也并没有达成更好的沟通对话。许多讨论只停留在喊口号式的“互相理解”，孩子与家长之间的裂隙没有被弥合，反而被撕裂成各站一端的相互指责。

　　现在不少家长认同，民主、平等、开明的亲子关系比独断、等级森严的亲子关系更好，但在实践过程中，巨大的教育竞争压力迫使他们逐渐放弃了理想中的和美图景。随着90后步入婚姻，一些誓死叛逆“为你好”和补习班的人也不得不在现实面前低头，为自己的孩子四处排队、报名登记。

　　儿童的成长与教养本有多个维度，有知识的学习、技能的获得，也有人格的长成、社会的融入。但在今天，儿童连贯的成长过程被切割为一个个阶段或模块，分包给市场，形成了一条从胎教班一直延展到成人留学申请的产业链。在高强度教育竞争的主导下，民主型亲子关系的概念与相关争论下沉为育儿焦虑的制造机器——当我们在讨论父母与孩子应如何相处时，关注点早已被扭曲为“怎样的亲子关系可以让孩子在教育竞争中占得优势，出人头地”。只要我们的目光还在被结构性的力量捆缚于成绩单、排行榜、文凭之上，无论我们怎样企盼亲子和谐、祝愿儿童快乐，摆在眼前的终将是一地沉疴。

　　台湾地区作家吴晓乐在《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一书中回忆了自己做家教时与学生家长纪太太的一段对话。在见到纪小弟不堪于学业的重负、母亲的严苛，与母亲吵架负气出走后，吴晓乐曾委婉地向纪太太建议，纪小弟也许在学业上不够出色，但他有自己的闪光点，是否能对他宽松一些，而纪太太的回话却叫她羞愧难当，手足无措。

　　“老师，孩子是我的，不是你的。他的未来，不管是一帆风顺，或者穷途潦倒，我才是真正承担这一切的人……你觉得我是错的，但是你自己不也拿了很漂亮的学历，所以我才愿意给你这么优厚的薪水，我希望小孩子可以像你一样，赚钱的方式比别人轻松，少吃一点苦，可以舒适地坐在冷气房里，而不是顶着烈日去工作。这样的念头，有错吗？”

　　与书中其他较为极端的家长相比，纪太太可以说是一个中规中矩的“直升机家长”，她紧盯孩子的学业，时时盘旋在孩子周围，事无巨细地安排。她对儿子的训诫、体罚和高度控制与社会流行的民主型家长观念相去甚远，让周围人感到不适。但在她反问“希望孩子有个好文凭，一生顺遂有什么错”时，我们心中或许也泛起了与吴晓乐相似的自愧。当孩子的学业成绩直接与其未来收入、社会地位挂钩，“按头式学习”只源自家长的不近情理和教育神话崇拜吗？作为局外人的我们有权利指责家长的专断吗？

　　美国西北大学经济学教授马赛厄斯·德普克与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法布里奇奥·齐利博蒂在《爱、金钱和孩子：育儿经济学》一书中指出，家长对教养方式的选择与经济激励和约束有关。在社会收入和教育机会越不平等、教育回报率越高的国家和地区，家长越是倾向进行密集型教养（结合了权威型与专断型元素的教养，表现为父母时常插手并强烈干预孩子的生活），成为 “虎妈”“虎爸”或“直升机家长”。父母在看到孩子未来生活的好坏很大程度取决于其学业表现时，对孩子干预的强度就会增加，以确保他们成为升学赛道上的有力竞争者。

　　新中国成立初期，社会生活的多个方面都带有平均主义的烙印，托儿所、学校的质量差距远不如今天这样巨大，成为一名工人与成为一名教师对个人社会地位、经济收入的影响也相对有限。上世纪70年代末，随着高考制度的恢复以及改革开放带来的经济发展，读书重新成为实现阶层流动的渠道，个体的勤奋努力可以换取颇为丰厚的回报。与此同时，中国社会不同职业、不同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为孩子前程担忧的家长在经济与教育不平等的刺激之下，愈发转向用鞭策督促来表达对孩子的爱意。此外，计划生育也使得家庭中唯一的孩子背负了过多的期待，尽管2015年二孩政策放开，但新生儿的降临没有显著地分散家长的注意力——相反，二孩养育更像是二次赛跑，家长们仔细地总结前次经验，上机构、上名校，轻车熟路，冲刺向前。

　　从吴晓乐的书中我们也可以发现，台湾地区多子女家庭的故事也证明了，子女数目不是家长教养方式选择的主要影响因素，多子女不必然地意味着父母会分散精力，很可能意味着他们会投入更多的时间和金钱，以确保每个子女都能够获得精细化养育。书中的纪太太对两个孩子的学习倾注了同样多的心血，对成绩不理想的纪小弟或许付出更大。这种“鸡娃”式教育最终导致家庭关系紧张，纪小弟不断被母亲拿来与姐姐进行比较，心生埋怨，终于对母亲说出“恨”字。

　　当社会讨论的声音将矛盾归结到教育神话与家长的简单成功学时，局外人的批评就会显得漏洞百出、廉价无效：如果文凭教育依旧是大部分人成年后获取社会资源的主要倚仗，民主型亲子关系的愿望便可能在育儿实践中变形。此时苛责具体生活中的个体，在某种程度上等同于漠视困境的结构性一面，难有现实的影响。

　　随着育儿专业主义的介入，许多心理学、教育学词汇开始走入我们的日常生活，指导家长怎也照料、培育小孩。比如时常出现在育儿文章与书籍中的“童年阴影”或“童年创伤”，就通过“儿童的童年经历会对其人生有深远影响”来规劝父母，不要对孩子进行打骂、体罚或冷暴力。在一系列专业的育儿话语之下，儿童被区分为与成人有着不同感知的主体，成人在与之相处的过程中需要不断调整自己的行为，以适应儿童的“特殊性”。

　　值得深思的是，当下教育理念中流行的儿童特殊性，到底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了儿童、塑造了良性的亲子关系，还是成为了育儿市场的一块广告牌？

　　收入、教育机会不平等与高教育回报一方面促使更多家长采取密集型教养模式来养育子辈，另一方面也催生了提倡精细育儿的教育市场，将儿童的成长过程切分为一条条复杂的产业链——从出生之前的胎教，到业已成年的留学申请，各个环节都有配套的教育服务等着家长与孩子投入大量的金钱、时间与情感。

　　如果说密集型教养让家长在与孩子的直接互动中以高度控制来缓解焦虑，那么精细育儿则为他们提供了将部分责任外包给“专业机构”与“专业人士”的空间。在《我们的儿童观：从公共托育政策变迁看当代育儿焦虑》一文中，作者朱雪琴指出，精细育儿不但要求家长向儿童教育市场投入大量的金钱，也要求他们付出更多的情感劳动，努力建构新型的亲子关系，从而与知识、技能等教育服务配套，达成效果最大化。家长在小心翼翼地学习这些理论知识时，也便愈发确认了这一整套由专业术语堆砌起来的精细育儿逻辑。

　　从术语回到实践，等待家长与孩子的依旧是精细育儿不太美好的一面：无休止的题海战术，一个接一个的兴趣班以及由此而来的亲子冲突。无论基于儿童特殊性打造的育儿观念描绘了多么美好的场景，现实中更常见的还是焦虑的家长与负担重重的孩子。

　　精细育儿教育市场的营销手段和目标之一是培养孩子独立自主，但吊诡之处在于，无论口号喊得多响、概念背得多扎实，家长越来越多地包办了孩子的一切，祖辈甚至也参与其中，形成“全家总动员”式育儿。很难想象一个在家由长辈包办一切的孩子能从一次短暂的露营或游学经历里学会独立自主——这些品质更像是给培训服务提价的名牌标签。

　　用来描述亲子关系的“平等”“开明”与此处的“独立自主”一样，被用来证明儿童的特殊性，从而鼓励家长对精细化育儿进一步投资，而在现实中，孩子的主体性反而隐退于这些积极的名词之后。

　　在家长与市场分包了孩子成长的方方面面后，儿童变成了一个不能摔着也不能捧着、永悬在空中的娇贵生命。朱雪琴指出，儿童娇贵化发生在特定的社会阶层，反过来又成为阶层区隔的一种手段。她认为，低阶层家庭出于时间、经济的约束限制，往往对儿童采取粗放型的养育策略，孩子在现实的打磨中累积经验，学会应对困难。中产家庭儿童总是被家长层层包裹，小到一天内的时间规划，大到与他人的人际关系，处处都依赖家长来解决，反而容易丧失自主性。

　　需要指出的是，精细化养育的影响已溢出城市与生活优渥的中产阶层。去年夏天，澎湃新闻报道了农村孩子的“第三学期”故事。一名乡镇老师告诉记者，前排站起来看戏、后排也不得站起来的“剧场效应”已经蔓延到农村，今天，为孩子教育烧钱的不只是城市家长，农村以及乡镇地区有条件的居民也会在暑假期间把孩子送到上级城镇去补课学习。对于收入相对较少的非城市居民而言，补课无疑是家庭开销的重头。正如《爱、金钱和孩子》一书所言，教育竞争的费用在很大程度上与中产阶层的购买力相关，当教育市场价格被城市中产不断拉高时，来自农村以及城市的低收入家庭就需要付出更多以填补不平等。

　　现代社会不只有摘奖无数、斩获名校的教育神话，与孩子做朋友、营造亲密无间的亲子关系几乎也成为了一幅诱人图景。与本世纪初相比，当下中国的阶层流动变得愈加困难，阶层差异也日益悬殊，教育越来越成为许多家庭唯一可能的上升渠道。因此，在越来越多“爱与欢乐”的口号之下，涌动着日益残酷的竞争现实，儿童面对着教育的重负、家长的焦虑以及市场的塑造，难言快乐。如果我们忽视教育的结构性问题与育儿市场的资本逻辑，而仅仅将对于亲子关系和教育的反思停留在指责家长、解放儿童的层面上，儿童的快乐和教育的公平一样，将始终遥不可及。

　　《爱、金钱和孩子：育儿经济学》 【美】马赛厄斯·德普克 法布里奇奥·齐利博蒂 格致出版社 201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