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路纵情“我们不能简单地用中国公众的科学素质水平很低来简单地概括我国公民科学素质的现状，这一现象值得从历史、文化水平、社会生活和社会发展现状诸方面深入分析。”在近日举行的“学习十七大精神 加强公众科学素质建设”研讨会上，清华大学科学技术传播与普及研究中心教授曾国屏的观点引起了与会者关注。

　　《科学时报》记者随后采访了曾国屏，他表示，根据“中国公众科学素养调查”的数据，中国公众在总体分数上远低于发达国家，而在某些问题上的得分却很高，有的甚至达到世界最高。对这个情况进一步研究后，结合对社区科普的调研，曾国屏提出了“生活科学”的概念。

　　2003年中国公众科学素养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公众具备基本科学素养的比例为1.98%，尽管这一数据比1996年的0.2%和2001年的1.4%有了较大提高，但是同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依然很大。美国1995年具备基本科学素养的公众比例为1.2%，欧盟1992年的比例为5%，加拿大1989年的比例为4%，日本1991年的比例为3%。

　　我国首次进行大范围的公众科学素养调查是在1992年，到2005年，已先后进行了6次。从官方公布的数据到媒体的相关报道，这6次调查均传递了这样的信息：中国公众科学素质水平很低。同西方发达国家的对比，也更加印证了这一点。

　　曾国屏指出，一般来说，公众的科学素质水平与经济文化的整体水平相关，我国测量的总体结果低一些是正常的。然而引起他极大兴趣的，则是那些“正常中的反常”：中国公众在某些问题上的得分是很高的，有的甚至达到世界最高。曾国屏给记者举了几个例子。

　　对于与日常生活紧密相关的概念，我国公众能很好地理解，对健康方面的知识更感兴趣。比如，在“吸烟会导致癌症”这一问题上，我国公众的正确率较高，达到84.1%，高于日本。

　　我国公众在接受科学知识时，更注重直观感知和简便好用等因素。例如，在我国，电视成为人们获取信息的首选，比例达到93%，远远高于美国和欧盟。

　　我国公众更关心信息的实用性和工具性。2003年的调查结果显示，公众最感兴趣的信息是致富信息，其次是健康与卫生保健信息。

　　另外，在“地球围绕太阳转”这个问题上，我国公众的正确率为80.2%，高于美国和欧盟。在“人类是从早期动物进化而来”这个问题上，我国公众回答的正确率达到了71.8%，远高于美国的53%和欧盟的68.6%。

　　对此，曾国屏认为，这可能与文化传统和文化氛围的影响有关。他指出，中国古代“小儿辩日”的故事，以及现代中国社会生活赋予“太阳”特殊的含义，促使了人们对于“地球围绕太阳转”的认识。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无神论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习，使得公众更容易接受进化论。

　　面对所谓“反常”数据，曾国屏提出了他长期思考的一个问题：科学究竟是什么？根据英国著名科学社会学家贝尔纳的概括，科学包括“学院科学”和“产业科学”两种建制。

　　学院科学，是科学家出于好奇心，为了追求真理和人类利益而相互信任地一起工作，为知识而知识，是科学最纯粹形式的原型。从事这类科学的人多是处于大学、研究中心等学院机构中的科学家们。

　　而20世纪80年代以来，科学知识的生产日益同国家、企业的利益紧密相连，英国固体物理学家、科学技术学家约翰齐曼将这种新的科学社会建制概括为后学院科学，即产业科学。在这种新型科学建制中，人们更关心“生产力”和“创造财富”。

　　针对现有的两种科学建制，曾国屏质疑：“它是不是全面的呢？”他认为，这个世界上除了求真求知，除了增加财富，还有追求生活质量的问题，还有诸如同环境和谐相处的问题。而这一部分通常被人们用幸福指数来衡量。

　　谈到这里，曾国屏幽默地质问道：“难道科学只管天和地，只管生产，就不管生活了？”既然科学关系到社会的发展，关系到人们如何认识自己在世界当中的位置，那么科学就不应该仅仅属于科学家，它也应该属于大众。

　　“更进一步地，涉及到公众的科学能力。当然，这并不是要我们的广大公众去参与制造电子加速器。”曾国屏笑着说，“而是说公众能够真正利用科学知识去创造更高质量的生活，每一个公民在提高自己的过程中，实际上是推动了整个社会的进步。”

　　对科学的思考，对社区科普的调研，让“生活科学”的概念在曾国屏的脑海中初具雏形。而对2003年中国公众科学素质调查的数据进行再分析后，曾国屏发现，我国公众感兴趣的、理解程度较高的科学，表现出以下5个方面的典型特征：

　　1.与生活基本需求密切关联。我国公众对医学新进展的感兴趣程度较低，但对健康和卫生保健感兴趣的比例却达到了75%。

　　2.强调可用性和直接感知。我国公众对于能通过直观判断的科学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有较好的理解，理解程度达到46.7%。而对于涉及科学认识的严格操作程序科学方法，则表现出较低的理解能力，理解程度仅为8%。

　　3.与社会知识密切联系。这里更多指的是人文和社会科学知识。例如人们在作出购物决定的时候，往往受到“从众效应”的影响，并不一定会考虑其中的“科学性”因素。

　　4.将实用性和工具作用置于优先地位。曾国屏说，生活中随处可见“科学健身”、“科学养生”等说法，在这个意义上，“科学”与“有效”、“合理”等同。它实际上体现出公众意识中的对于科普的实用性和工具性。

　　5.与文化传统底蕴内在相关。例如，受传统文化影响，中国公众更易接受地球围绕太阳旋转的观点和进化论的观点。

　　曾国屏说：“如果将学院科学、后学院科学以及生活科学的对象及目标进行对应的话，可以认为，学院科学对应着客观世界，独立于利益或效应，以追求学术上的建树为旨趣；后学院科学对应着现实世界，与产业和经济紧密结合，以追求财富为目标；生活科学则对应着生活世界，出于实用性和有效性的考虑，谋求生存的福祉。”

　　我国政府历来注重公民科学素质的提高。2002年，国务院正式批准启动“2049行动计划”，2006年又发布了《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2006～2010～2020）》。

　　我国是一个科技、经济和社会发展都落后于发达国家的后发追赶型国家。我国大多数公众更关心的是与现实需求相关知识的实际应用及其影响后果，而非高深的、远离人们现实生活的高尖端科技和知识本身。因此，曾国屏认为，后发国家以正规教育为主渠道传播已成体系的“学院科学”知识的同时，辅以非正规教育渠道传播“生活科学”知识显得尤为必要。

　　曾国屏说：“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既要追求事物的真相，要大力发展生产力，同时要追求健康和谐。这3个方面并不是截然对立的，但侧重面有所不同。”他还指出，我们的科普同时要注意同文化的结合，使之成为中国创新文化的一部分。

　　“事实上，新中国的科普工作从来就不是单纯地依靠讲解科学概念。我们这次所做的工作，是终于从理论上、从科学观上对生活科学概括了几个特点，从而提供了一个理论的启发，使我们今后的工作可能更自觉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