炫火网编者按：近年来，作为承担科学普及功能的科普类节目推陈出新，尝试开拓一批融科学性、趣味性、人文性于一体的新节目形态。本文通过梳理我国科普类节目的发展历程和当前现状发现，科普类节目一方面紧跟中国电视节目整体发展趋势，借鉴融入真人秀、脱口秀、情景剧等，实现了节目模式上的创新突破；另一方面在增强科普类节目的互动性、趣味性、人文性等方面展开了有益探索。本文认为，科普类节目需要跳脱传统科普单向传播的观念，摆脱“唯收视率”和“流量至上”的窠臼，从而实现中国特色的科学传播。本文刊发于《中国电视》2022年第9期。

　　不断提高公众的科学素养，既是各国现代化过程中的内在要求，更是百余年来中国历史与现实昭示的逻辑结果。党的十八大以来，习多次在重要讲话中强调科学普及与科技创新同等重要，要求新时代科普工作有效服务于国家重大发展战略。2020年调查数据显示，通过电视、互联网获取科技信息的公民比例分别为85.5%和74.0%。①不难看出，电视媒体和互联网是当前公众获取科技信息的主要渠道。其中，科普类节目在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近年来，《加油!向未来》《最强大脑》《机智过人》等科普类节目不仅丰富了科学传播的形态、拓宽了传统科学的视野，同时也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收视效果。此外，一些头部视频平台和民间力量也介入科普类节目的制作中，如由腾讯出品的《未来新世界》以新颖的节目创作手法传播当下与未来的科学智慧，引发网友关注。

　　现阶段，科普类节目在形式、内容、审美等层面的多重转型，重塑了科普类节目的发展格局。科普类节目在节目理念、创作实践方面的转向是不断适应新传播环境下受众需求的变化的表现，这不仅在于其内容与形式的转变，更体现为创作理念由“传者本位”向“用户本位”的转换，同时显现出从传统科普走向科学传播的趋势。

　　中国的科普类节目既遵循不同阶段的国家意志、社会文化发展水平与价值取向，又体现了其作为一种特殊类型节目的内在发展规律，还受到了电视节目模式嬗变的影响。我国科普类节目大致经历了从科普类节目初创阶段、传统科普专题节目阶段、戏剧化科普类节目阶段到融媒体科普类节目阶段的发展历程（各个阶段及其代表性作品，见表1），其节目模式也从传统单一的讲座类专题节目模式发展为真人秀、脱口秀、情景剧等多元模式。

　　正如有学者所言，“‘赛先生’（科学）和‘德先生’（民主）在五四运动时期被认为是理性、现代性和进步的代表，能够使中国实现‘富国强兵’地位”。②因此，中国大众传媒中的科普内容不是简单的“讲知识、传本领”，而是和国家发展、民族复兴嵌套在一起的。新中国成立后，面对科技力量底子薄、群众科学素养弱的情况，“重技术、轻科学”的功利主义科学观长时间流行，“‘科学’很容易被代之以‘科技’或‘技术’，这使得科普也被要求服务于生产建设的需要”。③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就相继出现了一批与工农业生产相关的科教电影，如《金小蜂与红铃虫》《麦田压绿肥》等，以普及生产技术知识、科学和卫生常识为主。北京电视台制作的科教专题片《科学卫生和实用知识》和科普专栏节目《科学知识》《医学顾问》（1960年首播），④开创了我国电视科普类节目的先河。囿于当时电视普及率低，这一阶段的科普类节目还未产生较大的社会影响。

　　1978年以后，电视媒介成为科技信息传播的主渠道。在国家“科教兴国”战略的驱动下，以央视为龙头的电视媒体相继推出了一系列科普专题节目，将“知识性、时效性、趣味性”有机融合，引发公众对科学的兴趣，如《科技博览》《走进科学》就是其中的代表。与之相辅相成的是专业化的科教频道开播，成为这一阶段科普类节目传播的主要阵地。

　　2004年之后，《走进科学》迎来具有转折意义的大改版，“故事化”叙事方式成为节目的最大亮点，内容也由科技报道转变为讲述科学故事，引领科普类节目朝着专业化、精品化方向发展。但部分“故事化”的科普类节目后期滑向了过度戏剧化、庸俗猎奇的方向，导致节目丢失了科普类节目的本真。

　　21世纪以来，国内学界对传统科普类节目的质疑和讨论逐渐展开，代表科学普及新形态的“科学传播”概念呼之欲出。另外，随着新媒体的发展和社交媒体的兴起，新媒体平台去权威化的特点赋予了公众参与更多科学议题讨论的可能，为科学家与公众的对话互动提供了契机。有学者认为，“新媒体正在深刻改变科学传播的图景，科学传播的主体结构、科学传播的方式方法以及科学家参与科学的态度都在发生改变”。⑤这些变化也深刻影响了当前科普类节目的创作理念，强调参与性和互动性的融合传播思路被整合到科普类节目制作的多个环节。

　　当前，科学实验类和科学竞技真人秀节目成为当下科普类节目的主要发展方向，其中，《加油！向未来》《最强大脑》《机智过人》等原创节目在技术创新、专业科学团队的建立、精品化制作等多重保障下突破了以往科普题材电视节目“窄众化”的传播窠臼，让科普类节目以新形态再次回归大众视野。

　　整体来看，目前我国科学传播发展处于传统宣教型科普和公众理解科学之间，在局部问题上已出现向公众参与阶段过渡的趋势。⑥这种转向对科普类节目创作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从专题节目模式到综艺节目模式的发展，节目互动形式从“传者本位”向“用户本位”的转变，以及从单向传播到多维互动的转向这几个方面。

　　在借鉴国内外高收视率科普类节目成功经验的基础上，近年来国内科普类节目逐步引入真人秀、脱口秀、情景剧等模式，实现节目内容和形式上的创新表达。与此同时，娱乐语境下科普类节目多元共生的发展格局日益显现。真人秀所追求的真实与科普所探求的真理相契合，作为综合性审美体验形式的“秀”符合受众视听审美倾向。⑦

　　《流言终结者》、Man Lab、Clever!等一批国外优秀科普类节目采用形式多样的科学实验、真人挑战等模式，突出了节目的趣味性，对国内科普类节目有一定借鉴意义。例如作为国内科学竞技与真人秀模式的开创者，《最强大脑》在趣味表达与科学竞技模式的融合中，凭借专业的制作水准和独创赛制，将科学和脑力比拼的竞技感以及视听效果推向了新的高度。

　　还有的真人秀节目通过人工智能新技术的引入、明星嘉宾助阵、竞技赛制的不断升级等，满足了当下受众的视听审美倾向。例如，科学互动演讲节目《未来架构师》融入脱口秀、真人秀元素，辅以人工智能技术，通过科学家或精英演讲者自身故事的情感性升华了科学内容的严谨性，拉进了观众与科学之间的距离；《从地球出发》采用“科幻剧+科学说”这一新颖的节目模式，通过情景剧、脱口秀的方式展开天文科学知识科普，让观众在极具审美性的科幻大片和脱口秀的趣味表达中探寻太空科学知识的奥秘。

　　总之，科普类综艺节目的诞生和发展与中国电视节目模式的变迁轨迹高度重合。从传统科普专题到科普类综艺节目的发展，是科普类节目不断适应受众（用户）和市场需求的变化、吸收借鉴国内外成功节目模式和创作经验的结果。

　　当前科普类节目利用新媒体传播体系，强化用户思维，推动节目互动形式向深度开掘，进一步延伸了节目的传播范围和互动层次，提升了用户的参与感和体验感。例如《加油！向未来》以“提问+猜想+验证+揭晓”的节目形态深入引导用户的认知环节，以科学猜想、跨屏互动、实验征集引导用户参与节目互动、加入科学探索，推动了科普类节目的融媒体传播转向，为公众走近科学、参与科学提供了更多可能性。

　　科学猜想环节的设置改变了传统低效能的问答模式，形成了新的深度互动模式—“思维参与互动模式”。⑧节目利用新媒体搭建同名微信答题小程序平台来实现跨屏互动，打破了电视单向传播的局限，通过在小程序内设置游戏、抽奖等特定互动情景吸引用户参与答题，寓教于乐。

　　节目还通过新媒体渠道公开征集空间科学实验，建立起与公众的深度互动，让更多用户得以参与节目内容生产环节，进一步推动了公众参与科学实验或科学研究。公众参与科学实验方案的设计，不仅使公众从参与节目问答的客体转变为科学实验的设计主体和节目的创作主体，还为节目创作贡献了更多的集体智慧。

　　例如在《加油！向未来》第三季中，“液态金属实验”和“土豆腐败实验”在近300份公开征集的实验方案中脱颖而出，成功摘取了登空实验“特权”。《加油！向未来》以科学猜想、跨屏互动、实验征集等方式，引导用户充分参与节目互动和科学探索，实践着科普类节目的融合传播转向，较大提升了科普类节目在新媒体环境下的科学传播效果。

　　区别于传统科普类节目，面向科学传播的节目强调科学共同体与公众之间的双向互动。当前科普类节目一改传统专题节目自上而下式单向传输状态，在节目内外探索开展科学家与观众的对话互动，推动了科普类节目的话语转向实践。

　　例如，《未来架构师》在人工智能语音识别系统和实时追踪系统的机器人等AI技术的加持下，以独辟蹊径的演讲方式，加上现场嘉宾团的弹幕互动、300秒快问快答两种互动形式，精简节目流程，为科学家与公众实现平等对话提供了可能。节目中由意见领袖、“大V”等组成的未来观察员在实时追踪机器人“大智”的协助下，通过弹幕发问与演讲嘉宾进行观点交锋，这些意见领袖的提问既有专业性和针对性，同时为节目提供观点和制造舆论，提升了节目的科学传播效果。

　　在《未来架构师》中，观察团曾经向鲁白教授发问“科普是科学家的必要责任吗”，这一问题直指科学家参与科普事业的症结，即科学家缺位科学传播、对科学传播存在知行反差的现象。⑨鲁白教授并未回避这一问题，而是给出了积极诚恳的正面回应，化解了观众的疑问。

　　对话环节的设置一方面实现了科学家与观众的平等交流，扩大了话题活跃区；另一方面，科学家通过媒体与公众交流畅谈，分享自己的科学愿景和科研成果，也有助于提升科学家参与科学传播的意愿。

　　科普类节目的发展将是一个长期的机遇与挑战并存的过程，既要在节目中保持科学的严谨性、真实性，又要注重节目的趣味性和人文性表达，如何实现科学知识普及和艺术表达的平衡，是科普类节目创作的关键。

　　本文认为，跳脱传统科普观念转向，以科学传播的新观念为指导，注重科学性与人文性的协调、破除“唯收视率”和流量至上的思维、以互联网思维构筑科学传播的生态等，都对探索中国特色的科学传播、发展科普类节目新形态具有积极意义。

　　以往的科普类节目往往侧重于科学知识的传授，过度强调科学的权威性和严谨性，缺少对特定个体和群体的关注。当前科普类节目则更应强调人文精神的复归，注重节目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协调，以用户为本位，让公众接触、感受并理解科学。实现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深度融合，要求科普类节目在普及科学知识、传播科学精神的同时，以人文精神为导向，体现科学对人类的价值关怀，肯定人在科学探索中的主体地位，推动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从互通互动走向深度融合，着眼于公众科学素养和人文素养的协同提升。

　　《最强大脑》虽然强调以脑力水平的选拔标准，让天赋异禀或后天苦练的人都有登上舞台的平等机会，同时也不乏对身残志坚且具有超强脑力水平的的关注，体现出对生命个体的存在、尊严和价值的肯定。《机智过人》以解决人们现实生活的难点问题为核心，聚焦人工智能最新科技成果改变普通人命运的个体故事，展现出科学与人文的互融互通；《未来架构师》为科学家讲述科学故事，与公众直接对话提供了舞台。

　　当前一些科普类节目在保证科学性的同时，增添了节目的人文色彩和精神内涵，但上述表达仍局限于科学与人文的主流价值观传播，而对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探讨和融合还不够深入。更进一步而言，如何将科学精神、人文精神与爱国主义精神深度结合，讲好中国的科学故事与科学家故事，同时满足用户认识自我、探索世界、求知求新的科学诉求，应当成为科普类节目继续努力的方向。

　　毋庸讳言，近年来的科普类真人秀节目也出现过作弊、黑幕等风波，被观众质疑为从科普类节目沦为“流量节目”。在科普与真人秀的融合“嫁接”重获市场认可的同时，也出现了科普类节目定性上的争议，质疑的声音指向这类节目本质上借用科普之名追求流量效应。

　　当前，科普类节目也面临商业化的挑战，以高收视率、高点击量实现广告创收从而反哺节目创新投入的传统思维，容易陷入“唯收视率”和“流量至上”的恶性循环中，导致急功近利的短视操作。对此，要树立以科学态度制作科普类节目的理念。

　　一方面，要坚持打造优质原创内容，让科学家和专业节目制作团队深耕细作，在节目原创性、科学性、趣味表达方面下足功夫。科普类节目的创作应“以质量求流量”，而非“以噱头求流量”。只有以高水平的节目创新，才能避免同质化竞争，持续展现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成果，提振中国的科学自信，助力科学传播。

　　另一方面，要把握好科学性和娱乐性之间的平衡，回归科普的本质，把握好娱乐的尺度，以娱乐元素配合科学性表达，提升节目的趣味性和传播性。从少数科学真人秀节目的过度娱乐化倾向所招致的质疑中不难发现，科普类节目向娱乐化方向发展往往会致使科学走向庸俗化、碎片化、平面化。因此，就科普类节目创作而言，科学始终是本质，艺术、娱乐只是表现形式。

　　互联网等新技术的发展给科学传播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如何利用新媒体助推科学传播已成为当前需要面对的紧迫课题。纵观当前科普类节目的发展，除少数节目在融合传播、节目深度互动模式、AI技术应用等方面展开探索外，科学传播还未嵌入新媒体环境下具有实用性的消费场景中。

　　新的传播环境的变化和科普理念的发展都需要科普类节目制作一方转变传统思维，在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新媒体环境下以“互联网+”的新思维开拓具有中国特色的科学传播节目和生态链，以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技术赋能电视科普类节目向网络化、智能化方向转变。

　　具体而言，一是用活新媒体平台，持续优化科普类节目的传播方式。电视媒体可发挥其内容优势，提供更多优质科普类节目内容，同时充分利用微信、微博、抖音等新媒体平台，构建完善的新媒体传播体系和传播方案，吸引更多用户参与科学议题的讨论，促进科学家与公众在新媒体平台上的交流互动，不断扩大科普类节目的传播范围和影响力。

　　二是以大数据技术为依托，将用户思维和数据思维贯彻其中，实现精准、有效传播。对科普类节目大数据的收集和分析，可以明确不同受众对科普类节目的心理期待和需求状况，洞察用户的媒介偏好和接收习惯，以用户相关数据为依据制定精准化、个性化的传播方案，提高科普传播效果。⑩

　　三是打造具有影响力的科学传播服务云平台和生态体系，使科普类节目作为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如借鉴“果壳网”及其“果壳”App的模式，通过开发科学传播云平台，广泛吸纳社会成员参与，构筑科学家、公众、媒体、科普创作团队等多方互动交流、共生共存的微生态系统，同时延伸相关产业链，最终以科普类节目的发展创新推动整个科普生态的优化，进而构建起公众科学传播中的重要一环。

　　作者赵华健系苏州大学传媒学院2021级博士研究生，陈一系苏州大学传媒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本文系教育部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新文科’背景下新闻传播专业学生的科技素养与数据意识提升师资培训计划”〈项目编号：0〉的阶段性成果

　　①何薇、张超、任磊等：《中国公民的科学素质及对科学技术的态度—2020年中国公民科学素质抽样调查报告》，《科普研究》2021年第2期。

　　②郑永年：《技术赋权：中国的互联网、国家与社会》，东方出版社2013年版，第3页。

　　④乐琦、鞠超：《我国电视科普节目发展进程与途径探索》，《科普研究》2012年第36期。

　　⑤金兼斌、江苏佳、陈安繁等：《新媒体平台上的科学传播效果：基于微信公众号的研究》，《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2期。

　　⑥刘华杰：《科学传播的三种模型与三个阶段》，《科普研究》2009年第19期。

　　⑦潘希鸣：《当代科普类节目的审美转型》，《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3期。

　　⑧孙振虎、鹿艺佳：《电视节目互动模式的创新发展路径—以央视泛科普节目〈加油向未来〉第三季为例》，《新闻与写作》2019年第4期。

　　⑨金兼斌、吴欧、楚亚杰等：《科学家参与科学传播的知行反差：价值认同与机构奖惩的角度》，《新闻与传播研究》2018年第2期。

　　⑩刘峰：《大数据时代电视科普节目的传播策略探析》，《科普研究》2013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