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心如铁在线观看“后现代艺术”是一个复合概念，它或多或少存在可能的低俗性和虚无性，这不代表后现代文化艺术的一无是处，或者低劣于前现代文明。后现代艺术是一个极为开放的多维体系，不再像传统艺术那样要求作品、作者、观众的统一性，更不囿于民族国家的狭隘文化主体。

　　王：“再中国化”实行“走近中国文化经典”的路程是艰难的，因为以文化个体的眼光确立经典确乎带有文化层面的冒险性。但是理论家存在的意义就在于，在价值平面化模式重树文化经典的尺度，并通过严格的淘汰提升“文化经典”的地位，进而坚持在传统经典基点上，全面开始新世纪中国文化经典的创造，并从中产生新时代的文化大家。可以说，在中国文化普及了二十年以后，应推出一大批文化精英。只有中国文化大家的国际影响力提升了，才可能对日本、韩国、东南亚形成更大影响，才可能从发现东方文化的精髓到推出一个新的理念中国文化的输出。

　　按：这里，无非是对传统经典“去糟粕、取精华”的老套主张，“进而坚持在传统经典基点上，全面开始新世纪中国文化经典的创造，并从中产生新时代的文化大家”。诚然，即便今后产生几位中国古典文化的诠释大家，他们同样无力在日本、韩国、东南亚掀起“再中国化”运动。走近“经典”是一个知识考古学范围，其目的不在于创新经典或改变经典，而是了解经典的知识要义。

　　王：需要指出的是，创新经典是新世纪中国文化的文化战略。当代文化应该多元化，但是多元不应没有文化主调！我们应该在走进经典中重新体认发掘文化经典的当代意义，进而创造属于这个时代的新经典。在当代文化的文化定位这个文化发展的基本问题上，我认识到文化原创性和寻找国际审美共识是当代努力的方向，只有真正走近经典的文化家才有可能成为时代文化大家，也只有不断创出新经典的原创型文化家才有可能成为时代文化大家。换言之，当代中国文化重要课题在于在自身创新中寻找一种国际性的“审美共识”。将本民族传统的审美空间扩散到更大的现代文化空间中去，形成一种国际性文化审美形式通感或基本共识。这就要求我们要借鉴西方一些现代艺术的形式通约，融入本土文化内容，使之充实而具备现代形式美感。在这个过程中，内容将更多变成意境，形式将更多变成语言，最终达成新内容与新形式的完善结合，变成国际性的具有审美共识性的文化美。这表明从本土主义文化出发，应该提出世界主义的文化观。就是说，文化不仅仅是东方化的审美需要，也是整个人类的审美需要。

　　按：王岳川的一个根本错误在于他认为只要走进经典之中，便能发掘文化经典的当代意义，而不是从当代现实生活和实际问题矛盾出发。这种坚守文化经典的思路如同迷信祖传秘方一样荒谬不堪。也就是说，王岳川在古典文化艺术找出“中国经验”、“中国元素”、“中国身份”，然后将它们进行当代改造，不如说是利用现代技术手段，“将本民族传统的审美空间扩散到更大的现代文化空间中去，形成一种国际性文化审美形式通感或基本共识”。就像天津推广的“音像配”京剧艺术，张艺谋导演的北京奥运开幕式，让老古董、旧黄历在现代技术下变得五光十色。这种死人与活人的“阴阳配”，便是王岳川倡导“走进经典”和“创新经典”的实践路线图，但它在本质上无法改变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在贫瘠，相反是滥用现代技术文明。用当代高科技手段去弘扬“天人合一”和“王道皇权”是一种典型的思维错乱。

　　王：中国文化不应再亦步亦趋地追逐西方潮流，我们必须扬弃西方的现代文化与后现代艺术的低俗性和虚无性，吁求西方思想家对中国文化的更多关注，冷静思考人类的未来是否可以将东西方文化中精神相通的要素整合起来，在相互理解消除文化误读发现差异性文化之间心灵相似性。在真正的文化整体上创新中，拿出巨大的心智和勇气着手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精神生态失衡问题，让人类告别战争、瘟疫、罪恶，走向新世纪绿色生态的自然和社会。创新经典是新世纪中国崛起的文化战略，这意味着，新世纪中国文化不仅是中国的，也应该“走出去”而成为人类的世界的！在我看来，这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而已。

　　按：中国人在今后的时代里，不学习世界现有一切优秀文化并吃透现代文明，那他们就不可能成为创造型的文化大国。全盘西化在情感上虽然让中国人难以接受，但他绝不是文化虚伪主义，而是文化择优的理性务实主义。王岳川大言不惭地说“我们必须扬弃西方的现代文化与后现代艺术的低俗性和虚无性，吁求西方思想家对中国文化的更多关注”。要知道，西方现代文化本来就有文化传统基础，准确的说是欧洲16世纪以来的非物质的思想运动和18世纪后工业化革命，形成了民主宪政与科学技术的现代文明体系。除了台湾地区之外，中国人至今还没有实现现代政体文明，自然谈不上什么扬不扬弃的问题，对于拿来主义的科学技术，从任何一个方面都不可能扬弃，除非中国人要回到中世纪农耕时代。

　　“后现代艺术”是一个复合概念，它或多或少存在可能的低俗性和虚无性，这不代表后现代文化艺术的一无是处，或者低劣于前现代文明。后现代艺术是一个极为开放的多维体系，不再像传统艺术那样要求作品、作者、观众的统一性，更不囿于民族国家的狭隘文化主体。换言之，在后现代主义看来，除了自己之外，一切他人都是“他者”，包括自己的父母以及祖先，更别说西方或东方这种宏大的集体意志，它们全然抹平了个体独立价值的普遍实现。坚持“中国文化”的民族传统，无形中将中国人置于无限过去的历史他者，生命由此丧失了独立存在的个性张力。换言之，中国人必须通过自身创造力确立他们对世界的文明贡献，从而展现他们存在的生命意义，他们既不是祖先的生命副本也不是西方的永远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