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式守约在过去的数十年内，母亲和母性的观念在女性主义文学中得到了积极地讨论，尤其是通过露西伊利格瑞(Luce Irigaray)和朱莉亚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的作品。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德鲁希拉康奈尔(Drucilla Cornell)研究了母性和母性身份的伦理含义。除此之外，他们的观念还希望将现代话语转向伦理学与主体性，他们与政治策略和观念的产生有直接的关联。不幸的是，这种与政治政治行动直接相关的政治因素，经常缺乏探索，造成消除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分裂，使双方都失去意义和价值。

　　就我们公共传统和哲学传统的定义来看，母亲，如列维纳斯提到的，是“为别人的生物，而不是为她自己” (列维纳斯，引自 Chalier, 1991:126.)，照顾的观念由列维纳斯的朋友和早期导师海德格尔发展被萨特视作否定的消极含义，列维纳斯 对“照顾”的思考基于母性，通常是一种可能性，是对积极道德观念和类似伦理的接纳。显然，这种朋友与他人之间的关系没有首先将他人暗示为潜在的敌人，而是不同政治种类的可能性，这一切在母亲联合委员会的积极分子、具体形式和没有“忘记母亲”的标语中得到了发展。(就列维纳斯的著作来说)

　　列维纳斯将母性关系视作一扇门，这扇门朝向伦理和宗教。然而母性关系只是一个消极的可能性，通过打开自己在社会和文化的领域中得以呈现。同样，对于克里斯蒂娃而言母性关系的体验是前俄狄浦斯式的，也就是说，它外在于文化与社会的确立。在这种意义上，它正是伦理和政治的起源，结果，接踵而至的它们却将母亲抛在了背后。正如克里斯蒂娃，对于列维纳斯而言母性是前社会与前文化的。支持了列维纳斯的母亲的主要功能，对我们的分析必不可少的是同他者的关系。在母亲的帮助下，列维纳斯论述道，一个人可以站在敌人∕朋友之外的立场上与他人相关，制造不可能的可能战胜没有个体生物陷入世界的存在论。就列维纳斯来说，它变得更为普遍母亲所处的位置为的是提高伦理的关系，尽管母亲自身在伦理的领域没有立足之处，但却成为它的场域与起源。

　　当母性被甩在后面时，我们必须质问我们自己为什么?为什么母亲被留在身后，为什么那个家园被隔离在世界之外?又为什么母亲最初被放置在家庭之内?母性的作用，如伊利格瑞指出的，为社会和政治秩序提供了一个基础，对于欲望的秩序而言也是同样，但是母亲自身总是被她的必要性限制。就必要性而言个体或者集体的被履行的，除去母性的功能一无所有。母亲的能量除去满足她自己的欲望和需求也一无所有，特别是在宗教、政治和社会的维度内。(伊利格瑞，1991年)。很明确的说，在某些意义上政治即母性的，或者反之母性即政治的都与政治和哲学的传统背道而驰，因为这些传统最初就是建立在遗弃母亲之上的。自从传统的母亲被驱逐出民用和军用社会，就这样的文化而言，遗留下来的仅仅是“母亲的观念”(an idea of mother)，它可以转义为祖国和故乡。母亲本身只是作为一个象征被接受。

　　在公众领域的内部或者前方提及时，母亲仍然必须停留在社会和宗教的领域之外，当不涉及男性的政治主观性时，母亲便不能成为一个政治的积极分子。母亲表现出失语与前文化特征，在自我之前的所有一切都是在政治上相关联的。这种列维纳斯式的立场破坏了他获取新差异性道德的主张(反对一致性的存在论传统)，因为它从确认开始，然后容纳了母亲的差异。它将母亲从政治、社会、文化，特别是神学的领域中流放。它将母性经验匹配到另外一个水平线上道德的水平线和与他者的适当关系。

　　伊利格瑞曾经论述到西方传统实际上是一个弑母的传统，由于我们文化的繁殖和繁殖本身成为一种政治隐喻，母亲的形象也象征性的被湮灭了。所以，母亲主动同时呈现为母亲和政治积极分子，这在基于反对母性身份的政治领域是难以接受的。这种母亲在政治上的回归不是作为文学或者哲学的风格而是具体的政治行动者构成了一个稀有的现象。这些作品，尤其是在后苏联时代，运用在母亲形象上的两种形式：古代基督与苏维埃，合成与利用这两种强大尽管相对的形式片段成为可能。

　　一方面，在俄罗斯正统基督教下，一种“母性”和“母亲”所享有的社会与文化的重要性帮助了母系政治的成功。(我想在这里强调，士兵母亲委员会联盟正在操纵着这些构想，这并不是为了毫无批判地接受合理的“母性”的定义，而是为了他们自身的政治斗争。这是他们从现存的文化语境中挪用过来的手段之一，而且参与者是否相信它，也与他们的行动无关。)另一方面，在苏联时期，妇女角色的政治化开启了对女性作为一个积极的政治主体的构想。例如，克里斯蒂娃特别提到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把妇女作为一股社会政治力量来看待，允许女性在一种“毫无奴性以及归顺感和排斥感的状态下成长”。(克里斯蒂娃，1987:117)先不管克里斯蒂娃这种陈述的问题(在苏联时期，任何的政治认同都是一个问题重重的概念，甚至可以被当作一种美好愿望来对待，更不用提这种被任命的主体身份，与男性主体不相上下的身份，并没有对性别歧视的状态有多大改变)，很明显，苏联的女性公民被象征性地、字面上地认为是在政府化的过程中的积极政治主体(我曾在其他地方争论过，这一进程在布尔什维克的统治下，要早早地先于80年代戈尔巴乔夫改革。见阿莉斯塔克娃，1995，第三章)。而且，的确，士兵母亲委员会联盟的模式在许多方面都严重借鉴了他们苏联的女前辈们。

　　同时，我们应该认识到坚持在社会范围内女性力量的沉默的其他文化力量的存在，并且它使得士兵母亲委员会联盟在将女性实践注射入政治活动家的领域中所作的努力是多变的。根据沙利耶在列维纳斯中所说的，“母体知道其主观性”只有“通过它的血肉。”然而，留给女人的伦理学，如果它真的存在的话，只能是来自“作为母亲”这一种身份的，别无其他。来自士兵母亲委员会联盟的母亲们，就是把这个“别无其他”转变成了把母性角色政治化的勇气，以及从抗议与从属的政治危机中寻找出路的一个途径。

　　母系政治活动并不依赖于常规的政府捐赠以达到统一的思想，因为母亲这个概念允许“一些母亲”在不消除她们的差异下互相扮演着有形的身份。在不需要“通过信念”签署或声明一些共识的前提下，这为她们的政治激进主义提供了一个平台。母亲们不需要去签署一个母性的章程或项目。因此，从属的问题便不是一个重要的议题，它是针对那些内化政治的问题。她们的密码是“理想化的”并且是“超越”政治观念形态的，因为大多数观念形态都在试图达到那些不可能的正如只有母亲们具备的，道德的力量和合理化的行动方式(就定义来讲，即爱并关心他人，而不是他们自己)。对于政治党派和团体来说，模仿前俄狄浦斯幻想时期的体贴、具牺牲精神的形象是再寻常不过的了(例如苏维埃政权的标语之一“党如母亲一般爱你”)。

　　当一个事物代表着另一个事物的时候，它把自己放在与那个被代表的事物同一的水平上。同一性是代表的基础，差异性往往从根本上破坏代表制的政治。一个事物与它所代表的事物越相像(在阶层上、性取向上、性别上、民族上、缺陷上、年龄上等等)，它就越拥有更多的代表权。但士兵的母亲们却不同。她们不代表其他爱自己孩子的母亲们，她们代表的是那些与她们完全不同的，但却与她们通过母亲身份的象征而相关联的人们任何实际的或潜在的士兵。

　　她们声称他们为自己潜在的孩子们，尽管他们可能与她们在任何社会上和文化上所代表的意味深长的层面民族、宗教、性取向、性别、年龄等，不尽相同。亲属关系通常甚至不被合理地包含在政治范畴内，由于它们属于家庭法之中，但是在任何事件中大多数时候他们代表其他人的孩子。这就是为什么，在他们的事例中代表性的问题以及它的危机，并没有破坏到他们的斗争和激进主义(尽管这必须每隔一天就协商一次，但它并不是名字所带来的问题，而是所内含的行动，以及战术和策略的调整。)母系政治看上去像是传统地以消极的母性作用为己任，通过将自己积极地消解在母爱中，使它成为其政治斗争的源泉之一。这样，母爱证明自己是一种盗用艺术家及知识分子传统角色的政治主体性的政治起源。

　　许多人对这种母性作为任何一种政治源泉的介入提出异议。一些女性主义的政治著作，尤其是西方的著作，认为母性是一个女人成为政治激进主义者的障碍，特别是在当下的社会与文化制度中。这种情况下，士兵母亲委员会联盟即从根本上摧毁了这种把对母性的传统看法否决为社会、宗教或文化的思想或刻板模式的观念。即使是对法国女性主义者进行社会和政治上的主体化，也意味着否定当今对母性的理解。士兵母亲委员会联盟实际上恰巧与此做法相反它将它(母性)置于其政治上的中心议程中，而并不定义和讨论它(母性)。它更新并更正了关于母性的传统理解，这种传统理解已被剥去一切公共的含义并被限制在前俄狄浦斯、家、家乡、房子、居所、亲密行为的沉寂之中，并且，士兵母亲委员会联盟还给它在国家军事机器之内的政治斗争之中寻找到了一个合适的位置。的确，士兵母亲们将她们的政治根基放在母性经验上，并且她们将这种“简化的”显著的功能置于她们的行动之上。她们承担这种风险。她们展现出如果这种战术在被以一种境遇主义的方式使用时，作为一种新的政治策略将会是多么的有效。通过试验和错误，她们不断地微调战术。谁、什么时候、如何实施母性政治，与对其局限性和危险性的全面理解，以及面对它们所需的准备将给结果带来同样多的内容。

　　为了行之有效，母性政治从它的特殊语境中吸取，极为灵活多变地回应它。因此，她们的政治行动质疑信奉普救说者在西方和俄国的母性理论下讨论母性实践时笼统的一概而论认为它们或者是精神分析学中的后拉康主义，或者是后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亦或是俄罗斯的东正教。在后苏联时代占主要地位的东正教语境中，即那种对自身民族的和宗教的异质性仍旧盲目的语境中，士兵母亲委员会联盟并没有对母亲们实行去主观化的行为(伊莉格瑞和其他天主教语境内所暗指的)，而是对她们进行再主观化(由于她们已经被苏维埃政府界定为政治主体)。她们制定并使用传统地远置于母性之外但根基于母性的结构(例如，军队和经济总是需求“年轻力量”)。士兵母亲委员会联盟行动将立场和母性的位置问题置于政治的、合法的及伦理的问题中心，并将它从家庭计划问题转变成为政府、公民权利、军事实践和法律本身的问题之上。通过将它们自身置于这些层面中，将对“母亲”的关注转移到“孩子所有公民”身上，她们激进并卓有成效地避免家庭、社会的二元论。毫无疑问，士兵母亲委员会联盟创造了一种新的政治主观性的形式，它开启了一种在来自他人的母性以及针对他人的母性间的伦理关系的可能性。伊莉格瑞、康奈尔以及其他关于在母性的行为准则和法律的方面重新界定母性的概念的作品都是尽人皆知的。然而，包含在士兵母亲委员会联盟中母性政治力量强迫我们这些理论家们，要时常地将我们的观念本土化，并且以现存的政治激进主义的新思想和实践与之协调。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激进化为基于敌/友范式的现存政治危机创造出路的过程。

　　毫无疑问，这很有可能引起对士兵母亲委员会联盟及其行动，还有对我从他们的工作中得来的“母性政治”的观念的指责声音。当母亲被通过利他主义和自我否定来定义时，一个人便能够声明他们的行动是对母性的牺牲性常态的复制。他也可以声明完全相反的内容他们的工作揭示了母性也通常是残酷的和利己的，因为母亲们需要她们的孩子们去实现其自我价值，从而像财产和交换价值那样使用他们。这也很可能宣称她们是具有政治反动性的，而且这样的组织也是不稳定的。当然，她们的所作所为是独特的，也不能仅仅被视为一些人的简单实践而已。重要的是，自从1989年来，在当时政治的不景气和俄罗斯政府系统的危机下，以及西方政党政治和左翼政治的状况下，它已经极具效率和道德性地运转至今。当许多激进主义者诉诸旧有的代表性的政治或“无出路”的悲观主义寻求依靠时，这些政治新思想下的行动以及士兵母亲们的成功，使得我们同时在实践上和观念上拓展了我们对政治抵抗的视野。

　　正是通过“母亲”的角色对政治道德性的质疑，使得“自我他人”的区分在政治问题立场的使用上复杂化了。除了父母双亲的地位，再没有其他的主体地位被以如此“无私”的、如此非政治化的非社会化的措辞形容(在社会范围之外)。另外，尽管父系的，更确切地说，双亲中的男性层面被通常视为宗教的、传道者的、文学的、政治的以及其他社会结构类型的基础，母系的层面也极少被置于其主观的、心灵上的、前象征性的、生理上的，或是精神分析学上的陷阱之外。“成为一个母亲”在这种意义上就不是一个激进主义文学上的或是艺术性试验上的表示了，也不是身份转换、性征的违背以及通常下与“子宫妒羡”相关联的医学和生理奇迹上的表现。它是一个敞开的、安静的邀请，邀请加入、促进、帮助、寻求帮助，并且参与到一个正在进行中的由一些与俄罗斯的军事、政府机关相关的女人们组成的群体所进行的政治斗争中。

　　[2]一位重要的俄罗斯哲学家表达了他的不服，说道：“苏珊.鲍莫蕬审视了莫斯科艺术家法伊比索维奇的作品，我们听说这是1970年代的技术，并且还在继续着。虽然你可以这么说，但艺术家却消失了。他消失在对自己形象的代表的技术中。这种代表系统是如此的陈旧不堪，以至于用这种方法创作的所有作品早就失去了价值。那么，我们现在怎么办?

　　我也工作，我也知道有什么是已经被做了和已经被想过。但这种思考却并不是我自己的!对于乔治巴塔耶，美国已经进行了三十年的阅读和书写，而我只是刚刚开始打算写一些关于他的东西。我现在该做什么?不写关于巴塔耶或者迪赛德的东西吗?就因为已经有了一整套对于他的思考传统所以我就不能涉足了吗?这样的说法真是太可笑了。我是一个活生生的、思考着，并且书写着、描绘着的生存个体。我存在，我作为。我们迁移着、生存着。对我而言，自由正在于此。”(Valery Podoroga. Fresh Cream: Contemporary Art in Culture. Phaidon, 2000, p. 41)

　　[3] 我在这里所说的“意识形态”是指一系列写进党章、艺术宣言或符码的观念和信念。“政党意识形态”并不指马克思主义当中的那种意识形态及其派生物。

　　[4] 齐泽克的《棘手线)就是这种“没有出路”的例子，这个具有争论性的作品以非常令人信服的态度指向一种政治行为，但这种行为却缺乏普通原则作为基础。

　　[5] “传统政治植根于区分以及仔细辨别敌友，这种传统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按照这个传统，施密特总结道：通过特殊的政治划分，我们可以削减一切政治行为和概念，这种划分存在于敌友之间。”(施密特，引自德里达，1997：84-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