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都降临，最初以英文写就，以下是中文翻译版。部分引用译自英文可能存在偏差。外国人名皆保留了英文形式。

　　邦妮（Bonnie）和克莱德（Clyde）大概是美国历史上最有名的罪犯组合了。以他们之名命名的电影《雌雄大盗》由Arthur Penn执导并于1967年上映。这部电影震撼了当时的观众们。而三十年后，另一部与之相似的公路片在1991年上映，而它又唤起了三十年前那份逃亡天涯的故事记忆。《末路狂花》由Ridley Scott执导，它就和《雌雄大盗》一样备受争议。两部电影都在当代报纸上激发了广泛的讨论，来自美国各地，甚至其他国家的观众都参与了当时的讨论热潮。关于这两部电影的当代电影评论揭露了人们随时间而改变关注的火热话题。即便从现代社会来看，这两部老电影仍然提供了宝贵的价值和意义。

　　《雌雄大盗》有三个显著的，广为讨论的特质。它有许多的暴力，犯罪，枪击，抢劫，绑架场面。然而，所有的罪恶行径都可以追溯到巴洛帮，这个存在于1930年的真实犯罪团伙，而它的首领就是邦妮·帕克（Bonnie Parker）和克莱德·巴洛（Clyde Barrow）。抛开所有的争议不谈，《雌雄大盗》依然是一部为美国，甚至世界时尚界带来新潮流的电影。

　　有关《雌雄大盗》的争论激烈而旷日持久，而主要的批评于争议来源就是它的暴力场面。《纽约时报》（

　　）的一名读者给报纸寄送了一份对于电影的个人观察。这份观察可以让我们一窥《雌雄大盗》公众讨论的大致摸样。

　　Marry Ellen Roof（1968），也就是那名读者，说到：“我认识的所有看过这部电影的人要么非常喜欢，要么非常讨厌它。没有人对它保持中立，没有人能看完它还保持无动于衷”(D7)。《雌雄大盗》太热门，以至于它甚至收到了来自加拿大的评论，说这电影正在给年轻人喂食一些“缺德的垃圾”（Langmead 1968，6）。许多观众和影评人都热切关注《雌雄大盗》的道德问题。这是因为它有许多十分残忍血腥的场面，比如角色在子弹雨中被打成筛子。《纽约时报》的一位作者公开批评了《雌雄大盗》中不道德的犯罪场面，他的名字叫Bosley Crowther（1967）。Crowther在报纸上评论这部电影就是

　　Crowther激烈地批评了《雌雄大盗》，也因此收获了一些《纽约时报》读者的认可和赞许，但他收到的多数回应则是质疑他电影评价的愤怒来信（D7-8）。电影的许多负面评价都提到了道德和暴力的问题，讨厌这部电影的人基于这两点定义了电影的原罪：根据两个真实且不可饶恕的犯罪首领的故事改编的电影。另一方面，《雌雄大盗》的支持者在暴力和犯罪故事中看到了不同的主题与意义。关于这部电影的暴力元素的讨论无法单独立足，除非先考察人们对巴洛帮历史的态度，这一点在当代报纸评论中也是个流行话题。

　　同时成为了批评家的靶子和1930年代美国的映射。与《雌雄大盗》不同，真实的巴洛帮成员才不是什么值得赞美的神雕侠侣。因此，一部分批评家认为以巴洛帮为灵感很令人不安，这也是合情合理的。正如《纽约时报》所发布的文章所说：

　　Crowther把大部分笔墨都用在了说明历史上的邦妮和克莱德不是好人上。

　　通过批判电影的历史灵感来源，Crowther坚定的认为电影不应当美化或浪漫化真实的罪犯。他认为将历史人物，尤其是罪犯，搬到大屏幕上并重新定义他们的人格有坏影响。将杀手刻画成正方主人公暗示了这种支持犯罪和偷换大众对罪犯印象的意图。罪犯和暴力一并成为了《雌雄大盗》被批对人影响恶劣的原因。因此，“影响恶劣”是诸多反对声音诞生的原因之一，也是许多影评对电影表示忧心忡忡的主要缘由。

　　批评者们质问道电影究竟应不应该歌颂犯罪，尤其电影又是一种极具影响力的娱乐媒体。正如Crowther的结论所说，《雌雄大盗》无法作为一种“健全的娱乐”说服他。然而，支持者们相信电影角色邦妮和克莱德应当与历史分隔看待，而且《雌雄大盗》不但没有鼓励暴力，反而积极的反对暴力。

　　) 的Phil Casey（1967）和来自《纽约时报》的John Toland（1968）各自开展了持中立偏支持态度的文本研究，考察1930年代巴洛帮和其他犯罪团体的历史。他们同样比较了电影和历史，并尝试寻找相似或不同之处。他们的研究结果包括邦妮确实写了诗，克莱德更凶恶而不是多愁善感等（Casey K5；Toland 223）。虽然他们没有明确表达对电影的任何价值判断，但他们证明了20世纪30年代对诚实的人来说并不友善。许多对《雌雄大盗》的赞美之词往往包含了对那个时代的哀叹。例如，德克萨斯州的《奥斯汀政治家》

　　这部电影创造了一种大萧条时期的感觉，在这个时代，犯罪是一种宣布、记录自己的方式（Covington 1967, 34）。

　　支持者在电影中发现了更大的意义，因此确认了他们的立场。他们认为，这部电影通过罪犯的故事和暴力的使用，戏剧性地描绘了一个糟糕的时代。在谴责坏人之前，我们应该始终反思一个糟糕的时代。争论的双方都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尽管另一波支持的浪潮在没有讨论暴力问题的情况下仍然普及开来。

　　《雌雄大盗》的造型是伦敦最新的时尚热潮（Londons Latest 1967, B1）。

　　这部电影和它的服装在英国确实越来越受欢迎，因为人们非常关注并希望了解更多关于这部电影的信息。Toland（1968）的文章进一步证实了《雌雄大盗》为美国以外的观众提供的精彩视觉体验，他在文章中写道：我收到一个英国年轻人的请求，希望得到更多关于邦妮和克莱德的信息，最微小的碎片，以及图片，拜托了”（222）。观众对这部电影及其时尚感兴趣，间接反映出他们也认可这部电影的理念。电影中人物所穿的服装准确地揭示了他们的个性。《雌雄大盗》的服装设计师Theadora Van Runkle（1968）证实了服装的表现力，她说：“我试图让我的服装表现出所要塑造的角色的内在性格”（Bryne 1968, F2）。年轻、叛逆、危险是邦妮和克莱德的服装所表现出的角色个性。通过赞美甚至追随这种装扮，观众在潜移默化中接受并认同了电影的表达。因此电影的另一个忠实粉丝群在无视所有的道德争论的情况下建立起来了。

　　《雌雄大盗》点燃了一场公众讨论的大火，三个意见群体因此诞生。批评者谴责这部电影的暴力和不良影响，并拒绝歌颂它。支持者赞扬了对1930年代美国的艺术反映。服装时尚的粉丝们对伟大的服装设计感到兴奋，并间接认可了这部电影。全国各地的报纸都对《雌雄大盗》进行了报道和评论，包括纽约、洛杉矶、奥斯汀等等。每个地方的报纸都有不同观点，这显示出意见的地域划分性质不大。

　　1991年《末路狂花》上映时，类似的辩论再度开始了。在这部电影中，另一个犯罪搭档塞尔玛和露易丝在射杀强奸犯后开始亡命天涯。就像《雌雄大盗》一样，《末路狂花》中有许多主人公频频犯下抢劫、谋杀、绑架等罪行的场景。暴力和犯罪再次激起了争议。一些人谴责这部电影暴力且有冒犯性。有些人则赞扬这部电影作为一个争取女性自由的宣言。

　　针对《末路狂花》的批评多种多样，并对电影的多个方面进行了争论：“糟糕的女权主义电影”，“糟糕的男性描写”，以及“太多的暴力”。Peter Rainer (1991)是《洛杉矶时报》的在职作者，认为这部电影和它的角色是女权主义者的糟糕代表。Rainer（1991）对电影中的女权主义进行了抨击, 他说：

　　对女权主义的期望已经破灭，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自认为正义的，自我献祭式的愤怒（F18）。

　　Rainer将《末路狂花》中的女权主义形容得很鲁莽，暗示他认为意味着脱缰的女权主义并不是好的女权主义。Rainer认为《末路狂花》相比他眼中的“好女权”来说，是一个糟糕的代表。《基督教科学箴言报》（

　　）的M.S. Mason（1991）对电影人物进行了更直接的攻击。Mason（1991）抱怨角色塑造的失败，他写道：

　　尽管它非常明显地带有女权主义问题的色彩，但它把两个女人……刻画得幼稚、愚蠢、反应暴力、无法无天、易受操纵、情绪化、被她们的性欲而不是智力所左右、自我毁灭，以及……作为永久的受害者，不愿意也不懂得在不利情况下机智地解决问题（更不用说道德地解决问题了）（11）。

　　梅森用了几乎所有能想到的负面词汇来描述塞尔玛和露易丝，将她们的角色塑造与电影中 女性主义问题联系起来。与Rainer的观点类似，塞尔玛和露易丝被定义为对女权主义者的糟糕刻画，因此被从批评家们眼中的“女权主义群体”中开除。

　　在批评了糟糕的女性形象后，评论家和观众也对电影中的男性角色感到不爽。《太阳报》（1991）对《末路狂花》的争议进行了概述，说：

　　一些观众发现这部电影故意冒犯男性，并对此感到不快。Rainer也谈到了这个问题，他说：

　　像《末路狂花》这样的电影……被灌输了女权主义神话，并充斥着大男子主义的稻草人。这些电影中一个有同情心的男性都没有（F18）。

　　从批评家的角度来看，这部电影不仅不切实际，而且只服务于女权主义者的情感发泄。毕竟，现实中应该有许多有同情心的男性，不把这些现实中有同情心的男性放在电影里使电影变成了一种神话传说。梅森坚持同样的观点，并进一步说：“《末路狂花》的问题并不仅仅在于它对男性的抨击和对女性的抨击”（11）。当时的这些男性观众被冒犯了，对他们在屏幕上的形象感到愤怒、被误解和蔑视。除了所有与性别有关的批评，暴力批判总要加入混战。与对《雌雄大盗》的评论不同，对暴力的指责成为了批评家们对付《末路狂花》的最后手段和最终防线。Rainer给出了他的比较，他说：

　　但是，作为戏剧，它和任何大男子主义的枪战动作片一样模糊和疏忽（F18）。

　　对于Rainer来说，既然大男子主义的枪战片中的暴力是不可接受的，那么女性枪战片肯定也是同样不可接受的。为了得到评论家的认可，女权主义电影人必须制作一部价值高于枪战片的电影，才有资格成为一部“好女权”电影。Mason还鄙视所有的动作片，他写道：

　　也许我们应该重新考虑整个暴力片体裁……拥抱浪漫化的逃避一样拥抱死亡。这是对虚无的拥抱，这违背了任何意义。《末路狂花》...都没有意义（11)。

　　批评家认为，暴力是电影的原罪，《末路狂花》描绘暴力就是有罪的。仇视这部电影的人提出了各种反对《末路狂花》的理由，包括“坏女权”、“侮辱男性”和“暴力元素”。

　　Kenneth Turan（1991），《洛杉矶时报》的一位影评人，评论说：

　　它在提出观点的同时严谨地避免了说教，成功地将社会关怀与主流娱乐完美地融合在一起（F12）。

　　Turan（1991）认为，这部电影通过一种广泛接受的表达方式成功地传达了女权主义思想。一部电影是否实现了它的表达，取决于它的电影故事讲述技巧，而不是剧中人物是否达到了某个社会群体的“标准”。Turan的观点也适用于电影中对男性的塑造。

　　《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的Ruth Walker（1991）列举了《末路狂花》中许多善良的男性角色，以澄清“抨击男性”的指责。她还对电影作为一种艺术做了声明，她说：

　　电影没有义务展示一般人口的统计横截面。在这部电影中……男人是第二性，这肯定会让某些人感到不适（18）。

　　Walker（1991）抓住了男性观众愤怒的根本原因并加以嘲笑，要求男性反思而不是指责电影。电影的支持者不仅试图解决性别争端，而且还在暴力元素中找到了社会意义，就像《雌雄大盗》的支持者一样。Walker对暴力进行了正式的分析，她说：

　　《末路狂花》肯定了每个普通女人的日常经验，并……帮助我们继续……治愈男人和女人之间的裂痕（18）。

　　Walker将这部电影提升到了社会公正的高度。一部从女性角度出发的电影指出了以前潜伏在社会中的一些不可容忍的偏见。Walker认为，这部电影有助于消除这些偏见。《末路狂花》的编剧Callie Khouri（1991）提供了一个诚实而直接的解释，她说：

　　这似乎很可笑……质疑这部电影是否对男人有敌意……我认为它是对白痴有敌意（Rohter 1991, C21）。

　　《末路狂花》是对所有针对女性的不公正行为的一次伟大反击，Khouri写了一个给女性观众带来勇气的故事。

　　《末路狂花》的反对者谴责电影中的性别冲突和暴力，说它是一部糟糕的女权主义电影，是对男性的侮辱，是一部暴力的枪战片。支持者认为这部电影在政治上、艺术上和社会上都是成功的，因为它有助于弥合性别冲突。

　　虽然《雌雄大盗》和《末路狂花》的上映时间相差24年之久，但不同意见派别之间的的一些态度却历久弥坚。保守的批评家历来对暴力的持有厌恶，他们非常关心道德问题。在支持者中发现了一种寻求暴力的更大意义的社会积极态度，他们更关心人性。

　　在现代语境下，《雌雄大盗》和《末路狂花》的争议性都会减弱。当代影评人对这两部电影的一个主要担忧是针对其暴力场面会败坏道德的指责。从1967年到1991年，对暴力的激烈声讨已经减弱了很多。正如在《末路狂花》的当代评论中所观察到的，对暴力的厌恶是最后手段，而不是批评家的普遍目标。近年来，流行的电影也包括许多动作片或有许多打斗场面的电影。一个众所周知的例子是超级英雄电影，如漫威的《复仇者联盟》系列（2012-2019），其中打斗场景是大众娱乐的必要组成部分。因此，人们对暴力的容忍度几十年来以有所提高，会接受《雌雄大盗》和《末路狂花》中的暴力元素。

　　《末路狂花》中的另一个热门话题是女权主义状况，这显然会是某些社会团体的仇恨目标。一部女权主义电影在1991年成为讨论的中心，是因为其作为先锋的创新性质。《末路狂花》是第一批展示与传统女性角色不同的女角色的电影之一。Khouri在为《末路狂花》创作剧本之前

　　观察了好莱坞许多刻板的女性角色，觉得有必要进行反击（Rohter 1991）。Khouri的努力在现代电影业中得到了回报，因为女性角色正变得更加多元化。一些描绘新女性形象的电影的例子有： Celine Sciamma的《燃烧女子的肖像》（2019）和Noah Baumbach的《婚姻故事》（2019）。电视剧在塑造女性角色方面甚至更加积极。David Grossman的《致命女人》（2019）、《后翼弃兵》（Frank 2020）都是被广泛接受的系列剧。如果《末路狂花》在现代上映，伴随着其他女权主义电影，它的争议会比1991年少。

　　如果在现代电影工业中制作，《雌雄大盗》将以不同的方式呈现，但《末路狂花》则不会。《雌雄大盗》融入了许多复古的制作决定，而现代电影工业则会做出不同的决定。《雌雄大盗》的灯光和色调是明亮的，这在现代现实主义电影中是不寻常的，因为现代现实主义电影更偏爱黑暗和黯淡的图像。动作场面将享受到现代工业化电影工作室的升级版声音和视觉效果。虽然《雌雄大盗》看起来过时了，但《末路狂花》却没有

　　这是因为《末路狂花》的导演Ridley Scott仍然在积极拍摄新的电影和电视剧。因此，如果电影在2021年创作，许多导演和艺术选择应该是保持不变的。

　　《雌雄大盗》和《末路狂花》在社会关注的问题和冲突方面提供了丰富的细节。调查当代电影的讨论会发现暴力、道德和女权主义等话题经常被辩论。这两部电影都对它们的时代产生了启发和争议。它们的争议性在现代会更小，但仍会受到与当代同等的赞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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