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黑圣魔导txt下载●线性模式最大的问题是硬性的教育导向的思维方式，将普通公众想象为什么都不懂的空桶，而科学家的任务就是往这个空桶里放东西。●尽管欧洲在公众理解科学研究方面首先提出公众参与的概念，但是，参与概念的前提是公众是无知的，只有通过这个模式，才是解决公众支持科学的有效途径。●公众对科学技术缺乏信任不是知识和信息的缺乏，而是在科学和公众之间缺乏新的交流方式和互动的模式。

　　《优化公众理解科学》是一本长达660多页53万字的欧洲公众理解科学的学术报告。这个报告是欧盟在2000~2003年间，优化公众理解科学课题组用了3年时间的研究而写成的，全面探讨公众理解科学的历史发展、概念、理论模式和实践的书。对于在科学普及、公众理解科学和科学传播领域从事研究、教学和实践的人来说，是一本非常好的参考书。

　　《国际科普形势与发展》是得到科技部科普专项资助课题经费而由国内学者撰写的介绍各国政府、科学家、非政府组织、大众传媒在科普中的主要作用的书，该书也介绍了各个国家的科学博物馆、科技节和科技周的历史沿革和现状，以及主要科普理论问题讨论的各种观点和思想。

　　这两本书都是以世界范围内的科学与公众之间的关系，科学与社会之间关系的演变历史，尤其是公众理解科学的概念和理论的发展以及科学家和公众之间的关系的各种不同见解介绍为主。但是，前者以长期学术界的理论研究和讨论，以及在欧洲具有代表性的奥地利、比利时、法国、葡萄牙、瑞典和英国6个国家的政策、实践和活动的分析后得出的基本情况介绍。而后者更注重了中国的国情，选择的内容更具有针对性，更注重在中国的可借鉴性和实践性。

　　在20世纪后半叶到70年代，人们对已经进行了长达几个世纪的科学技术传播活动进行了思考。一般认为，人们一直采用的是线性模式进行传播活动的。线性模式认为传播的源头是科学家，传播的末端就是公众。“这个阶段将科学家描述成真正科学知识的生产者，然后要把知识翻译成通俗易懂的语言，以便向更多的公众传播。而公众只是被动的接受者和没有多少权利、整齐划一的群体。”这种模式基于这样一种认识：科学家是不同于一般人的专家，他们的知识是理性的、更为高级的，而公众的知识仅仅是感性的，是可以忽略的。因此，科学知识的传播是由科学家向公众单向流动的过程，呈现出线性的模式。这种线性模式最大的问题是硬性的教育导向的思维方式，将普通公众想象为什么都不懂的空桶，而科学家的任务就是往这个空桶里放东西。科学家认为，只要这个空桶里放的东西和他们自己脑子里的东西是一样的，那么，公众的思维就会是理性的，是热爱科学的，公众必定会支持科学事业，公众理解科学的目的就达到了。

　　但是，这种线性模式所导致的结果却与科学家希望获得的结果相反。公众对科学的权威性怀疑增强，对科学家所作的科学研究更加不理解，面对三哩岛核泄漏事件、疯牛病事件、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泄漏事件以及转基因实验等各种科学家活动更加迷惘，对科学的未来充满怀疑。而科学家对公众拒绝对自己进行的听不懂的科学知识灌输的行为，认为是他们缺乏信息，从而导致公众对科学的敬而远之。这种教育导向的传播模式最大的弊端是传播的主体忽略了人的社会性，忽略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在你的科学知识没有到达他们的大脑之前，他们由于自己生活的环境和特定文化的影响，已经对自然和客观事物有了自己的认识和固定的看法。复杂的知识使他们认为科学果然很复杂，一般人根本就不可能理解。从而“重构了他们与科学之间的距离”。科学传播宣告失败。

　　1957年苏联发射了人类第一颗人造卫星，加剧了世界范围内的科学技术竞争，导致各国对科学技术的大量投入。同时，各国政府，尤其参与竞争的发达国家，认为公众在竞争中同样具有重要的意义。对公众的科学素养的研究也掀开了帷幕。美国开始了对公众的科学素养的调查。随着第一次调查的失败，人们对调查的意义表示怀疑。问卷所设计的问题所反映的其实是调查者们自己对科学技术的图像的描述，而认为这是科学理性的衡量标准，达不到正确率标准就是科学素养达不到标准的人。所谓的“正确答案”成为衡量公众头脑中对科学能否“正确认识”唯一标准。而更有讽刺意味的是，恰恰能够正确回答这些科学知识的人中，对科学的怀疑态度却更强烈。科学家们终于开始考虑，到底是什么地方出现了问题？

　　20世纪70年代，人们对线性模式的批评导致了环境运动、和平运动和妇女运动等各种社会活动的兴起，这些运动都是公众对科学对社会到底产生了什么影响的反思的结果。同时，人们也开始对科普的传统做法开始反思。把公众当做空桶，然后把自己认为已经是简化了的知识进行灌输，反映出科学技术话语的表述性质与科学传播的目标的差距。用书中引用雅可比和席勒的话说：“科学技术话语存在的真实情况及其提供给实践者的框架，比被加工的信息正确与否还要重要。”科学家团体的利益本质，科学家的自我利益追求，必定导致科学家在传播领域的动机多样性。科学普及的活动是一种向世界推广某种科学家的形象和科学的形象的行为，这种形象不仅要影响公众，而且要影响投资方。科普不仅要为获得持续的科研经费服务，同时要获得个人利益。从这个角度上说，科学传播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传播过程，而是科学事业中的权力关系的复杂体现。作者又借用两个学者的话说：“在科学普及中，语言、推理和形象并不是要说明现象，而是相反，存在物质世界的知识并不是一个有效的工具。其影响力和针对性在于科学和社会之间所建立的联系。”这些观点说明了科学普及的本质在线性模式中，其主要目的不是要公众真的了解科学，而是要让社会知道其存在的重要性，或者说其权威性。难道，这就是我们一直理解的科学传播吗？在我们的面前，科学家永远是知识的生产者，而公众永远是接受者，而且永远是带着崇拜的心情的接受者。

　　公众理解科学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的争论以英国皇家学会鲍默爵士在1985年发表的《公众理解科学》报告为特征变成英国科学家团体的表态。报告的出台不仅来自公众对科学的不信任和怀疑，同时也来自英国科学家共同体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撒切尔夫人政府科学政策的失误使得英国科学家希望从公众方面获得对科学的支持，获得支持的最好办法就是将公众变成同盟。使公众变成同盟的最好做法就是“教育”，将无知的公众与科学之间的鸿沟填平，而填平的方法就是让公众参与决策。报告认为，最好的办法就是在公众参与决策中理解各种不同的主张，站到科学这边来。这个公众参与和后来发展的科学传播模式的参与是不同的，这个公众参与是让公众更好的认识科学和接受科学，使原来公众对科学的恐惧和怀疑彻底消除。这种观点与19世纪启蒙时代的话语非常相似。

　　按照这个公众理解科学的观点，公众必须具备起码的、最低水平的科学素养，以使得公众能够参与决策。没有科学素养的公众是无法参与公共决策的。但是，公众理解科学的标准是什么呢？标准的设定仍然是沿用了20世纪50年代的标准，那就是通过研究者自己设计的科学问题的调查，让公众必须达到标准，而这个标准是否真正能够说明是具有实际价值的科学素养，则是可以忽略的，或者并不是研究者认识范围和责任范畴之内的事情。科学素养的实验1972年在美国开始后，很快就影响到欧洲，首先是在公众理解科学处于领先地位的英国。英国作为欧共体9个成员国中最重要的国家，率先在欧洲进行了研究实验。尽管在对科学素养的概念的理解方面与美国学者的看法有所不同，但是，在指标和测试题上基本完全采用了美国模式。在这里，我们要认识非常重要的一点，即尽管欧洲在公众理解科学研究方面首先提出公众参与的概念，但是，参与概念的前提是公众是无知的，只有通过这个模式，才是解决公众支持科学的有效途径。从这个角度说，这种方式无形中增大了科学的权威，加大了科学与公众之间的距离，强化了公众与科学之间的隔阂。参与科学能力的最终标准是科学家在统一的科学标准理念下测度的结果。即使是对这些科学知识的解释和理解有多种方式，但是在这个定量的测试体系中，只有一个正确的答案。这种研究方式最大的问题是，所有参加测试的人的知识和理解力都被剥离了他们的社会环境，在多元化文化状态中对各种科学议题的理解也许具有独特的价值，这一点被完全忽视，甚至遭受到批判。

　　对这个公众理解科学模式进行批评的人认为，科学家所认定的真实的知识与普通公众的通俗知识之间无法进行严格的区分。即使是科学的外行人，他们对自然和周围世界的理解也有自己的模式和看法，尤其是关于自然和环境的看法。在某种程度上说，宗教信仰对保护环境的作用可能会超过具有科学知识的人的作用。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科学普及应该是一种“协商”的过程，“普及活动本身和通俗知识都要反馈到知识生产过程中，并因此对科学自身的认知产生影响”。

　　其实，各个国家都是从各自不同文化角度理解“公众理解科学”。经济发达国家的理解是公众参与决策，从而保证民主制度的公开性。发展中国家更多认为公众需要更多的科学知识，以解决经济发展问题和生产力问题。前者被认为是“民主的观点”，后者被认为是“经济的观点”。当然还要其他观点，但是归纳起来无非就是这两个观点。在民主的国家里，媒体的自由和信息公开化导致公众对科学家和政府决策机制的信任度的下降。不仅科学家感受到了这一点，而且科学技术企业也受到压力。公众开始不愿意接受科学技术的进步。科学家开始意识到，公众缺乏的不是科学技术知识，而是对科学技术体系和科学家的信任度。而这，才是对科学最大的威胁。公众对科学技术缺乏信任不是知识和信息的缺乏，而是在科学和公众之间缺乏新的交流方式和互动的模式。但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不在公众一边，而在科学家一边。也就是说，科学需要理解公众，应该从象牙塔顶观察社会的变化，采用信任、合作、对话和参与的模式。这种公众参与模式完全不同于公众理解科学的参与模式，后者是请公众进来接受科学家设定好的科学知识，而且以自己认定的知识标准来衡量公众参与的能力。而前者则是在理解公众的基础上，邀请公众在合作的基础上重新认识科学。在这个时期，英国议会科学技术特别委员会的《科学与社会》报告、英国贸工部的白皮书、经合组织有关促进公众理解科技的报告、由德国科学基金会撰写的《备忘录：科学和社会的对话》以及欧盟工作小组的《专家意见的民主化和建立科学参考体系》报告，都是为了解决公众对科学专家在决策中的依赖作用以及人们对专家意见的质疑问题的。公众与科学之间的关系已经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

　　我国长期以来一直是科学普及模式，这种科普模式是与我国的社会发展模式有关的。目前科普模式在新形式的压力下，正在慢慢进入到公众理解科学模式。但是，这个公众理解科学还是要公众接受“真正的”科学知识，用科学家团体认定的科学标准对公众提出要求。同时，由于我国的经济发展状况和社会文化状况，我们目前认定的还是“经济观点”，同时在科学素质的要求中夹杂有社会精神文明这种政治要求。有人认为，中国进入公众参与的模式还为时尚早，原因是我国公众的科学素养水平低。持这种观点的人还是在拉大科学与公众之间的界限，强化科学的权威性，其结果，就是科学与公众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与我们期待的科普的最终目标也越来越远。理解这个问题，这两本书都具有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