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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吉林大学文学院中国史系、民族研究所陈鹏副教授接受“道中华”专访，对十六国北朝时期的炎黄认同与中华意识进行详细解读。

　　陈鹏：至晚东周时期，炎帝、黄帝已被诸夏尊奉为先祖。至西汉，司马迁撰《史记》，更是将炎帝、黄帝描述为华夏和匈奴、越等民族的共同祖先。可见，“炎黄子孙”观念，或者说炎黄祖先认同早已形成，并非近代的产物。《国语·周语》记载周灵王太子晋提到一些诸侯国“皆黄、炎之后也”；西汉褚少孙补《史记·三代世表》，则明确使用了“黄帝子孙”一词，谓“舜、禹、契、后稷皆黄帝子孙也”。

　　汉魏以降，十六国北朝是以炎黄华夏为核心、凝聚“五方之民”“中华”认同的关键阶段。

　　在这一时期，炎黄祖先记忆发展呈现出阶段化面貌：十六国至北魏前期，主要是北方民族君主因塑造政权合法性需要而主动祖述炎黄，是为第一阶段；

　　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和“汉化”改制后，北方民族“汉化”速度加快、程度加深，炎黄祖先被更广泛接受，成为汉人和边裔民族共同认可的祖先，是为第二阶段；

　　西魏北周，胡汉人群都祖述炎黄，炎黄祖先记忆突破了胡汉界限，炎黄二帝“共同祖先”地位进一步确立，是为第三阶段。

　　隋唐以来，北朝炎黄祖先记忆，则影响到突厥、回纥、契丹、党项等民族的族源或祖源叙事。

　　记者：您提到十六国北朝是炎黄二帝成为“共同祖先”的重要时期，能否具体谈谈都有哪些民族自认为是“炎黄子孙”？

　　陈鹏：正如上面所说，华夏或汉人，在东周以来即祖述炎黄，至十六国北朝延续了这一做法。尤其当时门第观念盛行，各家族往往追溯先世。北朝墓志记载志主族源，屡屡可见祖述炎帝、黄帝或及其子孙 （比如少昊、颛顼等） 的现象。值得注意的是，西魏北周给汉人勋将赐与鲜卑姓氏。这些汉人在文化上呈现出“鲜卑化”面貌，但他们墓志却往往保留对原本汉姓祖源的认同。比如韦瓘，系出汉唐士族京兆韦氏，在北周被赐姓宇文氏。北周宇文氏祖述炎帝，而《韦瓘墓志》则将其祖先追溯至轩辕和颛顼，这正是韦氏家族认可的祖源。

　　十六国北朝“炎黄祖先”观念，不仅被汉人接受，更被诸多边裔民族接受。《山海经》《史记》已将一些边裔民族描述为炎黄苗裔，但毕竟出自华夏史家之手，是否为边裔民族族源记忆难以确定。但十六国北朝时期，诸多边裔民族自主认同了“炎黄子孙”身份。《十六国春秋》《晋书·载记》《魏书》《周书》等文献记叙十六国北朝君主自诩炎黄苗裔。例如，匈奴赫连氏自诩夏后氏子孙，鲜卑慕容氏号称有熊氏苗裔，拓跋氏自称黄帝轩辕氏苗裔，宇文氏号称炎帝神农氏之后。

　　以往研究北朝炎黄祖先记忆，主要关注十六国北朝君主，对其他边裔民族、族群则关注较少。近期，我考察北朝墓志，发现诸多北方民族或氏族也祖述炎黄。就鲜卑族来讲，除拓跋、宇文、慕容外，步六孤氏、贺兰氏、纥豆陵氏、贺娄氏等鲜卑氏族皆自诩黄帝苗裔。匈奴人，除赫连氏祖述夏后氏外，独孤氏也自称夏后氏苗裔，而呼延氏、屠各刘氏则自称轩辕氏之后。除鲜卑、匈奴外，柔然、高车、羌等北方民族成员墓志，皆存在追祖黄帝现象。

　　甚至入华粟特人，也自称黄帝或帝喾之苗裔，比如东魏《安威墓志》、北周《安伽墓志》。墓志较诸史书，更能体现志主或其家属的心理认同。北朝墓志记叙祖源上溯至炎帝或黄帝，显然体现了诸多民族对“炎黄子孙”身份的认同，成为中华意识发展和“中华一体”凝聚的重要基础。

　　陈鹏：十六国北朝，炎黄二帝不仅成为诸多民族的“共祖”，他们“人文始祖”的身份也得到普遍认同，成为北朝民族融合和中华意识形成与扩大的文化基础。炎黄二帝被时人尊为“人文始祖”，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是炎黄历史认同，将炎黄时代视作中国历史和中华文明的开端。北朝官修“国史”和“正史”，将北朝史视作《史记》《汉书》《汉纪》等“前代史”之延续；而以“前代史”为桥梁，北朝史可上溯至炎黄时代。各种官私史书叙述历史，也往往将北朝置诸炎黄以降历史的发展脉络中。例如北周明帝即位，诏修《世谱》，即“自羲、农以来，讫于魏末”。

　　除上述历史观念外，炎黄历史认同还体现在炎黄祖先叙事、炎黄正统观念和炎黄文明史观三个层面。炎黄正统观念，是指十六国北朝自视中华正统，按五德终始说赋予本朝德运，承袭伏羲、神农、黄帝以来的统绪。这是将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纳入华夏历史序列，意味着“中华”的扩大。炎黄文明史观，即将各种典制和器物的制作追溯至炎黄本人或炎黄时代。这种观念自古已然，先秦两汉文献存在大量记载。北朝时人继承了这种史观，将农业、音乐创作上溯至炎帝，将历法、文字、乐舞、宫室等发明或定制归于黄帝及其臣子，认同炎黄二帝开创的中华文明。

　　其次是炎黄祭祀文化，主要包括三种形式：一种是典型祭祀，即将黄帝等先代帝王纳入王朝祭祀体系。汉武帝祭黄帝于桥山，拉开了王朝祭祀黄帝的序幕，为后世继承。北朝因袭了这一做法，展现出北朝政权对中华文化的认同。

　　二是配享从祀，指黄帝、炎帝在郊祀、五郊迎气礼等国家祭祀中，虽非主祭对象，但作为配享或从祀者，亦体现出时人对炎黄的尊崇。例如北周圜丘、方丘，以炎帝配享；北朝五郊迎气礼配祀“五人帝”，包括炎、黄二帝。

　　三是特殊祭祀。因被视作诸多典制器物的发明者，成为一些祭祀的主祭对象，例如，先农和大䄍祭祀神农，先蚕祭祀黄帝或其妻嫘祖，祖神祭祀黄帝子累祖等。北朝炎黄祭祀颇多采纳华夏礼制，正是中华意识形成的体现。

　　最后，炎黄政治文化。炎黄二帝尤其黄帝之功德和行事，受到后人尊崇和效法。炎黄故事作为现实政治施行的典范和依据，形成一种政治文化。炎黄政治文化，影响到北朝的君主理想、正统天命、典制创作和政治运作等方面。例如，前秦苻坚对黄帝十分尊崇，羡慕黄帝“一轨九州，同风天下”，提出要平定东晋，建大同之业，令天下一轨。再如，北魏孝文帝抬出黄帝立都故事，作为迁都洛阳的根据：“黄帝以天下未定，居于涿鹿，既定之后，亦迁于河南。”北周则以黄帝征伐为依据，论证北周征伐北齐的合理性。

　　陈鹏：近来，石硕教授指出，“中华”一词产生于魏晋，本指中原地域或中原人士；经十六国北朝“胡入中华”，“中华”范畴扩大，兼容胡汉诸族，至唐代成为胡汉融合体的统称。北朝时期，炎黄二帝成为胡汉人群接受的“共同祖先”和“人文始祖”，成为中华意识凝聚和扩大的重要基础。炎黄祖先记忆和文化认同，推动了十六国北朝各民族、各族群的交往交流交融，促使各族形成共同的“中华”意识。

　　各族在炎黄认同下交往交流交融，互相吸收彼此文化，“中华”渐成包容胡汉的政治文化共同体。这为多民族大一统的唐朝建立奠定了基石。

　　隋唐以来，炎黄二帝“共祖”和“人文始祖”的地位得到进一步发展。首先，北朝鲜卑、匈奴诸族后裔，在隋唐时期仍维持炎黄子孙身份认同。

　　其次，突厥、薛延陀、葛逻禄、回纥、契丹、党项等北方民族，也接受了炎黄祖先认同。例如突厥王族阿史那氏，活动于北方草原之际，存在狼祖传说，但进入中原后渐确立起炎黄子孙身份。唐代突厥人墓志，不乏将突厥祖先追溯至黄帝或夏后氏 （大禹） 。例如《阿史那摸末墓志》称：“盖大禹之后焉，夏政陵夷，世居荒服。”再如建立辽朝的契丹人，亦自称“炎黄子孙”，认为契丹和汉人都是“炎黄子孙”，都是“中华一体”之成员。

　　最后，炎黄文化认同，自隋唐至明清，也得到各政权、多民族广泛接受。炎黄祖先记忆和文化认同，获得普遍接受，不仅推动了中国历史上的中华意识凝聚和“中华一体”塑造，也成为近代中华民族意识自觉的历史基础。

　　陈鹏，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吉林大学文学院中国史系、民族研究所副教授。 匡亚明青年学者，硕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