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贼王之风一样的男子过程派学者强调不同的历史有着不同的时间性(temporality)(Abbott 2001)。有的甚至强调每个历史都是独特的历史。他们进而认为社会行动者的行为所造就的转折点和分水岭式的事件才是社会变迁的关键 (Abbott 2001; Sewell 2005)，并因此注重构建大事表(chronology)，试图通过过程回溯(process tracing)来重构研究对象的来龙去脉 (Beach and Pedersen 2013)。他们以为一旦知道了来龙去脉，解释派感兴趣的“为什么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过程派学者的优点是情景重构 (contextualization)，他们的叙事因此往往引人入胜。但是，过程派学者不得不面对如下的困境：既然每个历史都是独特的历史，那么社会科学还有什么意义?过程派学者也不能解决自身的方法论问题：任何一个历史过程都具有(潜在或现实的)无限的信息量，因此对于一个历史过程中的具体问题，学者都可以根据自己的价值观和兴趣作出不同的大事表。例如，在分析中国成功的经济发展这一问题时，经济自由主义者一般会把1978年的改革开放和1992年的南巡作为经济成功的两个主要转折点，但是却会选择淡化这两个转折点，强调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分水岭意义，强调改革开放后三十年年和改革开放前的三十年之间的连续性，甚至强调“文革”对当代经济成功的意义(甘阳 2012)。国内意识形态对立，但是谱系比较简单，再加上国内学者大多学问粗糙，毫无精妙可言，因此在经济发展问题上仅仅出现了两种粗线条的大事表划法和相应的叙事。如果解释中国经济成功的研究在西方成为显学的话，不知会涌现出多少大事表和相应的精细的叙事方式。

　　先前提到，物理和生物学中的重要概念和分类体系都有较强的本体性，或者说每一个概念和分类体系对应的都是外延和内涵较为确定的实体性的存在。人的特性已经把社会搞得复杂无比，而具有人的特性的社会科学家又会把自己的个性和价值观转化成对社会的各种奇奇怪怪的理解，从而导致大多数社会科学概念和分类体系失去了自然科学意义上的本体性。在社会科学中，有些概念(比如弱者的武器、日常抗争、镶嵌、治理性、他者，等等)表达的仅仅是对某类社会现象的理解，并没有明确的组织、制度或行动者与之对应;有些概念(比如阶级、分层)指向不同的人群或团体，但它们却不见得是这些人群的认同感和行动的基础;有些(比如国家、宗教、利益集团、民族)指向的是一类人群或者团体的概念，不但有明确的组织和制度基础，而且可能是该人群的认同感和行动的基础，但这些概念的外延和内涵却很难给出先于经验的明确定义。

　　由于本体性的模糊，以这三种概念为依托的社会科学研究都带着自己的先天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