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真传说之随心所欲钟敬文先生是中国民间文艺学的奠基人，在他自五四时期开启的八十余年学术历程中，从理论研究、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组织建设、国际交流等方面引领推动了中国民间文艺发展。钟敬文在其社会、人生、学术的交织演进中构建形成中国民间文艺学的本体论、价值论和方法论，体现了中国现代社会波澜壮阔的历史变革中民间文艺的学术生涯与学科建设的内在联系，包含了中国民间文艺研究的时代语境、学术理想和学科基础，具有深远意义。

　　钟敬文先生是中国民间文艺学科的开创者，从五四时期至20世纪90年代，在中国20世纪社会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深刻把握民间文艺的内在本质及其与社会的联系，以强烈的学科意识和文化使命提出并推动中国民间文艺的学科建设，推进民间文艺的学术研究和保护实践，在理论体系建构、学术组织建设、专业人才培养、学术刊物及重点文献编纂出版等方面做出开创性贡献，对中国民间文艺的学科建设和实践发展发挥了奠基性和引领性的作用。

　　学界关于钟敬文民间文艺思想的研究可谓是一个长期热点，几十年间未曾断绝。不过多数研究对于钟敬文民间文艺思想的关注维度相对一致，根据其间关涉的相近话题，可以串联出钟敬文民间文艺思想研究史的概貌。大略言之，迄今为止，对钟敬文民间文艺思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民间文艺研究方法与民间文艺学学科建设两大方面。

　　关于钟敬文的民间文艺学研究方法，杨利慧较早涉及并精炼地归纳为“浓厚的历史关怀”及“注重实证研究”，具体表现为强调民间文学作品的历史价值、重视梳理民间文艺学的历史脉络、包含社会文化史的研究角度等。这一结论树立起钟敬文民间文艺学方法论的两面大旗，得到学界公认，至今常见引用。董晓萍指出钟敬文的民间文艺学研究始于20世纪初中国社会文化改革初始阶段，不仅代表进步理念，还助益于科学全面的国学观构建，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认为“钟先生建立的民间文艺学方法论是独特的。他是始终以国学传统为根底的”。与这一研究理路相同的是，向云驹阐发了钟敬文民间文艺学研究的“中国立场”，认为钟敬文既有世界性的研究视野和格局，同时也能不拘于西方民俗学、人类学之研究方法。

　　不同于前述总纲式研究，另有一些成果聚焦钟敬文民间文艺学研究涉及的具体话题，还有一些则聚焦故事、歌谣等研究专题，其共同点是突出“钟式研究”注重文化阐释与分析的理论方法。其中2023年作为钟敬文诞辰120周年纪念，更是再次出现了钟敬文民间文艺学研究的热潮。相比既往研究，这些探讨呈现出具体化和精细化的特点。如朝戈金从钟敬文于20世纪80年代主编的《民间文学概论》出发，回溯了钟敬文对民间文学“口头性”的理论阐发，认为其思想为中国与国际口头文学研究的话语实践相融通打下了重要基础。刘先福也探讨了钟敬文的思想脉络与当下口头文学研究中一些基本问题的逻辑关联。王尧指出钟敬文在学术生涯早期已倡导传说专题研究，其本人研究也具有“以形态考源流，据相似推相关”的典范意义。张士闪着眼于钟敬文的艺术民俗学研究，指出钟敬文终生致力于对民俗艺术的价值辩护，主张以民间文化为社会生活之基础，应以此为基石建构中华民族文化整体观。

　　钟敬文对民间文艺学学科的建设之功，是几乎所有研究都不能忽视的又一视域，对此黄景春精审全面地总结为“对学科基本概念、理论框架的确立，对民间文学理论问题的探讨，对民间文学学科建设的规划，对民间文学师资人才的培养”，并指出钟敬文对中国民间文学的学科布局和学术研究现状都产生了深刻影响。万建中通过回顾钟敬文《民间文艺学的建设》一文的观念体系，再次驳斥了部分学者认为此文在学科建设思考层面尚且浅薄的批评，强调这篇文章切实指出了学科理论建设的发展走向，在中国民间文艺学发展史上具有纲领意义。

　　统观钟敬文民间文艺学思想研究的重要成果，不难看出学者们的话题相对集中，数十年来学界始终重视和强调钟敬文民间文艺学思想研究的突出特点，即整体性的学术思维和历史文化阐释方法。可以说钟敬文独具特色的民间文艺学研究思想在学界不断引发回响，至今仍具启示意义。本文正是在重新通观钟敬文民间文艺学研究的基础上，明晰其理论体系之脉络，分别于本体论、方法论、价值论意义层面讨论钟敬文中国民间文艺学思想的系统架构。

　　回看1935年，钟敬文先生提出建设“民间文艺学”学科，强调学科建设的重要性，并且在数十年里持续构建包括民间文艺学原理研究、历史研究、批评评论、方法论和资料学的学科体系，重视“田野作业”的研究方法，提出既要注重客观的调查和比较，也要关注社会生活的特性，主张多角度地开展研究，采用包含社会学、艺术学、心理学、教育学以及民族史、文化史等多学科的视角和方法，全面形成“搜集、整理、出版、研究”的治学路径以及与之相辅相成的教育传承、学术组织建设、文化传播等发展机制。可以说，钟敬文先生的民间文艺思想是指向社会实践的民间文艺思想，从未为理论而理论，为艺术而艺术，他能够深刻把握民间文艺在社会综合系统中的生成基础和作用机制，全面研究其主体与本体，辨析其属性与方法，明确其价值与实现方式，因此是中国社会历史宏观架构中的民间文艺思想；钟敬文先生的民间文艺思想也直指民间文艺的本质，并非为社会改良、发展而功利地取用民间文艺资源，而是从民间文艺自身意义的形成与生发做出研究。

　　“本体论”在哲学领域是关于世界本原的探究，以期把握客观世界最本质、最深刻的存在。从“本体论”范畴看，钟敬文先生关于民间文艺的思想和实践首要意义在于廓清厘定民间文艺纷繁多样、变迁演进的构成因素及本原基础，使民间文艺在具体门类样式、社会分期等基础上的基本属性、相互联系、共同作用等得到系统发掘和认识，形成中国民间文艺学科意义上的研究与实践。

　　钟敬文先生对于民间文艺构成的把握包含两个层面：其一是“民间文学”意义上狭义的“民间文艺学”，其二是包含民间文学、民间图画、民间工艺等造型艺术及民间戏曲等综合多种形态语言的“混合艺术”在内的、“民间艺术”意义上广义的“民间文艺学”。就前者而言，钟敬文先生明确提出“民间文艺，是纯粹地以流动的语言为媒介的文艺，就是所谓‘口传的文艺’（口传性）”，“民间文艺学，是研究人民口头创作的专门科学”。因此关于民间文学的民间文艺研究，涉及神话、传说、故事、民歌、叙事诗、小戏、谚语和谜语等文艺样式，就此形成包含民间文学性质及特点的“民间文学原理”，关于民间文学发展过程的“民间文学史”以及关于民间文学搜集、记录、研究的“民间文学科学史”研究。民间文学意义上的“民间文艺学”本体，在艺术体裁样式层面，包含散文的神话、传说、民间故事，韵文的歌谣、长篇叙事诗以及小戏、说唱文学、谚语、谜语等，同时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关联社会制度、生产活动、风俗习惯以及意识形态等整个社会、历史的事象。由于民间文学作品与社会的广泛联系，钟敬文先生强调，民间文学的采集和研究决不能限于它的对象本身，必须跟那些和它关系比较密切的人文科学结成亲缘，包括原始文化史（或原始社会史）、文化人类学、民族学、民族志、民俗学、民俗志、语言学（包括方言学、民间语源学）、民族心理学及历史学等。就广义的民间文艺而言，钟敬文先生厘定的艺术类别与形态主要包括三个方面——民间的口头文学艺术、造型的艺术（绘画、雕刻、建筑等）和混合的艺术（戏剧等）。自20世纪30年代至90年代，钟敬文先生以“民间艺术”等为范畴展开了一系列理论阐释和发掘传播的实践。30年代，钟敬文先生从东京回到杭州，在为《民众教育》月刊编辑《民间艺术》等专号的同时，筹办“民间图画展览会”，展出浙江等省份民间流传的绘画、木刻三千多幅，因为留意到民间艺术、民间工艺等作为民间文化的社会功能，对于民俗学的注意范围更加开阔了。钟敬文先生指出：“民间图画，是民众基本欲求的造型，是民众严肃情绪的宣泄，是民众美学观念的表明，是他们社会形象的反映，是他们文化传统珍贵的财产。民间图画，它可以使我们认识今日民间的生活，更可以使我们明了过去社会的生活。它是提供给我们理解古代的、原始的艺术姿态的资料，同时也提供给我们以创作未来伟大艺术的参考资料。它的意义和价值是多方面的。”对包括造型艺术等在内的民间文艺而言，其构成及更深层次的社会与文化动因在于民众的艺术与民间的生活，因此不停留于获知绘画等技法或进行审美欣赏，而是进一步形成关于人类的、民族的艺术史的观察。整体上看，民间文艺的学科构成包含具体门类的民间艺术形式、内容及其相互联系，涉及民间艺术产生发展的社会文化条件以及民间艺术对社会文化的反作用，同时涉及对于民间艺术的评价，即民间文艺的历史、原理和评论。钟敬文先生始终强调在社会发展、人类文明的视野中观照民间文艺，关注和探究民间文艺作品背后的民众生活以及民间文艺作品之于社会的作用，因此不同于纯粹审美或技艺层面的关注与认识，并要求不困于民俗学、人类学研究的死角，更广泛地认识民间文化的构成及意义。

　　上述钟敬文学术思想体系的形成在于民间文艺本身的特点，也与中国现代以来学术思想发展的社会历史背景紧密相关。钟敬文先生提出，中国民间艺术学的兴起是“‘五四’以来新文化运动中的一条支流”，与“五四”反帝反封建的追求相一致，“对于一向被士大夫们所轻蔑、所抛弃的民间艺术，给予注意和探究，正是这新运动中当然的一个剧目”。五四运动批判传统，主要是批判与科学和民主相悖或构成约束和阻碍的因素，对于民间文化、生活、审美等生命精神活动，主要从自由、充满创造生命力的意义上加以认识和肯定，在不同门类的艺术实践和思想启蒙意义上加以创造性传承和转化。因此“率性而为、自由表达”的民间歌谣首先受到重视，其中反抗封建束缚的个性自由精神及对自我生命的认同与个性主义的启蒙思想一致，以歌谣为代表的民间文学的语言形式和情感内涵受到重视，成为新文学发展的重要给养和源泉。由于“民间的传统意味着人类原始的生命力紧紧拥抱生活本身的过程，由此迸发出对生活的爱憎，对人类欲望的追求，这是任何道德说教都无法规范，任何政治律条都无法约束，甚至连文明、进步、美这样一些抽象概念都无法涵盖的自由自在。在一个生命力普遍受到压抑的文明社会，这种境界的最高表现形态只能是审美的。所以，它往往是文学艺术产生的源泉”，民间价值的发现从语言文学延展到民俗和民间艺术。在搜集、记录和研究民间歌谣过程中，一批来自历史学、哲学等不同学科的学者关注民间信仰、人生仪礼、社会组织等民俗事象，对民众生活文化进行调查、搜集和研究，试图由此重建民族精神，在开创中国民俗学研究的同时，广义上的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也由此发端。

　　基于对民间文艺本体的认识和阐释，钟敬文先生总结并实践形成民间文艺研究的系统化方法。由于研究方法与本体特性相联系，民间文艺的调查研究上升到学科层面，形成民间文艺研究的方法论。

　　在资料学意义上，钟敬文先生主张将全面搜集、整理和出版作为民间文艺研究的基础和准备。钟敬文先生系统梳理民间文艺搜集整理的历史，认为虽然据说远古时代朝廷设有专门管理民间故事、传说（道听途说）等的官员，或每年在一定时间派官员到民间去搜集歌谣，但具有偶然性和局限性，没有更深的理论知识和较大的搜集规模以及较完善的处理方法；“五四”前后的新文学运动，抱着与过去一般封建时期贵族文人、学者不同的态度和看法，欣赏普通人民文艺的“诗的美”，搜集、传播甚至在创作上模仿，而有“歌谣征集处”（“歌谣研究会”）征集全国的近世歌谣；抗战以后，边疆少数民族的故事、歌谣以及图画音乐等成为搜集或探究的对象，《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之后，解放区的文艺工作者亲自到民间采集歌谣、曲调、绘画、剪纸，学舞蹈（秧歌）和扮演，民间文艺的搜集贯穿于社会历史不同阶段，在“五四”以后更具有民族精神深度认知的自觉意义。新中国成立后，钟敬文先生进一步将民间文艺资料搜集、整理和出版的基础性方法贯穿到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建设、十部“中国民族民间文艺集成志书”之《中国民间故事集成》的编纂等实践中。钟敬文先生曾就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章程中提出的“本会宗旨：在搜集、整理和研究中国民间的文学、艺术，增进对人民的文学艺术遗产的尊重和了解，并吸取和发扬它的优秀部分，批判和抛弃它的落后部分，使有助于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建设”，评价指出“这些简约的语句，也许还不能够说尽民间文艺搜集、研究的全部意义和作用，但是，它至少已经正确地、扼要地说出了这个新组织成立的使命和工作的主要方向”。关于十部“中国民族民间文艺集成志书”的采集、整理及出版，钟敬文先生评价其为我国一项“万里长城”式的文化工程，强调“现在我们的社会和人民的生活正在发生着剧烈的变化，有些文化财富甚至濒于灭绝的命运，所以搜集她、保存她是一种迫在眉睫的任务”。钟敬文先生始终把搜集、整理、出版作为民间文艺研究与传承发展事业的基础，他提出民间文艺搜集、整理、出版在文化遗产保护与发扬意义上的重要性，富有前瞻性。

　　在跨学科的视野和方法上，钟敬文先生提出生活性是民间文艺的基础特性，因此将社会的综合架构作为民间文艺研究的视野和出发点。由于民间文艺是广大人民长期社会生活的产物，民间文艺作品以知识、教诲、鼓舞和希望等为“所指”，以生活本身作为“能指”，深切、精确地将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民大众的生活面貌以艺术的形式呈现出来，其功用紧紧地粘贴着生活。对民间文艺学的研究来说，研究对象并非艺术作品本身，而是其背后的一套生活法则、文化系统、社会语境。比如，谈到贵州傩戏面具，钟敬文先生指出，“鉴于傩戏面具表演是一种综合艺术，我们在搜集面具实物的过程中，还应同时发掘与其表演有关的民间戏剧、原始宗教活动和其他密切关系人民生产、生活及与傩戏有联系的民俗事象，以保证其文化的整体性，利于各种人文科学者的研究”。重视独立学科属性的研究并保持跨学科的视野，不局限于在独立学科领域内认识和解决问题，强调作为文化学科之一的任何学科必须集中于相关社会条件的研究，是钟敬文先生学术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同时，由于人文学科问题的理解和把握需要关注人在自然环境、社会语境、历史条件中的主观能动性，研究者又容易被自身生活的范畴、认知、表达习惯等因素制约，所以更要从所依存的社会生活去找寻正确的原因，从研究方法上将民间文艺纳入社会文化体系展开研究。

　　在学术的交流互鉴方面，钟敬文先生关注民间文艺的民族性与世界性，以开放、开阔的视野和客观、辩证的态度对待民间文艺研究。他的学术历程贯穿三个重要的学术原则：一是以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族群特性为基础，认为在民间文学的形成、接受与传播方面，各民族之间既有互通交流，又有各自的民族生活文化基础。因此，相关研究应放到不同民族的文化语境中，凸显民族性。二是始终坚持民间文学、民俗学研究的世界文明多元主体的整体性研究。世界上即使相隔比较遥远的国家，其民间叙事作品的构想、表现手法，甚至连基本的人物、情节都相同或相似，尤其是临近的印度、朝鲜、日本等国，大多是“世界大扩布”的结果，要对其进行严密的对比性研究。三是积极寻求中国民间文艺研究的本土性立场，并具备全球视野和格局，辩证地借鉴西方国家的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文艺学等的理论和方法，与世界不同国家的民间文艺进行对比性、类型性分析和学术成果的互通、交流，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正是站在世界学术格局中，“从民间文化所包括的全部对象来建构学科，建设学术，而不是以现成的学科来研究既定的对象，且无视那些居于民间却又未被纳入研究范畴的文化存在”，钟敬文先生提出中国民间文艺研究的世界性学术议题，在理论上，强调重视民间文学作为文学现象的特殊性，根据民间文学自身的特点来建设“民间文艺学”；在方法上，重视唯物辩证法的正确运用，根据对象的特点进行分析，综合论证，如芬兰学派的历史地理研究方法、英国的人类学派研究法以及比较法、归纳法、统计法等不限于某一特定学科的研究方法，都可以多角度综合运用，进一步构建形成中国民间文艺的学科群。

　　民间文艺的价值与其创作主体、生成基础、构成内容和形式以及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相关，钟敬文先生从民间文艺“直接的人民性”“生活性”和民族文化特色出发对民间文艺的价值作出阐述，分析民间文艺所具有的独特意义及如何在实践中把握其意义。

　　民间文艺由人民创造，来自火热的生产生活，具有“直接的人民性”和“与生活的紧密联系”，其意义首先是对于最广大的民众及其生活的价值，作为民众审美愉悦、教育教化的重要载体，民间文艺是民众的精神食粮。从教育教化的角度，钟敬文先生指出，造型的艺术、混合的艺术与文学的艺术一样具有教育价值：“一座堂皇的祠堂，一幅庄严的神像，一出忠义的戏文，它们所掀动的情绪，所教导的行为，是不容易计量的。民间艺术比起我们学校中所讲习的音乐、唱歌、工艺、诗文等，无疑尽着更大的、更实际的教育职能!”从装饰审美、娱乐愉悦的角度，钟敬文先生分析了民间艺术在民众居住、衣饰、日用以及生产劳动等方面的价值，指出“第一是居住。固然，中国民众一般的房屋及其装饰，是相当简陋的。但是，民众中决不缺少具有建筑和绘画、装饰等才能的艺术家。那些民间艺术家的成绩，除了神殿、僧舍之外，便是富裕者们的楼阁亭台以及各种公共建筑物等。其次是衣饰。中国衣料的染色、图案，服饰的形式、刺绣等，大多颇具有美术的意味。再次，是普通的用具，像床几、椅桌乃至盘碗、箱盒等。它们的形式色彩和雕绘，也多可以看出民间艺术家的匠心来”，“此外，民间还有种种艺术的表现。在民众一般劳动的生活上——详言之，樵子的采樵，农夫的播种，小贩的叫卖，工匠的建筑或搬运等工作上，歌谣是他们最得力的伴侣。在娱乐的生活上，自然更不消说了”。由此涉及民间文艺的价值本质、特性、分类、评价与创造等理论问题，并对民间文艺的价值观与精英文化价值观、民间文艺的价值观与经典文化价值观作出区分。民间文艺的价值首先在于以民众为主体并表现其生活，正因为来自民众，是生活的反映，民间文艺才格外富有活力：“民众是生活着的，他们有挣扎，也有成功；有幻想，也有失望；他们有狂欢，也有微笑；有哀愁，也有怨悱。他们像我们一样活着，且比我们生活得更壮健些。因此，他们所产生和爱赏的艺术，也是富有活气的!（你说，在艺术上，还有什么比活气更为不可缺少的因素?）”钟敬文先生援引加里宁的话指出：“毫无疑问，人民的艺术，是艺术的最高形式，是最有才华、最天才的艺术。这种艺术是为人民所铭刻、为人民所保存、人民经过数世纪所留下来的东西……人民好像是掘金者一样，在数百年内加以琢磨，他选出、保存和流传下来的只是最宝贵的、有才能的东西。”因此，钟敬文先生对民间文艺价值的阐释是从主体角度出发的，主体性的深入把握不仅是一般价值论研究的关键，也是民间文艺研究的根本基础。只有从民众及其生活出发才能把握民间文艺的本质与意义，且这样的认知与把握要落实于民众的精神世界建构和生产生活发展，这样的价值才不会凌空蹈虚，才有助于民间文艺在自觉的、学科意义上的传承、创作和发展。因此，民间文艺的价值论在“是什么”的基础上解决民间文艺价值“应该怎样”的问题，对价值实现基本原理问题进行深入研究。

　　同时，钟敬文先生强调民间文艺也是民族文化的组成部分，在漫长的社会发展进程中积淀传承的民间文艺不仅是社会历史的组成部分，也是正在建设和不断发展的社会主义文明的组成部分，原因在于，民间文艺是民族文化之根，是民族精神力量的支柱和主体性所在。从民族文化的演进发展出发，钟敬文先生强调，“历史”不仅仅限于近代和现代的政治史、经济史，同时也必须包含民族长期创造和享有的文化史，即包括文学、艺术的历史。因为这种传统的文学、艺术，这种历史上的文化，它是过去人民文化的一部分，对于我们广大人民性格和心理状态的形成，对于民族成员的团结，都起着重要作用，而且“因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应该有她的主体文化，不能像跑马场一样让许多马匹乱跑，让许多外国文化占据了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精神阵地”，“我们的文化应该是世界的，同时也应该是民族的。它应该有民族的主体性!失去了这一点，即使我们的生活十分富裕，尽管外表上非常之光华、灿烂，但实际上是一个稻草人，没有灵魂，没有主心骨!所以重视民族的文学、艺术的教养，重视对祖国文化史的认识，在我们今天的国民教育上讲，是个很重要的问题”。从民族文化建构的角度充分认识和把握民间文艺对于民族文化的价值，在实践上要进一步加强教育和传承，不是将其作为文化历史的资料来对待，而是通过教育推广使之成为国民素养的组成部分；不是仅作为文学家、艺术家等人文素养的组成部分，而是通过一般性的教育使之成为广大民众群体素养的组成部分，增强民族的凝聚力和自豪感，增加爱乡土、爱祖国的精神，成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钟敬文先生强调：“利用不仅是保留下过去的东西。保留，当然很重要，更重要的是使它作为我们民族文化的根本、精神力量的一种支柱，进而创造社会主义新文化。没有这个基础，创造的新东西就没有根。”因此对于民间文艺理论的研究不仅在民间文艺本体基础上解决了民间文艺是什么的知识论问题，而且深入探究民间文艺应该如何的价值论问题，从民间文艺的历史、作品、事象中来，又向民间文艺的现实发展与实践中去，体现了民间文艺价值的现实性、在场性以及内在的理想性和超越性。

　　钟敬文先生对中国民间文艺学作出系统化建构，由歌谣起步并囊括民间文艺各门类样式，对数千年积淀发展的广泛多样的民间文艺实践进行系统认识和分析，涉及本体构成、价值基础、研究方法，构成中国民间文艺的学术范式。同时，钟敬文还深入开展专业人才培养、学术组织建设、国际文化交流和专业成果的出版传播，构建中国民间文艺学的学科体系，形成民间文艺的学术共同体，在中国社会从传统文明向现代文明转化过程中开拓了民间文艺的教育、研究与文化实践道路，其意义不仅在于使数千年以经验默识状态传承、以自发形式创作发展或湮没消失的民间文艺进一步在学科自觉的意义上得到理论阐释和发展，也表现为在社会急剧转型过程中，由学术、教育、社会文化的自觉而使民族的生活文脉受到关注并被更加自觉地加以保护和传承；不仅通过民间文艺的田野考察、持续不断地搜集整理、出版传播以及在此基础上的理论思辨与探索形成个人学术研究的高峰，而且不间断地投身于教育教学、学术交流，将建立在中国民间文艺本体和价值基础上的方法体系进行传授、分享和应用，从而培育和带动与之相关的学术群体持续发展，促进人才培养体系不断健全，因此在数十年来全面影响和带动了中国民间文艺的教育、研究与保护实践。回顾钟敬文先生对于中国民间文艺本体论、方法论、价值论的阐释，后来者可以深入理解并发挥其学术思想的指导作用，深刻认识并践行民间文艺学者之于社会发展、文化传承创新的使命，使民间文艺作为民族民众关于美的追求与表达永葆生机。

　　钟敬文先生通过本体论视角探索民间文艺的本质，将其划分为民间文学和民间艺术两大类别，提炼出其口头传承性和作为一门专门科学的地位。在方法论上，钟敬文主张跨学科地研究民间文艺，强调全面搜集整理民间文艺资料的重要性，提倡开放、客观的研究态度，并将生活性视为其基础特性。在价值层面，钟敬文认为民间文艺体现了人类原始的生命力和审美的价值，是文学艺术产生的源泉。他强调民间文艺的直接人民性、生活性和民族文化特色，以及在社会发展中的多重价值，主张将其作为国民教育的一部分，促进民族文化的传承和发展。通过对钟敬文民间文艺学理论的系统剖析，可见作为奠基人，钟敬文的研究为中国民间文艺学的发展做出了切实贡献。

　　（文/潘鲁生，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山东省文联原主席、山东工艺美术学院名誉院长，来源：《文史哲》2024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