茉莉花政变10月23日，德国巴贝里尼博物馆藏的莫奈名画《干草堆》遭德国环保组织“最后一代”（Letzte Generation）成员泼土豆泥。博物馆发言人表示，这幅画受到玻璃保护，没有受损。

　　据《卫报》消息，两名“最后一代”成员向《干草堆》浇上土豆泥后，把手粘在了墙上。该组织表示，它已决定让“莫奈成为舞台，让公众成为观众”，以此传达他们的信念。“我们正处于一场气候灾难中，你所害怕的只是一幅画上的番茄汤或土豆泥。你知道我害怕什么吗？我很害怕……到2050年我们将无法养家糊口。”抗议者表示。

　　而就在不久前的10月14日，来自气候活动组织“停止石油”（Just Stop Oil）的两名年轻活动人士，进入伦敦国家美术馆，打开两罐番茄汤，浇到了梵高的著名画作《向日葵》上。

　　“艺术比生命、食物、正义更重要吗?”两个年轻人，一个20岁，一个21岁，他们抗议道。“生活成本危机是由化石燃料引发的——数百万饥寒交迫的家庭无法负担日常生活——他们甚至无法加热一罐汤。与此同时，农作物歉收，人们死于超强季风、大规模野火和气候破坏造成的无休止干旱。我们负担不起新的石油和天然气，它会消耗掉一切。我们将回顾和哀悼我们失去的一切，除非我们立即采取行动。”

　　当然，《向日葵》安全地藏在有机玻璃薄板后面，完好无损，并于当天重新展出。

　　当时伦敦的抗议活动已进入第14天。他们要求英国政府停止所有新的石油和天然气项目（针对政府决定批准北海100个新的石油和天然气项目）。

　　《卫报》一位读者评论道：“作为一个从事艺术和收藏工作的人，我完全欣赏这个事件的两个方面。在一个气候失控的世界里，收藏没有任何意义。我也感谢抗议者对文化遗产的同情，他们选择了带有镜框，或用玻璃或有机玻璃覆盖的物品。我不相信这是偶然的。每个人都需要抗议的权利。”

　　比起上面这样包容的声音，公众的反应更多的是批评。一些人谴责这是蓄意破坏，还有人质疑这些艺术作品是否与摆脱化石燃料的需求有关。

　　另一位读者评论道，“抗议者正做着他们想做的事：制造一场奇观。他们意识到，要戳穿 ‘一切照旧’ 的浮华伪装，你必须穿上超现实主义的小丑鞋，去把事情搞砸。至少，现在你们所有人都在谈论这件事，不是吗?”

　　她看到一块巨大的画布，近18英尺宽，8英尺高。左边是一小条蓝色，右边是一小条黄色，表面的其余部分被涂成红色。“我非常生气”，维瑟说，“我跑出了博物馆，坐在台阶上，决定再也不进去了。”

　　这幅画在观者中产生了强烈的反应，促使他们付诸行动。维瑟一生都在为这幅画斗争，并为此制作了一部名为《恐惧的终结》（The End of Fear）的纪录片。这幅画受到的反应是如此强烈、如此暴力，以至于引发了一系列事件，彻底震撼了艺术界。

　　巴奈特·纽曼是个大器晚成的艺术家。他曾经是代课美术老师，然后是美术评论家，然后是艺术家。纽曼直到45岁才开始了他的第一次个人展览，很快就成为了一场名为抽象表现主义的新艺术运动事实上的代言人。

　　抽象表现主义起源于20世纪40年代的纽约，这场运动产生了杰克逊·波洛克、马克·罗斯科和海伦·弗兰肯塞勒等画家，这些艺术家以大量的色彩、形状和飞溅的颜料而闻名。和许多抽象表现主义艺术家一样，纽曼认为他的作品是对二战恐怖的一种反应。对于纽曼来说，在目睹了大屠杀和广岛、长崎爆炸等事件后，想知道一个画家能做些什么，需要忽略所有的艺术史，从头再来。

　　他开始创作大型绘画作品，即使以抽象表现主义的标准来看，这些作品也算是大的了，它们常常能填满画廊的整面墙。它们通常只有很少的颜色——通常是一种纯色，被一些竖条纹打破，纽曼称之为“拉链”。

　　1967年，纽曼完成了后来成为他最大画作之一的《谁害怕红、黄、蓝3》。这是这个系列的第三部，他的名字参考的是《谁害怕弗吉尼亚·伍尔夫》，这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戏剧后来被改编成电影，由伊丽莎白·泰勒和理查德·伯顿主演。

　　芭芭拉·维瑟（Barbara Visser）说，当阿姆斯特丹市立博物馆（Stedelijk Museum）在1969年收购《谁害怕红、黄、蓝3》时，很多人都不喜欢它。

　　这幅画引发了许多对于抽象艺术至今仍然存在的回应——质疑为什么这构成了艺术，因为似乎每个人都能做到。一位女士甚至表示，这简直让她生病了。

　　20世纪80年代，这幅画是该博物馆一场名为“大游行”（Grande Parade）的展览的核心展品，展览的目的就是要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一幅画到底是什么，或者不是什么。

　　就是在那一次展览，《谁害怕红、黄、蓝3》的负面观点被带到一个全新的层面。

　　当这幅画被展出时，一个名叫杰勒德·简·范·布拉德（Gerard Jan van Bladeren）的男子用一把裁纸刀在画布中央切出了一系列长长的斜线，攻击了《谁害怕红、黄、蓝3》。这些斜杠加起来有五十英尺长。

　　范·布拉德当时31岁，没有工作，和父母住在一起，他自己也是一名画家——尽管不是很成功。

　　他把这种破坏公物的行为看作是一种艺术姿态。他认为这幅画是一种文化挑衅，他的律师为他辩护的主要论点之一是这种挑衅需要回应，而且得到了回应。

　　范·布拉德被判处5个月监禁，他坚持自己的行为是为了捍卫艺术价值。许多荷兰人同意了，并写信给Stedelijk博物馆。其中一封写道：“这个所谓的破坏者应该被任命为现代博物馆的馆长”，另一封写道：“他做了我们成千上万人都想做的事。”

　　卡罗尔·曼库西-恩加罗（Carol Mancusi-Ungaro）是艺术保护领域的主要专家之一，是修复现代和当代艺术家作品的技术先驱，并参与了纽曼的几幅画作。她说，在修复画作时，管理员必须遵守一系列规则，首先，你应该尽一切努力不使用任何在未来无法移除或逆转的材料。

　　如果修复人员在画布上添加颜料，他们希望确保颜料能够溶解并在随后被移除，以防将来需要再次修护作品。修护人员也尽可能多地保存原始材料，只接触需要处理的区域。他们也应该真正研究艺术家，看看他们过去的作品，以了解艺术家想要达到的目的。

　　考虑到这些规则，Stedelijk几乎给欧洲的每一位艺术品管理员都打了电话。毕加索或伦勃朗作品中繁复的纹理和细节往往有助于掩盖修复工作，但纽曼的油画大部分只是一大片统一的颜色，所以任何修复的迹象都会脱颖而出。

　　丹尼尔·高德雷尔（Daniel Goldreyer）是长岛的一名艺术品修复人员，纽曼在世时曾与他一起工作，他说他可以在98%的精确度内修复这幅画。他承诺，当他完成时，斜杠将几乎是无形的。1987年，《谁害怕红、黄、蓝3》被卷起来，放在一个狭窄棺材状的盒子里，庄严地走下博物馆的台阶，运到高德雷尔在纽约的工作室。

　　终于，四年半后，高德雷尔为这幅画揭幕，当博物馆馆长维姆·比尔伦（Wim Beeren）前来检查他的作品时，上面确实没有了任何伤痕的迹象。《谁害怕红、黄、蓝3》于是回到了阿姆斯特丹。

　　但是当那幅画重新挂上墙，人们立刻注意到红色的油漆看起来不一样了。它和以前的颜色一样，但以前的红色有一种闪闪发光的质感，给人一种深邃的感觉。如今所有这一切都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看起来平淡无奇的红色油漆，据修复的批评者说，这种油漆剥夺了这幅画原有的力量。

　　阿姆斯特丹议会把它送到一个法医实验室，试图找出高德雷尔的做法，他们得出结论说，高德雷尔用油漆滚筒在原画上涂了几层类似于房屋油漆的无色彩丙烯酸涂料。如果分析是正确的，高德雷尔已经把一幅二十世纪的杰作用油漆涂满了整个画布。《谁害怕红、黄、蓝3》再一次被谋杀了！

　　高德雷尔坚持说，他并没有在画布上平涂，而是用200万个小点精确地画在了红色的部分。尽管法医学反驳了这一说法，但高德雷尔起诉诽谤，博物馆和解了，因为博物馆馆长此前已经签署了修复协议。整个这件事花费了100多万美元，现在博物馆仍然保留着一幅受损的画。

　　1997年，也就是《谁害怕红、黄、蓝3》被范·布拉德袭击的11年后，他听说《谁害怕红、黄、蓝3》的修复工作搞砸了，于是又回到博物馆打算重新来一遍。

　　但这幅画当时没有展出，于是他找到了纽曼的另一幅作品，一幅中间有白色“拉链”的蓝色大幅画作，名为《Cathedra》，他再一次用裁纸刀对这幅作品进行了切割。

　　这些特殊的袭击是由精神疾病引起的，但它们也是一段漫长而悲伤的艺术破坏历史的一部分。毕加索的《格尔尼卡》是70年代喷涂的；伦勃朗的作品被泼硫酸；米开朗基罗的两座雕塑遭到了锤子的攻击。

　　尤其是纽曼的作品，因为反犹太主义的原因，曾数次遭到破坏。纽曼是一名犹太艺术家，《谁怕红、黄、蓝4》（《谁怕红、黄、蓝3》的后续作品）在德国遭到攻击和吐口水，因为攻击者说这幅画和德国国旗很像。

　　1979年，休斯顿一家博物馆里的纽曼雕塑被喷涂了纳粹万字标志。后来，有人向雕像周围的倒影池里倒了白色油漆，还留下了白人至上主义的传单。

　　《Cathedra》被袭击后，博物馆不惜一切代价对其进行了修复，画布是用手术缝线和矫正钢丝在一个特制的桌子上缝合的。经过四年的努力，才终于完成。它并不完美——如果你仔细看，你可以看到伤疤。

　　《Cathedra》后来又开始在Stedelijk展出，但《谁害怕红、黄、蓝3》再也没有出现过。这幅画被存放在郊区的一个仓库里。它在那里等待着，希望有一天，未来的修复人员能撤销先前它所经历的一切，除去颜料层，获得最初的体验——艺术家创造的，仍然沉睡在涂层底下的体验。

　　1970年3月24日凌晨，一场爆炸震动了罗丹最著名的雕塑，炸掉了雕像的小腿，并损坏了雕像的底座，当局认为爆炸的威力相当于三根炸药。

　　虽然没有人在爆炸中受伤，但这种肆无忌惮的暴力行为让整个社区，就像这座雕塑一样，都屈服了。没有人因此而被捕，但有传言说这是激进的活动组织“地下天气”所为。

　　爆炸发生后，博物馆的工作人员考虑了几种选择，但由于它受损严重，任何改动都会损害艺术家的初衷。最后，博物馆选择保留展出的作品，不进行修复，以确保参观的人都能知道这位沉思的人物的悲惨历史。

　　伦勃朗的这幅巨幅画作描绘的是弗朗斯·班尼克·科克上校指挥下的第二区民兵连。这幅画作被公认为是荷兰黄金时代的杰出作品，它颠覆了早期更为乏味的构图。伦勃朗能够用戏剧性的光影捕捉到兴奋感，而其庞大的规模使其成为这个国家历史上一个令人难忘的人物。

　　可惜的是，随着人们的注意力被误导，这幅画已经成为许多心怀不满的参观者的攻击对象。1911年，一名失业的海军厨师用刀攻击了这幅画，但最终未能刺穿厚厚的清漆。

　　第二次袭击发生在1975年9月14日，当时，前教师威廉·德·里克（William de Rijk）走上前去，开始对着画作挥舞，后来被警卫制服。德里克被送进精神病院，一年后自杀身亡。他的攻击，导致历时6个月都无法修复画布上深深的伤口。

　　最后一次（希望也是最后一次）发生在《守夜人》上的事件是在1990年，当时一个逃跑的精神病人把硫酸藏在一个喷雾瓶里，对准了那幅画。幸运的是，保安很快将作品浸泡在水中，酸也没有损坏清漆下面的任何油漆。

　　几个世纪以来，她谜一般的微笑和通情达意的眼神一直吸引着爱慕她的观赏者，但蒙娜丽莎也同样遭到了憎恨。第一次袭击发生在1956年冬天，当时一个名叫雨果·翁扎加·维勒加的流浪汉向这座杰作扔了一块石头。为什么？他想进监狱得到温暖的床。

　　18年后的1974年，这幅画被借给东京国立博物馆时，一名残疾妇女用红色喷漆朝其喷了一下，据说是因为她不同意博物馆的准入政策。

　　2009年，当时一名俄罗斯女子因被剥夺法国国籍而怒不可遏，她向镇定自若、毫不退缩的蒙娜丽莎扔了一个咖啡杯。今年年初又被糊了蛋糕。

　　好在这幅画加上了一个防弹玻璃箱，使它免受1974年和2009年的袭击。在某种程度上，由于1911年的盗窃案，蒙娜丽莎成为了世界上最著名的艺术品，并没有被那些想要毁掉她的人所扰乱。

　　事故发生时托斯33岁，和耶稣死时一样大。据目击者称，这位身体不适的地质学家大喊着“我是耶稣基督——从死亡中复活”，然后倚在保护栏杆上，用锤子砸了圣母玛利亚雕像和基督像十几下。破坏迅速而严重，圣母的鼻尖被击碎为三部分，她的左臂被折断，脸颊和左眼也受了伤。

　　托特没有因此受到刑事指控，但被宣布为“社会危险分子”，并在意大利住院两年，之后被驱逐到澳大利亚。经过一番讨论，这座雕塑经过了10年的修复。但也有一线新发现：在修复期间，米开朗基罗隐藏的签名被发现了。如今，这件作品展示在防弹玻璃后面。

　　疑犯：艾米琳·潘克赫斯特的妇女社会和政治联盟的活跃分子，一位名叫玛丽·理查森的加拿大女性。

　　带着一把隐藏的切肉刀走进伦敦博物馆后，她攻击了画布，成功地割断了维纳斯裸露的背部。

　　这次袭击意在引起人们对前一天发生的对妇女社会和政治联盟领导人、主张妇女参政权的Emmeline Pankhurst的暴力逮捕的关注。

　　作为一名艺术专业的学生，Richardson曾为她的选择而挣扎，但最终她觉得，以这种女性美的表现为目标是必要的，任何对破坏女性表现的愤怒，在面对对于活生生女性的暴力时应该更猛烈。“你可以得到另一幅画作，但你不能得到第二次生命”，她说。

　　在成为世界级的艺术品收藏家之前，Tony Shafrazi是一个目光敏锐的艺术家，梦想着改变世界。4月30日下午，他拿着一个红色喷漆罐跑进现代艺术博物馆，光天化日之下在毕加索的这幅杰作上潦草地写下 “KILL LIES ALL”，他疯狂地大喊“我是一个艺术家”，“打电话给馆长！”震惊了旁观者。

　　幸运的是，布鲁克林博物馆的一名管理员正在MoMA的餐厅用餐，很快就从她的尼斯沙拉中走出来帮忙。

　　在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内，团队巡视移除油漆。一层清漆“起到了看不见的盾牌的作用”，这意味着管理员可以迅速抹去Shafrazi疯狂的、足尺大小的喷漆。Shafrazi因刑事恶作剧被逮捕，后来仍然成功地成为了纽约的一名艺术品收藏家和画廊老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