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俊渠12月3—4日，中国艺术学理论学会艺术理论专业委员会首届年会暨“百年与十年：中国现代艺术理论的昨天、今天与明天”高端论坛在线上召开。会议由中国艺术学理论学会艺术理论专业委员会、深圳大学、中国文联理论研究室共同主办，深圳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深圳大学艺术学部、深圳大学社会科学部、深圳大学研究生院承办。专家学者相聚云端，围绕相关议题展开精彩演讲，共享学术盛宴。现摘录主旨论坛发言专家的精彩观点，以飨读者。

　　基于中西文化的基本差异比较，中国传统文化的“和谐与统一”观念为中国艺术学理论的建设奠定了基础。中国艺术学理论体系的构建需体现以下三点。一是“体现继承性、民族性”，继承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艺术精神，同时学习借鉴世界各国的艺术学成就；二是“体现原创性、时代性”，在艺术创作的时代变化中，保持“中华美学精神”这一中国艺术本质精神不变；三是“体现系统性、专业性”，以学科体系建设为重点和根本，以学术体系建设为核心和灵魂，以话语体系建设为重要组成部分，科学构建新时代中国艺术学理论体系。

　　首先，新时期以来的文艺理论作为思想解放的先声，破除了文艺对政治的“绝对从属”，破除了对西方文论话语的“片面依附”，破除了以文学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单维局限，破除了文艺研究的时空和领域限制，破除了文艺研究对单一范式的方法论依赖。其次，新时期的中国文艺理论在确立文艺“二为”方向、确立文化自觉立场和确立文艺研究开放格局等方面扩大了阐释场域。最后，在“新文科”背景下，应从文艺发展的新态势、成为重要的思想策源地和提升与世界对话能力等三个视角来思考未来“新文论”的建设方向。

　　基于2500年来西方艺术的发展变化，西方美学关于艺术研究呈现出三种模式：从古代到19世纪研究“美的艺术”、20世纪研究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艺术、21世纪研究虚拟现实美学中的艺术理论。其中，尤以虚拟现实美学中的艺术理论问题构成技术文明时代艺术理论问题的研究主体。虚拟现实美学中的艺术理论研究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主要包括虚拟现实的审美环境、虚拟现实中的审美主体和虚拟现实中的艺术等三个问题。同时，研究技术文明时代的艺术需要引入新的概念，以“迷宫”概念为例，“网络迷宫”对于拓展现代人审美空间具有重要价值和意义。

　　作为艺术学理论分支之一的艺术美学，应在当下得到重新彰显和建构。“艺术美学”与“文艺美学”的内涵差异问题是艺术美学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通过比较，“文艺美学”的研究对象是文学艺术的审美特征与规律，具有一定的文学本位特征，更近于文艺学的传统；“艺术美学”则是以艺术为研究对象的美学学理，它将文学明确纳入艺术范围，更近于艺术学的传统。因此，艺术美学是从艺术本位的角度，来看待文学和艺术的关系，它更着重分析研究艺术的审美价值。各种艺术门类所具有的多元审美价值，为满足和实现人们的多样化审美需求发挥着重要作用。

　　跨媒介艺术史可以将各门艺术史打通并形成一种新的艺术史范式。豪塞尔的艺术发展不平衡论、雅各布森的艺术史主导论以及跨媒介模态理论，为艺术史的跨媒介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参照和必不可少的方法论观念。跨媒介艺术史书写范式可分为三种：主导—影响型范式、平行—比较型范式、互动—关系型范式。跨媒介艺术史需形成本土问题意识，可以从中国艺术史的跨媒介传统及其资源整理、中西艺术史的跨媒介问题的特殊性及其比较、跨媒介艺术通史、断代史与专题史、以某一种艺术为核心的跨媒介艺术史、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跨媒介艺术史、当代跨媒介艺术史、作家艺术家个案研究及新媒体与跨媒介的当代史等八个方面展开。

　　要丰富人民精神世界、满足人民精神生活，其根本路径就是建设既富有东方气派民族风格的、又具有人类文明新形态品质的中国式现代化。在回应当下的过程中，要特别重视“把服务群众与教育引导群众结合起来，把适应需求与提高素养结合起来”。只有准确回答一些日用而不觉的艺术理论诸如“人性的自然性、社会性何为第一性”“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关系”“普及和提高的关系”“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能否随时统一”“社会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关系”等问题，才能真正遏制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潮，从而改善社会舆论环境。

　　中国现代艺术学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民国时期，中国学者在艺术原理、艺术史及艺术批评与艺术问题专题研究等方面取得显著成果。第二阶段是20世纪50—70年代，中国艺术学研究在艺术创作理论、艺术欣赏理论、艺术社会学等方面研究取得一定的成绩。第三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初至今，中国艺术学研究迈入新征程，思想解放且文艺观念活跃，西方近现代文艺理论著作大批引入中国，艺术史、艺术理论等研究队伍不断壮大。今后的艺术学理论研究需从四个方面展开：一是对艺术原理、艺术心理学、艺术社会学等深入研究；二是深化有关基本艺术理论和重大艺术理论问题研究，加强对新的艺术现象的研究和艺术批评；三是加强中国艺术和理论的研究；四是不断加强对中国艺术学学科的建设。

　　美学研究者要看到美学与艺术学在学理上的联系，在美学的推动下实现文艺的繁荣，推动以艺术美学为核心的艺术学研究。其中，对中国美学学科形成的背景从王国维引入美学、梁启超的文艺以“新民”和蔡元培以艺术实现“美育”等方面进行了阐述；对“美学”一词的翻译所带来的倾向和“50年代美学大讨论”所带来的主观和客观讨论进行了观点延伸。20世纪80年代胡经之提出的“文艺美学”口号提供了启示，这一口号既发展了美学研究也发展了文学研究，符合中国的实际。

　　艺术学理论学界在建设中国的艺术学理论中应该对理论和理论指导实践怀有自信，将6个一级专业学位点的理论建设和艺术专业实践统筹发展。放眼艺术门类整体去看，艺术学及艺术学理论专家们要从艺术学理论建构、专业实践性人才培养、显示综合性艺术理论高位点的学科建设和理论传播的能力、吸纳年轻研究者进入艺术学理论学习、专业硕博人才培养等方面着手学科建设。

　　艺术学发展过程中由于不断交叉与融合形成的聚合力、拓展出艺术学理论及学科认知的新界域，并在“理论”与“实践”中得以知行合一，使之学科建构更具科学理性。提出艺术学与相关学科发生交叉，即产生艺术人类学、艺术考古学、艺术伦理学、艺术经济学、艺术教育学等具有新意识、新思维乃至体现人文新精神的学科方向，而与实践相结合产生的艺术管理学、文化产业及文化遗产保护等学科方向更具应用性。艺术学的交叉与应用极大地丰富了艺术学理论及学科的外延，凸显出建构具有中国特色艺术学理论体系及学科体系的重要价值。

　　第一，艺术美学与哲学美学关系的思考。艺术美学的出现在哲学美学与艺术活动之间搭设了纽带，艺术美学从艺术的和审美的视野中，充分获取哲学美学的素养，使其成为众多分支美学之中的一种，同时又是众多分支美学中对美学接受最直接、诠释最充分的学科。第二，在艺术美学与艺术学的连接上，艺术美学与艺术学有很多相同之处，也显示其差异和不同点。第三，艺术美学与其他艺术学理论二级学科既是一种并列的关系，同属于艺术学理论体系中的重要分支，同时艺术美学在与其他分支学科的比较中，更具有综合的引领的核心的作用。第四，艺术美学的体系建构，从整体结构来看，艺术美学的体系和构架应该大致包括9个维度：艺术美学本体研究、艺术活动审美研究、艺术审美意识研究、艺术审美内涵研究、艺术生命形式研究、艺术生命范畴研究、艺术技术生命研究、艺术审美价值研究和不同艺术门类美学研究。第五，艺术美学研究的当代意义。艺术美学理论需要与时俱进，对不断出现的社会课题和艺术现象予以哲学的阐释和美学的解读，对社会艺术与经济活动的发展趋势和前景作出前瞻性思考，对艺术与经济活动的有机融合提出建设性指导。

　　叙事本质上是一种跨文化、跨媒介、跨学科的重要现象，是一门研究历史上和现实中运用各类叙事媒介讲述故事的学问。伴随“后经典叙事学”的浪潮，学者们对经典叙事学的局限性，以及叙事现象本身的跨学科、跨媒介特性，开始有了深刻的认识。而且，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和各类新兴媒介的出现，艺术媒介研究也进入到一个新的高度。在这种情况下考虑艺术叙事学的建构，可谓恰逢其时。艺术叙事学的门类已建构的有电影、图像，待建构的有音乐、建筑等。建构总体艺术叙事学，其实就是要在传统（文学）叙事学的基础上建构既能解释文学叙事现象，又能解释各门类艺术叙事现象的真正意义上的“叙事学”。

　　中国艺术理论主要有三种进路，分别是本土路径——艺术理论的“中国性”；门类路径——个性艺术到艺术共性；学科路径——当前学科调整的瓶颈。中国书法是在汉字使用基础上发展成的独特艺术门类，是中国文化、中国艺术之根。其体现的艺术思想和中国书论所包含的思想十分丰富和深刻，它的一整套艺术法则和审美思想无不体现着中国的哲学思想。最后，瓶颈也可以看作是机遇和挑战。在学科升级语境下，对现有“艺术学理论”博士、硕士学位授权点进行怎样的对应调整认定，是当前最为关键的决策。在学科设定中，是否保留艺术理论的史论评变得非常关键。设立作为二级学科的“艺术理论”是保证今后学科教育的关键举措。在此基础上，深入推动艺术学核心课程建设，把艺术理论作为核心课程，做好教材建设，是今后艺术理论发展的学科保证。

　　中国艺术精神蕴涵的古与今、中与西、理想与现实等诸多理论与思想，是中西文化与传统艺术在现代中国碰撞中所产生的艺术自觉，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中国传统艺术及其精神与时俱进、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中国艺术精神的转型基础是“天人合一”的整体意识、“以和为贵”的价值追求、“阴与阳”的辩证统一，其在百年发展中呈现出因时而变的时代性与开放性。我们要根植传统、直面现代、守正创新，坚定民族文化价值的认同与自信，重塑和建构具有中国艺术精神的艺术学话语体系和艺术学学科体系。

　　红色歌曲是一种特定的声乐体裁类型。红色歌曲鲜活生动地记录了中国的伟大奋斗历程，并形成了独特而鲜明的红色歌曲文化。红色歌曲文化的“红”具体表现为：其一，始终紧贴革命时代脉搏，准确反映时代精神；其二，以“人民性”为中心，服务革命队伍中的工农兵，创作主题、歌曲体裁的探索均以此为中心；其三，功能定位明确，主要是配合革命宣传、提高革命群众觉悟、鼓舞革命群众投身革命与建设洪流；其四，坚持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其五，艺术探索追求大众化、民族化、革命化方向，歌曲结构简洁规整、节奏短促坚定、旋律铿锵有力；其六，将民族民间音乐作为创作活动的源头活水，并大胆吸收20世纪世界无产阶级音乐的精华为其所用。传承红色歌曲文化，唱响时代最强音。

　　审美意象具有较广大的涵盖性和辐射功能，注重虚实结合，更注重虚的部分，这决定了其具有滋长性能。从王弼、叶朗、张法等人观点出发，古代“言”“象”“意”理论构成了审美滋长的学理基础，审美滋长是以审美意象为依托而进行审美观照与延伸的审美创造方式。审美滋长是相对于审美原创而提出的概念，以冬奥会火种灯和长信宫灯、奥运仪式火种台和古代礼器尊、冰墩墩和熊猫等为案例，可以说明审美滋长影响到艺术生产的多种方式，如具象的扩张、意义的转换、语图互仿、套语拆解、媒介的延伸等。

　　艺术理论应当具有世界性。与此同时，中国艺术理论还应当具有中国品格，这并非意味着艺术理论只能从中国古代艺术理论传统中吸取资源，而是说它可以在艺术理论的中国式现代性框架中适当激活和转化一些中国古典艺术理论资源。当然，中国的艺术理论需植根于本土创作和艺术接受的沃土中。艺术理论的“中国品格”有以下四个方面：一是中国式文化现代性是构建中国艺术理论的基本框架；二是现代中国艺术活动是据以从事艺术理论原创性思考的活的源泉；三是古代中国艺术活动及其理论是据以理解和反思现代艺术活动和理论的支流和镜子；四是对外国艺术活动及其理论中的积极成分既不能拒绝也不宜盲目照搬，应让其成为一面可以借鉴的镜子和可以对话的对象。

　　艺术需要理论指导，理论有时候也需要艺术支撑，以丹托对沃霍尔作品《布里洛盒子》的评价为例——丹托用“刹那间心领神会”阐释了艺术对哲学研究的影响。沃霍尔的艺术不仅启示了丹托的艺术哲学，而且启示了他标志性的哲学方法论——不可识别性。与丹托相反，古德曼坚持艺术作品的艺术性是可以识别的。古德曼以中国人对美国人的辨识为例，认为如果我们暂时不能识别，只要我们坚信艺术与非艺术之间是有区别的，只要能训练我们的感知，我们在将来的某一天就能把它们区别开来。古德曼和丹托的艺术理论源于一线的艺术经验，他们均在用理论对自己的行为进行辩护。

　　文艺批评面临媒介（技术）化的转变。艺术批评一方面已经绕不开媒介话语的权力制约，另一方面艺术批评本身也开始从一般的理论活动中持续分化，突出了“共享与分享”批评活动的情境特征及其功能意图，从而改变着当下艺术批评的价值关怀。“微时代”艺术批评的媒介特质，限制了批评标准和批评方法的“普遍适用特征”。艺术批评进入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众媒时代”。艺术批评作为知识权威的“绝对性”开始“被瓦解”。移动互联网中艺术批评信息的“碎片化”共享，改变了接受/消费方式，也重构了“微时代”批评的受众、批评的传播和批评的习惯。我们要谨慎思考一个问题：在以移动互联网为代表的新技术实践中，艺术批评何以可能？

　　艺术理论学科是发展到了“向内”“探本”“求真”的创生艺术理论学科知识及其知识体系的阶段。从艺术理论教师的功力、艺术学术手艺论、艺术理论教师为“良牧”等艺术理论教育问题着手，提出“事之是论”的观点。艺术理论是艺术学大家庭里的一个“儿女”。首先，艺术理论是一门手艺（学术手艺）；其次，艺术理论是思想的思想。当下的首要任务是厘清艺术理论存在，然后诉求能够持续有方法地创生出真正的艺术理论。最后，实然艺术理论来源的四个方面：一是艺术自身有理论和体系；二是以九环节生成艺术理论；三是宜确立艺术理论手艺观；四是相信艺术理论的远方。

　　新世纪以来，中国高等教育迅速发展，进入普及化初级阶段，并将持续处于普及化进程中。依据大量数据分析，中国高等教育普及化与高等艺术教育目前面临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就业导向对艺术类专业教育的压力；二是学科排名与科研主体反映的问题。新时代艺术学科发展应该把握五个方面的战略机遇，一是新版学科目录对艺术学发展提供的机遇；二是艺术作为美育方式之一在全民美育中的作用带来的机遇；三是“四新”语境下构建“新艺科”带来的机遇；四是中国经济转型与文创产业发展带来的机遇；五是乡村振兴与艺术介入带来的机遇。

　　中国化艺术理论是中国历史发展宏大进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新时代中国化艺术理论建构的逻辑与理路可以从三个方面探讨：一是西方中心主义的兴起。以西方所绘制的孔子图像演变的过程（东方神秘、神圣形象崩塌的过程）为例，揭示出西方对于中国文化形象认知的变化，必须打破西方中心主义的藩篱，从西方的理论话语，尤其是话语陷阱、美学陷阱中走出来。二是美国当代艺术的理论话语霸权与文化战略。只有从学理上厘清了美国艺术话语霸权的真正本质，跳出西方中心主义的话语牢笼，中国化的艺术理论的概念体系，美学话语权才能从根本上建立起来。三是坚守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打破西方艺术理论的桎梏，将传统艺术理论与现代数字技术相结合，抓住技术变革与美学变革的历史契机，建立中国式现代化的艺术理论，不仅是完全可行的，而且具有战略意义。

　　目前，“史”的形态、“理论”形态呈现多元化局面，但尚未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与此同时，“话语主体”“组织主体”也呈现多元化，几乎所有学科都渗透到艺术领域，贡献着自己的话语，高校、文联、社科院、基金组织等组织也为艺术研究起到了积极作用。以“问题”为牵引，在艺术研究发展历程中，西方以哲学思维贯穿、学科制度与学术体制形成及多元化为特点，呈现出古希腊哲学主导、中世纪神学主导、文艺复兴起艺术家主导、1750年起美学主导、19世纪下半叶起艺术家主导、20世纪起学科多元化的发展脉络。中国则以哲学思维和文人传统贯穿，呈现出先秦哲学主导，秦汉魏晋玄学渗入，唐宋禅宗理学，元明清理学延续，近现代中体西用的发展脉络。

　　中国式现代化有其普遍性也有其特殊性。在马克思主义影响下，西方艺术史论学者对西方现代化进程、现代性经验和艺术表征形式开展了多元研究，如不同时空、不同历史阶段、艺术现代性的不同表现形式等。百年来，中国艺术的现代化进程受到了不同历史阶段的西方现代艺术观念的影响。在新时代，有必要重新反思这些观念背后的历史情境，从马克思主义出发，以历史的眼光来理解这些看似具有普遍性、实则带有特殊性的西方舶来观念，并展望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的未来。新时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建构的三个问题出发点，即中国全面城市化时间晚、艺术创造力未充分绽放、传统文化潜力未充分释放。

　　表演性不限于表演，它是一个跨学科的概念，强调生成力、干预性、形塑和生产的力量。跨媒介包括从一种媒介转换到另一种媒介的创作，以及一个作品内部不同媒介的共存与互动两种主要模式。跨媒介表演性作为一种艺术概念，指媒介互动过程中生成的能动性，不同媒介的融合给艺术创作和艺术接受带来的效果。以新概念昆曲《藏•奔》为例，分析媒介混合与表演性；以电影《霸王别姬》为例，探讨跨媒介转换与表演性。跨媒介是形式，表演性注重过程、能动性和效果，跨媒介表演性涉及艺术的本体论和认知论，具有很强的现实性和当下性，能够促进艺术理论的更新。借用“行动者网络理论”可以更为全面、深刻地揭示跨媒介表演这一文学和艺术现象的历史渊源、生产过程和文化价值。

　　当前设计学人才的培养正在一步步学科化的同时，也带来了固化单一、学科专业发展束缚、利益分配等潜在风险。从2022版学科目录来看，设计几乎是所有门类中变化最大的部分，分别出现在艺术类和交叉类学科中的三处：艺术学中的“设计的历史、理论和评论”、“设计（专业方向）”及“设计学”。这也给设计学科建设、人才培养机制等方面带来新的问题。剧变的“设计”正是设计最本质的属性，它与科技发展、社会变革紧紧相连，具有无法回避的经济、政治和科技伦理的宿命和属性。中国设计教育在现实需求和国际专业交流面前的苍白，实际上从21世纪初或更早就开始了，如今藉由新版学科目录的颁布，设计学院已经到了脱胎换骨的时候。

　　近代以来，西方获得了对何谓“世界”进行定义和解释的权利，由此，通向世界基本上可等同于通向西方，所谓世界化则几乎可以等同于西方化。在对世界定义的修正中，文化艺术存在着强化差异与自我边缘化的现象及问题。从本土性和世界性来看，过于强调艺术的本土性可能会导致对审美无利害和艺术普遍价值的否定，过于强调艺术的世界性又必然陷入西方化的陷阱。强调本土性更多是一种自我防御的本能，而中国自身的文化艺术传统则有着天下情怀和天下立场。现实处境不应遮蔽艺术目标，艺术的理想特质使其超越本土价值，而艺术的外部条件不能代替艺术本身去探寻绕道西方重新进入中国，以及绕道历史重新进入现代的可能路径。

　　一是新文科的五大内涵与理念，即超学科视野、强创新精神、大文化观念以及生态人文主义、新语文思维。这五大理念不仅能用于一般艺术学研究，而且可以为生态艺术学建构提供支持。二是超学科视野与生态艺术学建构。超学科的核心思想是要邀请不同学科的学者与各行从业者共同工作去解决现实世界中的复杂问题，代表着最高层次的不同学科之间，学科与非学科的交叉、跨越和融合。其中包括四个核心关注点：对生活世界问题的关注、学科范式的超越与整合、参与式研究、寻求学科以外的知识的统一。三是生态人文主义与生态艺术学建构。狭义生态艺术学和广义生态艺术学在维度上有所不同。广义生态艺术学，即一切能体现生态人文主义精神，在根本上有助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艺术学研究，将为艺术学学科关注生态理念，以生态人文主义实现对艺术学学科生态精神的重塑作出贡献。四是生态语言学与生态艺术学建构。生态语言观将在生态艺术学建构中发挥重要作用，而这种新的语言文字观念思维将为未来建设生态艺术学提供语言理论基础支撑。

　　中国现代艺术学是舶来概念，其源头不在中国传统艺术范畴内，是西学东渐的产物。在中国传统艺术体系中，艺术起源很早，但是分科分类发展的态势不明显，统一的、综合性的艺术学科认识并不突出。从古至今，我国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画论体系，虽然它有一定的综合性，但仍然与今天所谓的艺术学科相距甚远，本身也无意于上升为综合性的艺术学学科。然而，中国画学在20世纪以来与现代西方艺术学逐渐结合，其学科意识与学科建设逐渐清晰。中国画学的学科化自我建构与中国艺术学的概念演化、交融有密切关系，并始终与当代艺术的概念、演化及艺术学科的逐步完善相伴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