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tadh●“减负”是一个有相当历史的老大难问题。之所以一减再减减不下来，除了课业负担重由升学竞争所引起，其背后又受择业竞争所牵制外，再就是家长的期望值普遍高等原因使然

　　●全社会在对待“减负”问题上的界限不清，带来的致命伤是找不到或找错了“主攻方向”，把升学竞争可能引出的消极结果和积极意义，一股脑儿地加以反对，从而在“度”的把握上，左右摇摆

　　●在“减负”问题上，上海市委、市政府重拳出击，并再三强育本质是育人而不是“育分”，要打破分数指挥棒，从“分数决定一切”怪圈中“突围”

　　现在，全国上下特别是教育领域都把学生课业负担过重问题作为一个突出的“社会顽症”加以治理，下决心走出教育界积沉数十年的“恶性循环”，突破重围。对此，大家一致拍手称好。

　　其实，“减负”是一个有相当历史的老大难问题。据我所知，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学生负担过重表现的形式有所不同，问题集中的焦点学段也不尽相同。回顾历史，升学竞争最为激烈的时期是1977年至1989年期间。以1977年为例，当时全国高校招生数27.3万，同期高中毕业生数585.8万，大学入学率仅为4.6％；1982年，高校招生数31.5万，高中毕业生数310.6万，大学入学率10.1％。这一时期，升学竞争集中在高中阶段，高中毕业生负担很重。

　　而上海在1990年代初期至中期，学生负担最重的则是小学毕业生。这一时期，尚未实行小学就近入学和高初中脱钩这二项改革，主要矛盾是广大家长希望自己的子女接受更多更好的教育，而学校教育质量存在较大差异。从1990年代中期至今，随着小学就近入学和高初中脱钩，教育的矛盾表现为广大家长希望自己的子女接受优质教育资源和优质教育资源无法满足广大家长的需求。

　　据资料显示，按照国际惯例，学生进入好学校的比例达到30％～40％，升学竞争就不再激烈。目前在上海10万高中生中，已有近5万人在寄宿制高中及市、区重点中学就读，然而升学竞争的压力还是很大。目前的现状是上海初高中毕业生学业负担很重，它可能由中考、高考的题目过难过深所引起；而且这种负担越来越下移，一些初中学校采用测试小学奥数的办法招收新生，而一些小学招生要求幼儿园孩子会讲英语、会识多少字，这种人为激化升学竞争的办法，又造成幼儿园、小学生课业负担过重。

　　中小学生课业负担过重，确实给他们的健康成长和长远发展带来极为不利的影响：学生书包越背越重，对他们的健康发育不利；在校课时太多，会产生疲劳感和心理障碍；起床太早，睡觉太晚，会影响他们的身心发展；家庭作业太多，还会产生大量的近视眼及厌学情绪；家长给孩子请家教、陪读，让孩子参加各种辅读班、提高班，在重负之下，学生缺乏童心和童趣，自信心下降，社会责任感淡薄，缺乏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个代价实在太沉重。

　　那么，既然如此，为什么“减负”还是一再减不下来呢？据我分析，原因非常复杂：

　　其一，课业负担重由升学竞争所引起，其背后又受择业竞争所牵制。许多中小学生坐在教室里，他们的家长已经想到这些孩子5年、10年之后的职业选择。家长都希望自己的孩子不输在起跑线上，拼命让自己的孩子读好学校，上名牌大学，为的就是将来找个好职业。

　　其二，上海独生子女已经达到95％以上，家长的期望值普遍高。望子成龙、盼女成凤，许多“老三届”、“新三届”的家长，都想把自己当年失去的读书时光在孩子身上补回来，这种感情是值得同情和可以理解的。但无形之中增加了孩子的心理负担。目前整个社会在对待子女的升学竞争方面，确实存在着相互攀比的现象，心态有点浮躁。

　　其三，全社会在对待“减负”问题上，方方面面的感情、认识、态度往往不一致，除了社会、学校、家长所面临的实际问题不同外，非常重要的是界限不清。这种概念上的模糊不清，带来的致命伤是找不到或找错了“主攻方向”，把升学竞争可能引出的消极结果和积极意义，一股脑儿地加以反对，从而在“度”的把握上，左右摇摆。这就有必要区别对待升学率、升学竞争、单纯追求升学率三个不同的概念，只有认识清楚了，才能克服片面性。所谓“升学率”，指的是低一级学校的每年毕业生总数与同年升入高一级学校人数的比例。很显然，升学率是衡量教育质量高低的一个量标，本身不含价值判断。所谓“升学竞争”，指的是完成了低一级学校的学生，去争取进入高一级学校就学过程中，由多种原因产生的竞争。这种竞争，有适度竞争，也有过度竞争，适度竞争会产生积极意义，过度竞争会引出消极结果。因此对升学竞争“度”的把握，可谓是“尖端课题”。所谓“单纯追求升学率”，专指把学生的升学率看作办学的唯一具体实际目标，并以此为基本立足点，组织学校的教育活动和调控师生的教育行为。单纯追求升学率才是我们要加以反对和坚决予以否定的。

　　虽然社会、学校、家庭对单纯追求升学率“深恶痛绝”，大加讨伐，但违反培养目标与教育规律的做法照样蔓延。整个社会的评价，往往因一个学校升学率的高低，影响学校的声誉、社会地位及生源。地方政府从政绩观出发，往往以升学率的高低，影响到学校人、财、物的投入，以及对校长、教师的褒贬与奖惩。学校校长头上有几个“率”：升学率、重点大学(或重点中学)入学率、各种竞赛得奖率。校长往往通过内部管理或考核奖惩把这种负担层层转移到教师头上，教师又用加重学生负担的做法，落实到家长和学生身上。至于广大家长，一方面对孩子学习太苦怨声载道，一方面又对孩子负担重表现出相当大的宽容度。他们普遍的态度是只要孩子读书，在家里做作业最放心，而做其他什么事都看不顺眼。

　　在“减负”问题上，上海市委、市政府重拳出击，并再三强育本质是育人而不是“育分”，要打破分数指挥棒，从“分数决定一切”怪圈中“突围”。上海正在通过制订法规性文件，从学校、社区、家庭，以及政府管理等方面，提出一系列可操作性的对策措施，着眼于社会综合治理，标本兼治。我们相信，只要锲而不舍、长期坚持，“减负”是可以落到实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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