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立云购物商城《科学时报》11月6日刊发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先生的观点。对蔡先生1999年大学扩招“有助于延续人口红利”的观点，笔者有不同看法。但他说适当推迟退休年龄也是延续人口红利的一个有力手段，笔者认为有一定的道理。

　　虽然蔡先生又说，我国64岁的老人比24岁的年轻人的平均受教育水平低约40%，所以现阶段我国推迟退休年龄的时机还不成熟，但是，适当地延迟一些大至国内外，小至省、市乃至单位公认有影响的高级科技工作者以及某些技术工种中公认是“大拿”的高级技术工人的退休年龄，却未必不可行。

　　由于种种原因，这些老专家很多宝贵的学术思想、优良的学风和科研风范，还有一些老技术工人手中的“绝技”，并没能很好地传承到下一代人中。因此，适当地延长他们的工作时间，从文化的角度看，是在抢救某种非物质科技文化遗产；从人才学的角度看，是人尽其才，以避免这部分资源的闲置浪费；从经济学角度看，则是在延续我国现阶段最大也是最宝贵的“人口红利”。这些红利无论从哪方面看，我们都是只嫌其少，不嫌其多，应该受到国家层面的高度重视。

　　人们一直认为，自古英雄出少年，但至少在科技界却并不尽然。确有很多科学家在年少时就英姿勃发、才华横溢、学有所成，如华罗庚、杨振宁、李政道，还有刚刚逝世的钱学森等，都是在很年轻时就业绩不凡，成果骄人。统计数据也表明，科学家作出重大贡献的最佳年龄在25～45岁之间。但确也有一些学科，譬如中西医临床、地质、生物等，却往往是年龄愈大，工作者实际经验就愈丰富，学术思想亦愈趋于成熟。譬如进化论的奠基人达尔文，年轻时就从事地质和动植物考察和标本的采集，直至50岁才出版了《物种起源》这一震动科学史的巨著，63岁时他仍孜孜不倦，又发表了同样重要的《人类的由来和性选择》。

　　1888年，79岁高龄的达尔文积其一生科研的体会，曾下过这样一个定义：“科学就是整理事实，从中发现规律、作出结论。”从这个定义就可以看出，科学家从事科研的智慧灵感，既从机敏的头脑中来，也从知识和经验的丰富积累中来。而后者，那些杰出的老年科技工作者所占的优势显然更大。

　　笔者所在的单位，倒是有一个很好的做法，即为了使那些退下来的老科技工作者充分发挥作用，学校专门建立了老年创新基地。不仅给予办公实验场地，还给他们配备一些科研助手。没有“人一走，茶就凉”。当然，对于这部分“人口红利”的延续利用，仅仅某个单位的资助力度还远远不够，更需要国家层面上的投入。

　　如果说现有的科技人员退休制度一时还无法改变，那么，是不是可以先从人力、资金上给予一定的帮助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