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督者埃卓凯丝在哪“世界强国，其民权国力之发展，必与其学术思想之进步为平行线，而学术荒芜之国无幸焉。”1915年1月，《科学》杂志在上海创刊。其发刊词，就是一篇“科学救国”的宣言书。比后来《青年杂志》举起科学与民主大旗，还要早8个月。

　　《科学》由中国科学社创办。这是近代中国延续时间最长、影响最为深远的综合性学术社团。蔡元培、赵忠尧、梅贻琦、李四光、竺可桢……这些我们至今仍然熟悉的学者，均曾是中国科学社的社员。

　　中国科学社已经退出历史舞台。但在中国科学体制化的历史上，这个群星闪耀的组织，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有人提出，中国人最缺的莫过于科学，为什么不能刊行一个杂志向中国介绍科学呢？

　　就这么你一句我一句，他们还真商讨出了行动的雏形。留美学生们决定成立科学社，并出版月刊杂志《科学》。

　　当年的留美学生，大多就读于康奈尔、哥伦比亚、哈佛和威斯康辛等名校，绝大多数为理工科背景。可以说，他们接受了系统、正规的科学训练。留美期间，科学社的几位创始人任鸿隽、杨铨、胡明复和赵元任等人，常常共谋济世救民之策。他们慨叹美国的物质文明，忧心国内的政局动荡。他们比较中美差异，认为科学，正是其中关键。

　　1915年1月，《科学》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印刷发行。为了让杂志顺利出版，几位发起人忙了整整一个暑假。为了筹集印刷费，社员还曾发起过“节食竞赛”，为的就是多挤出点钱。

　　《科学》和市面上其他的中文杂志颇有不同，其首次采用了汉字横排版、西文标点符号。《科学》的宗旨，是传播世界最新科学知识。

　　1915年10月，科学社改组为中国科学社，成为一个学会组织，以“联络同志，共图中国科学之发达”为宗旨。1917年3月，中国科学社正式在中华民国教育部立案，成为中华民国法定的科学团体。

　　它想做的，远不只是发行《科学》。中国科学社的事业规划有发行月刊，翻译科学书籍，编订专门名词，设立研究所、博物馆，组织科学演讲团，以及解决关于实业和科学上之疑难问题等。

　　用现在的话来说，它是既要做科学普及，也要做科技创新，还要用科学帮助解决生产生活中的实际问题。

　　1918年，中国科学社的大批骨干社员陆续归国，科学社事务所和《科学》编辑部迁回国内。

　　其实，向一个刚刚建立共和政体国家的民众宣传科学，难度可想而知。坦白讲，当时又有多少人真正知道科学是什么？

　　当时，国人不能区分科学与技术，甚至不能区分科学和魔术，觉得科学这东西，是玩把戏、变戏法。还有人认为，把外国发明的东西搬到中国来，中国人自然就会使用，也能模仿制造。

　　1916年，社长任鸿隽在中国科学社第一届常年会上用“栽花”作比。他说，要拥有外国的花，不是将其一枝一叶搬运回国，而是要拿到花的种子和种植方法。“今留学生所学彼此不同，如不组织团体，相互印证，则与一枝一叶运回国中无异；如此则科学精神、科学方法均无移植之望；而吾人所希望之知识界革命，必成虚愿；此科学所以成社也。”

　　他们说，科学的核心，是科学精神。去伪存真是科学精神的精义。科学化的意义，不在于坐享科学成果，而是采取科学精神，用科学方法，把事情做好。学习欧美，不是要搬运专门技术，而是要学习科学文化。

　　为推动科普，中国科学社在出版《科学》外，还出版了更为通俗的读物《科学画报》。他们认为，要把科学的精髓一点一滴渗入民众的细胞里。他们还强调，科普是科学家的当然之责。尽管那时，真正的科学家是凤毛麟角，但这些专家也都积极参加了科学社举办的各种科学普及教育活动，比如写文章，组织参加演讲等。

　　中国科学社宣传科学，但也曾被诟病为“光说不干”。任鸿隽认为，科学研究的成果是进行科学宣传的基础。

　　1922年8月，中国科学社改组，宗旨由“联络同志，共图中国科学之发达” 改为“联络同志，研究学术，共图中国科学之发达”。

　　最典型也最成功的例子，是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的创建。后来，它成为民国科研机关的典范。胡适曾指出，中国学术界最得意的一件事，就是生物研究所“在文化上辟出一条新路，造出许多人才”。生物研究所辅助了其他生物学研究机构，开启了中国近代有组织、有系统的生物学研究，也为生物学研究培养和输送了大量人才。

　　中国科学社曾有非常宏大的规划，除生物所外，还计划筹建理化、数学、卫生、矿冶及特别研究所；要做科学教育和科学出版，建博物馆和图书馆。它想在全国建成一个庞大的学术机构网络。只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种种设想，最终大多落空。

　　是的，即使战火纷飞，以中国科学社为代表的科学界，也在坚持发出自己的声音。

　　1939年2月，中国科学社与《申报》合作，在《申报》创办“科学与人生”专栏，宣扬以科学抗战报国、抗战救国、抗战建国。在抗战结束之前，中国科学社联合多个专门学会召开了多次联合年会，做学术交流之外，还为抗战建国献计献策。

　　新中国成立后，任鸿隽也曾发表文章，呼吁科学家们摒弃成见，团结起来，通力合作发展科学事业。不仅要迈向世界科技前沿，还要着力找到国家建设中的实际问题并解决之。

　　1960年9月，任鸿隽将中国科学社的所有资产、设备都捐给了政府。他写道：“中国科学社……认识到人民政府对于科学事业的重视，此后的工作，已经成为国家的事业，前途无限光明，无须私人组织来越俎代庖。”

　　众多科学社学人的身影已经远去。但他们的殚精竭虑，他们的奔走呼号，他们的思考倡议，穿过漫长岁月，仍能在这个时代，激荡起回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