嘻游中国iii自6月发布“2021年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体系珍稀馆藏评选活动”以来，我们陆续收到了多家院属单位图书馆推荐的特色馆藏。每一本馆藏都代表了专业领域的特色，承载了科学事业先行者们的心血，见证了一段中科院人书写的中科院历史。

　　全院特藏评选系列征文，以历史为主线，展科学发展历程，聚我院科研风采，为您讲述馆藏背后的科学家精神和感人故事。

　　其中一本，是1月创刊的《科学》，其开宗明义地提出：“……世界强国，其民权国力之发展，必与其学术思想之进步为平行线，而学术荒芜之国无悻焉。”

　　另一本里程碑式的刊物《青年杂志》（后改为《新青年》）于9月在上海创刊。陈独秀在创刊词《敬告青年》中写道：“近代欧洲之所以优越他族者，科学之兴，其功不在人权说下，若舟车之有两轮焉……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

　　在《青年杂志》问世后，《科学》在卷首腾出专栏，评价对方“增长识见”、“助益精神”，赞其“执笔者皆一时名彦。阐述近代文明由来、输入各国最新思潮、商榷青年进步途径”。同样，《青年杂志》也在卷首位置推荐过《科学》，称其“乃中国科学界唯一之月刊”、“为留美中国学界热心研究科学者所刊行”、“宗旨纯正眼光远大特色甚多”，并在《社告》中强调“本志以平易之文，说高尚之理”，目的是“冀青年诸君于研习科学之余，得精神上之援助”。

　　《新青年》与《科学》两本刊物，构成了五四运动前夕一文一理、文理互补，且共同竖起科学与民主大旗的标志性刊物。《新青年》杂志背后的故事，已为很多人所熟知。而更早创刊的《科学》却鲜有人知。本期为您详细介绍《科学》创刊号与中国科学社的故事。

　　1914年夏，美国纽约州倚色佳镇上的康奈尔大学，几个中国留学生在聚会中谈及风云变幻的世界局势，思及“欧、美各邦声名文物之盛”为“科学之赐”，萌生出“相约为科学杂志之作，月刊一册以饷国人”的办刊念头。经讨论，任鸿隽、胡明复、赵元任、秉志、周仁、杨杏佛、过探先、章元善、金邦正9位在美国康奈尔大学留学的中国留学生决意成立科学社，“刊行杂志以灌输科学智识”。为了让杂志顺利出版，几位发起人忙了整整一个暑假，甚至为了筹集印刷费还曾发起过“节食竞赛”。

　　1915年1月，《科学》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在国内正式印刷发行。与市面上其他的中文杂志颇有不同，《科学》首次采用了汉字横排版、西文标点符号，虽不以文体变革为己任，反而走在了中国近现代语体文变革的前列，比《新青年》提倡白话文还早了两年。

　　《科学》在创刊宗旨中强调只述科学，不问政治：“本杂志专述科学，归以效实。玄谈虽佳不录，而科学原理之工作必取，工械之小亦载，而社会政治之大不书，断以科学，不及其他。” 载文内容分为通论、物质科学及应用、自然科学及应用、历史传记、杂俎。而美术、音乐二者虽不在科学范畴，但确实为我国所缺，有益于国民性格的培养，编辑实在不愿割爱，遂“附于篇末”。由于民国初期国民对科学的认知水平有限，因此《科学》刊载文章内容以基础科学知识为主：“吾国科学程度方在萌芽，亦不敢过求高深，致解人难索。每一题目皆源本俾近，详细解释，使读者由浅入深，渐得科学上智识。” 另外，《科学》特别开设“问答”一栏，以解答读者的科学疑问。

　　《科学》甫一问世，便受到了国内外科学界的广泛关注。《科学》刊登有黄炎培、唐绍仪、伍廷芳、沈恩孚、黎元洪、张謇、黄兴、蔡元培等人的亲笔贺词、贺信。美国科学家爱迪生（Thomas Alva Edison）在寄给时任科学社书记的赵元任的信中，称《科学》的创办为“当代最惊人的奇迹之——伟大中华民族在觉醒”。

　　“熊庆来慧眼识华罗庚”这段数学史上的佳话故事，相信很多人都不陌生。正是华罗庚发表在1931年第15卷《科学》上的论文《苏家驹之代数的五次方程解法不能成立之理由》，激起了清华大学数学系主任熊庆来的爱才之心，打破常规，让华罗庚进入清华大学，助其最终成长为中国近代最伟大的数学家之一。而事实上，近代中国几乎所有的老一辈科学家都与《科学》颇有渊源。1948年中华民国评选首届中央研究院院士时，《科学》的作者中有 28 人当选，例如姜立夫、陈省身、华罗庚、严济慈、叶企孙、饶毓泰、曾昭抡、翁文灏、杨钟健、谢家荣、竺可桢、周仁、侯德榜、茅以升、萨本栋、秉志、胡先骕、钱崇澍、胡适、赵元任等。

　　最初为办刊结成的科学社，在1915年10月25日正式成立，更名为“中国科学社”，宗旨为“联络同志，研究学术，以共图中国科学之发达”，这是中国第一个综合性民间科学团体。1918年，中国科学社的大批骨干社员陆续归国，中国科学社事务所和《科学》编辑部随之迁回国内。从1915年最初的9位创始人，发展到1949年拥有3700余名社员。随着科学传播活动的开展，这些人大都成长为我国第一代自然科学家，这个群星闪耀的组织汇集了各门科学（包括社会科学）的代表性人物，如蔡元培、赵忠尧、梅贻琦、李四光、竺可桢等，这些我们至今仍然熟悉的学者，均曾是中国科学社的社员。

　　中国科学社的工作，不仅有发行《科学》。其事业规划有发行月刊，翻译科学书籍，编订专门名词，设立研究所、博物馆，组织科学演讲团，以及解决关于实业和科学上之疑难问题等等。“科学精神”一词也最早见诸《科学》杂志。1916年1月《科学》杂志主编之一任鸿隽发表《科学精神论》指出，科学的源泉是科学精神。科学精神是科学家“性理中事”，不是靠模拟仿效而能得到的。中国科学社的社员写了大量文章，阐明“何为科学”，弘扬科学精神。《科学》杂志亦成长为坚持阐释和弘扬科学精神的主要阵地。

　　《科学》月刊还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科学技术领域的很多重大发现发明作了详略不等的介绍和评述。中国科学社的社员们特别设立了科技新闻、专题等栏目，热心地为公众传播新近的科学热门事件。如1915年介绍了“世界最大之电灯”、“最近之南极探险队”等刚发生不久的科技事件，还有赵元任对比了“心理学与物质科学之区别”，秉志翻译了“达尔文动植畜养论”等；1922年便科普了“原子论”、“口蹄病”；1929年爱因斯坦相对论的最新研究成果也见诸于《科学》。30年代至40年代，中国社会在动荡中，科学家们对国际民生和科学的关注都在该刊中展现出来，竺可桢在1932年发表了“从战争讲到科学研究”；同时期还刊登了其他人写的“尼龙” “原子能”等文章。1949年的《科学》杂志特地介绍了莫斯科召开的世界和平大会和原子能的和平利用，以及医学尖端人造心脏等。此外，《科学》还刊行了多期专号，诸如1925年的无线 年的青霉素专号等等。

　　自 1915 年创刊伊始，《科学》以每年1卷，每卷12期的月刊形式出版，中间由于战乱、经费紧张、运输不便、稿源紧缺等原因，间有合刊（即将月刊合为双月刊或者季刊）和延期出刊的情况。直至1949年的第一次停刊，35年里《科学》共出版了32卷，369期，347 册，刊发了千余名作者的近万篇文章，约3000万字，成为民国时期发行时间最长的综合性科学类杂志，在中国百年出版文化史上创造了多项第一，也在中国近代科学文化史上留下了民族觉醒的深刻印记。

　　1960年，中国科学社停止活动，正式退出历史舞台。但这个群星闪耀的组织，在中国科学体制化的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众多科学社学人的身影渐渐远去。但他们的殚精竭虑，他们的奔走呼号，他们的思考倡议，穿过漫长岁月，仍能在这个时代，激荡起回声。

　　[1]王伟. 《科学》杂志的科学传播研究——基于1915-1949年发刊的文本分析[D]. 上海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