邪恶boss的替身情人然而，国家总政在编纂将帅名录时，却无论如何也找不到一位上将的军装照。他们到这位上将的家中索要，才知道他压根儿就没有军装照。他的女儿告诉政府说，父亲这一辈子坚决不拍军装照，不写回忆录，因此家人们还跟父亲发生过好多次纠缠，但终究是犟不过父亲。

　　这位上将叫赵尔陆。他并不是“不够格”去拍一张军装照，而是从来“不敢”去拍一张军装照。其实这要从赵将军的人生经历还有性格说起。

　　1905年，孙中山先生在日本东京创立了中国同盟会，高喊“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在那个风起云涌的时代又爆发出了一声“惊雷”。

　　赵尔陆就出生在那一年的一个山西小村庄里，恰逢当时有50多名祖籍山西的赴日留学生陆续加入了中国同盟会，给山西这一片土地浇铸上了“以天下为己任”的灵魂。生活在这片革命沃土上，赵尔陆注定不会是一个“安分守己”的青年。

　　1924年，中国当局动荡不安，各派混战，反革命运动迭起。19岁赵尔陆经历着这“民不聊生”时代的一切，毅然在学校加入了“西北同盟会”。届时，在孙中山先生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新革命纲领后，轰轰烈烈地反帝反封建革命迅速席卷全国。

　　赵尔陆在参加当地的革命运动时，很快就接触到了人。他惊奇地发现，的那些理想与他的想法简直是不谋而合，马克思的学说更是一下子点醒了他。

　　1926年的时候，阎锡山和北洋军阀勾结起来，在年底开始了残酷的“清共”运动。当时的赵尔陆还不是员，但由于经常活跃着参加党的活动，竟也上了“清共黑名单”。

　　得知了这一消息后，党组织立刻安排赵尔陆离开学校，跑到了北三泉村他的叔伯大哥家，蜷缩在炕坑里躲避来追杀的特务。所幸，这一夜总算是有惊无险。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赵尔陆就拿上了大哥大嫂给他准备的干粮，自己一个人走上了“寻党路”。那时候势力越发地猖狂了起来，但赵尔陆丝毫没有动摇过心中对党和马克思主义的虔诚。

　　为了追随，他独自一人从山西一直走到了南方。一路上边打工赚路费，边打听党的消息，终于一路坎坷走到了武汉，成了贺龙国民革命军20军教导团中的一员。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那一天，上海大雨滂沱，人、学生、工人的鲜血也和雨水一样流淌成河。

　　三月后，大汉奸汪精卫也开始在武汉毫不隐瞒地叛变革命，公然残害中共。为了反抗反动派的屠杀政策，表明要把革命进行到底的坚定立场，7月下旬，赵尔陆跟随其所在的部队直赴南昌，发动了震惊中外的“南昌起义”。

　　赵尔陆那时便跟随着朱德和陈毅的大部队北上。时值初冬，天气一天比一天冷，但军队中后勤却没有一点保障。吃不上饭都是常事，战士们穿的也都是薄衣服薄裤子。

　　有人在途中生病，被迫离开军队养伤，有的在北上途中牺牲了，有的逃跑了。这革命的路能不能走，大家心里都有一个问号。部队里一时军心动摇，甚至叛变都时有发生。

　　赵尔陆当时正在红28团2营6连当党代表，跟着营长袁崇全行军。那几日，赵尔陆总觉得哪里不对劲，部队前进的路线似乎离他想的那条路越来越远。

　　他开始逐渐地猜疑起来，但介于袁崇全也是早早地来参军的“老革命”，赵尔陆又觉是自己多虑，只是多留了个心眼儿。

　　终于，在部队走到江西崇义县的时候，赵尔陆猛然发觉部队已经完全远离了根据地和军部，反而离敌人的主力越来越近！他和自己的生死搭档李建林、粟裕等同志说：“这完全不对头啊！”大家也开始议论纷纷，决定一起去找袁崇全要个解释。

　　结果，袁崇全骂骂咧咧地对他们说：“你们管这么多干什么，军部命令我们去打游击！”赵尔陆立刻反问道：“那怎么我们没见着军令？”袁崇全顿时心虚了，开始含糊其辞，支支吾吾地说是口头交代的。他的同伙杜松柏也出来帮腔说是朱老总（朱德）交代他们的。

　　事后，赵尔陆和粟裕等同志讨论了好一阵，那袁崇全的反应显然就是要叛变！自己的顶头上司要叛变，这对赵尔陆着实是个不小的冲击。经过商量之后，他们决定悄然离开袁崇全带领的部队。

　　他和李建林带着六连，何笃才带着机枪连，粟裕带着四连一块儿放慢了行军速度，逐渐和袁崇全带领着的叛变部队拉开了距离，然后火速掉头，通报军部。

　　当时的参谋长王尔琢一听说这一消息，就亲自带着的一营去追赶袁崇全，试图劝阻他和受他蒙蔽的部队不要叛变。

　　谁知，铁了心的袁崇全竟残忍地一枪打死了王尔琢同志。备受爱戴的参谋长牺牲了！这完全震惊了当时的部队，让那些受到袁崇全欺瞒的红军指挥员们幡然醒悟，纷纷返回军部。9月的时候，红军攻下遂川县，活捉了袁崇全，经过公审后枪毙了他。

　　那时候革命还看不到光，谁也不知道结果是什么，每个战士都有许多选择。但是，心中总要坚定一个信念。

　　而赵尔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和对党的忠诚从未动摇过，无论革命是否有前途，无论能不能吃饱穿暖，他从不曾摇摆不定。既然当时的革命看不到光明，赵尔陆就只想着去创造光明。

　　1952年，抗美援朝正在激烈地进行，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装备保障工作紧张又繁重。赵尔陆自幼数理化便是出名的好，所以6月时候，毛主席找到了赵尔陆让他去负责组建第二机械工业部，统一领导原来分散管理的军事工业。

　　这工作对当时的来说完全就是盖个新房子，且当时流传着一句话：“干国防工业这行，干好了住医院，干不好住法院。”

　　赵尔陆清楚地知道，新型兵工厂对当时的中国来说还是空白领域，现有的只是一些战争年代建设起来的设备简陋的兵工厂，还有剩下的烂摊子，困难重重。但是赵尔陆还是毫不犹豫地答应下来了，决心要把工业部做出点颜色来。

　　上任后，他首先给自己提出了一个要求：从外行变成内行。开始不断地深入基层进行调查研究，出入北京各大书店，从头开始学。最后，他已经达到了对飞机上每个零件叫什么名儿、有什么作用、该在哪都烂熟于心的程度。

　　但是，组建工业部的时候，却在第一步就遇到了困难。工业部共总有九个局，除了最基础的机械制造，也还有航空、舰船等产业，机关口和企业员工不计家属就达到了百万人，而国家总共给了3亿经费，企业能否存活下来都是大问题。

　　但是，方法总比困难多。赵尔陆当时想出了“军民结合”这一方法，让军工业适当地生产民用产品，繁荣民用市场，再回血造军事装备养军。百姓和军队相互扶持，发展起了我们国家最初的国防制造，没让国家多出一分钱。

　　1958年6月，毛主席在扩大会议上提出了研制、实验核武器的任务。奈何当时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人们热衷于产量和速度，完全忽视了最重要的质量。

　　军事生产中，一支步枪打了十几枪之后就坏了，不能用了。赵尔陆痛心疾首，以部长的名义写了两封信给中央，呼吁把质量问题提升到政治高度，“军工产品质量不好，就等于帮助了敌人”，不仅要做“多、快”，“好、省”也不能忽视。不仅纠正了国防制造上只注重产量的错误，更为以后“两弹”的研究打下了基础。

　　但是，虽然如此，两弹的研究依旧是困难重重。1960年，我国经济面临着初步困难，又逢苏联与我国关系破裂，不仅撤回了全部的在华专家，而且撕毁了所有的合同和技术合作项目，重要的图稿也一张没留下。赫鲁晓夫当时眉飞色舞地扬言道：“没有苏联的帮助，中国再过20年也搞不出。”

　　但是，赵尔陆当时却对中国的导弹和满怀信心。他知道，中国在接受苏联援助的同时，还在同步进行着我国核弹自力更生的方案，已经有了自己培养的科技人才，还有从国外回来的钱学森等科学家。他立即请求去参与两弹研制工作，奔赴大西北。

　　1962年，赵尔陆进入了国防工办。打那时候起，他从来就没有在午夜前睡过觉。他的生活几乎完全献给了工作，超过三分之一的时间都在单位呆着，连中午吃饭时候都要和工人边吃边聊。

　　三年困难时期时候，正好是我国研制最紧张的时候，基地的科学家和参加实验的工作人员都忍着饥饿，埋头工作，咬紧牙过了一关又一关，王淦昌院士甚至和普通的工作人员在一起，排队轮番用手去搅拌冒着剧毒气体的溶液。这些人和赵尔陆一样，都打算好了“以身许国”，赵尔陆都看在心里，也难受在心里。

　　经过了几年在黄沙中的艰苦研究，赵尔陆终于要盼到第一颗爆炸了。那是赵尔陆正带队在西北、西南地区进行三线建设。爆炸前一天，他三番五次地嘱咐随行的人说：“一定要记着听广播啊！”眼睛中的紧张和兴奋掩饰不住，一天干活都笑吟吟的。

　　10月16号晚上，赵尔陆终于听到了爆炸成功的新闻标题，他立刻张罗着叫大家伙都过来听广播，简直手舞足蹈了起来。

　　跟了他十几年的助理说，从来没见过赵尔陆这么兴奋，这么高兴，那两行泪差点就从他的眼里流出来了。后来，毛主席在看第一颗爆发成功时候的资料片时，不时地询问赵尔陆一些技术问题，他每一个都详详细细地流畅解答。毛主席笑着跟他开玩笑说：“你现在也是内行喽。”

　　赵尔陆成为上将以后，有很多老乡、亲戚来托他“办事”。但他十分珍重人民赋予他的权利，从来没有越矩过。

　　1958年，赵尔陆的家乡山西原平的县委书记，在赵尔陆哥哥的陪同下到北京来，请他给家乡批几台汽车和拖拉机。知道来意后，赵尔陆设宴盛情款待了县委书记和他的大哥，但是他们要求的车却一辆也没给。

　　配几台车和拖拉机对于赵尔陆来说可谓是轻而易举的事。县委书记就问他说：“怎么你这么大的权利，还不能给县里配几辆车？你这不就是张张口的事嘛。”面对县委书记的责难，赵尔陆和蔼地给书记说：“书记，我的权利是确实是不小，但是我不能用这个权利给家乡‘开后门’啊。要是大家都这么干，那不就乱了套了，就不是了。”

　　别说给县里配几辆车，连政府要配给自己的车赵尔陆都拒绝过。长春第一汽车厂制造出第一批红旗牌高级汽车后，给北京送了几辆样车。大家都提议，一定要给赵尔陆上将配一辆“试坐”，却被他一口回绝，绝对不去占公家的便宜。

　　像赵尔陆这一类的高级干部福利待遇很好，每个月都有额外的招待烟、茶的补助，家里的扫帚、拖把之类的生活用品也都可以去管理部门领取。但是赵尔陆一家坚持不去领取、不去报销。

　　他说：“国家给我的工资比老百姓的高得多，这些开销本就应该包括在我的工资里面，我不用再要国家的钱。”总是自掏腰包。

　　在革命的时候，条件不好，到处奔波，赵尔陆夫妇连自己的亲生骨肉都没有。1938年，他们两个曾经有过一个男孩，但当时正是抗日战争时期，行军打仗根本就没办法带孩子，他们便把儿子安置在一户老百姓家里，不久，孩子就病死了。

　　1940年，赵尔陆妻子郭志瑞再次生产时遭遇难产，濒临死亡，却偏偏赶上前方战事吃紧，赵尔陆不得不告别了妻子，嘱咐好留守的人给妻子准备后事，自己便去奔赴疆场了。最后，郭志瑞捡回了一条命，孩子死了，郭志瑞也无法再生产了。

　　后来，两个人收养了一个女孩，视如己出，十分宠爱。但是，赵尔陆有一次却对女儿发了一次大火。三年困难时期，赵尔陆家已经断了油断了肉，每顿饭只有一个菜——砂锅烩萝卜片，吃了整整一年。一天，年幼的女儿在家里嚷着：“我不要吃萝卜！我不喜欢吃萝卜！”哭闹了起来，赵尔陆生了气，重重地把筷子摔在了桌子上，指着女儿，十分严厉地说道：“你不知道国家现在多困难吗？我们天天吃的饭，那就是农民的年夜饭！”紧接着就拍了一下桌子，气得拂袖而去。他的女儿回忆说，她从未见过父亲发这么大的火。

　　有一次，赵尔陆外出考察“三线个月。回到家之后却惊奇地发现家里竟“焕然一新”，部门里的同志把家里粉饰了一遍，墙壁也喷成了漂亮的苹果绿色。

　　令人没想到的是，赵尔陆竟生气起来，黑着脸对后勤部的干事们说：“你们拿公家的钱送人情倒是很慷慨啊！我这房子不破不旧的，多做这些做什么！”随即就让后勤部门清算成本，加上人工费，立刻还清了这笔钱。

　　以赵尔陆上将的条件，他的生活水平远可以更高，过得享受一些。但赵尔陆上将坚持了一辈子“与农民同甘共苦”。革命时候是这样，建国之后还是这样。

　　国家批的新家电他一概不收，家中除了宴请客人从来都是粗茶淡饭，从来没超过三个菜。他曾经对着自己的妻子和女儿说：“我从南昌起义到现在几十年了，自信对党和毛主席是忠诚的，没有半点儿私心。”说着，声音哽咽了起来。

　　赵尔陆身为上将，却一点官架子都没有。在单位常常去看看烧锅炉的工人，摸摸他的被子够不够厚；吃点好东西的时候，身边的工作人员不在就一定要留出来。但是唯独对自己却一点都不照顾。

　　为了工作不分白天黑夜地干，从1967年开始，赵尔陆的心脏病越发严重了起来，一度变得又黑又瘦。周恩来总理见状把他安排在西山疗养，他去了之后却觉得度日如年，郁郁寡欢，不断地请求中央让自己回到岗位上工作。

　　通过赵尔陆的强烈要求，过了二十几天中央终于同意赵尔陆返回工作了，他又神采奕奕了起来。他先回到家嘱咐女儿说要多学学毛主席著作，一寸光阴一寸金。与妻子女儿高兴地吃了一顿晚饭之后，又立刻悄悄回到了办公大楼，当时还是深夜。

　　那段时间，正是我国国防工业研究，停摆的阶段，赵尔陆心急如焚，又扑到了工作上。心脏病和哮喘一起折磨着他，但他还是坚持在单位一天一天地熬。

　　1967年2月1日，赵尔陆又在办公室里熬了一宿，次日上午却一直都没出来。国防工办的办公人员颇感奇怪，按平时，他早该出来跟大家讨论工作了。助理轻轻地推开了他办公室的门，惊讶地发现赵尔陆坐在他为了加班安置在办公室的小床上，头已经埋到了膝盖上，手里夹着一根烧尽的香烟，手指被烧得焦黄。赵尔陆上将，在这天因为过度劳累引发了心肌梗塞，永远地离开了。

　　赵尔陆上将的助理正要忍着悲痛通知领导和赵尔陆家属，周恩来总理的电话打来了。周总理在通知赵尔陆立刻去中南海疗养院休息，还让助理带话给他说，年纪太大了不能总是熬。助理哭着告诉总理说：“总理，我们刚刚发现，赵尔陆上将已经在办公室里去世了。”随即，办公室里的工作人员也都泣不成声。

　　后来，总政要编纂将帅名录，却发现怎么也找不到赵尔陆上将的礼服照。他们便到他家中去问家人索要，结果赵尔陆的女儿告诉他们说家中也没有一张礼服照。

　　编纂组惊讶极了，赵尔陆上将因为他在革命时候的军功、开国后的贡献让大家十分拥护，尽管上将是我国的最高军衔，但他在评上将的时候，大家都心服口服，没有一个人提出过异议，怎会连一张军装照都没有！

　　赵尔陆的女儿听罢，告诉他们说：“我不知道授衔大家都在拍照的时候父亲跑到哪里去了。但是，他这一辈子坚持不拍礼服照，不写回忆录，我们曾经也因为这个问题和他纠缠过好多次。父亲当时还有点生气，说，你不懂！死的人太多了！他们哪一个都不比我差。我算老几！有什么资格去拍那张像！”

　　赵尔陆将军一生没敢穿上那身军装照一张礼服照，尽管他战功赫赫，为新中国贡献了一生，他说，他只是一个坚守着对党的信仰的“普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