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之另一个小智中新社北京12月31日电 题：追忆伊懋可：走完半世纪“中国历史之路”的汉学大家

　　1973年，英国汉学家伊懋可(John Mark Dutton Elvin)在其首部著作《中国的历史之路》(The 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一书中提出“高水平均衡陷阱”理论，阐释工业革命为什么发生在欧洲而不是中国，在学界引起巨大反响，成为西方中国史研究的理论基石。

　　1980年代初，该部著作经中国经济史学泰斗吴承明先生等引介传入中国学界，影响并启发了一代中国学者。

　　如今近半个世纪过去，智者于12月19日在英国剑桥溘然辞世，令学界惋叹。12月28日，清华大学历史系举办伊懋可先生学术纪念会，追思、缅怀这位治学严谨、爱人以德的汉学大家。循着这些纪念声音，一些与其学术贡献相伴的生前往事被提起、追忆。

　　伊懋可1938年生于英国剑桥，并在那里获得博士学位，但却对中华文明情有独钟。他擅长中国经济史、文化史和环境史，先后任教于哈佛大学、格拉斯哥大学、剑桥大学，1973—1989年在哈佛大学教授中国史并担任亚洲研究中心主任多年，从1990年起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亚太研究院任中国史和亚太区域史教授和召集人。

　　与《罗马帝国衰亡史》相比，《中国的历史之路》意在激起新的讨论，而非提供任何可以称为定论的答案。“吉本撰写其著作是为了证明他已信以为真的某些内容，而我动手写作则要检验那些尚未有满意答案的问题。”伊懋可在该书中文版的自序中强调。

　　伊懋可在书中提出的问题是：从长期来看，中华帝国为何能长期维持统一而没有像罗马帝国那样最终分裂？前有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韦伯对中国提出“韦伯之问”，后有剑桥大学李约瑟博士对中国古代科技发展提出“李约瑟之问”，在伊懋可的学生、四川大学教授何平看来，伊懋可的提问可以比肩二者，谓之“中国学之问”。

　　作为伊懋可在牛津大学教授的首位中国留学生，1987年何平初到牛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次日伊懋可就迫不及待地和他见了面。伊懋可向何平谈起20世纪70年代其访问上海的经历，说中国是其学术圣地，并对他的论文研究方向提出建议。

　　在牛津的第一年，何平几乎每周都要向伊懋可提交读书报告。至今他仍然怀念老师水平极高的评论，“虽然犀利，但总是极具启发，在思想上逐步引导我深入发现历史真实，形成洞察力”。至今，何平的书柜里仍保留着在牛津大学第一学期用打字机打出来的读书报告，上面记录了伊懋可大量的评论意见。

　　对于一个西方历史学家为何要写中国的过去，伊懋可曾在《中国的历史之路》自序中作答。“中国历史是世界历史的一部分，而且是世界历史中非常广大、重要且有趣的一个部分。”

　　忽遇文殊开慧眼，他年应记老师心。“老师对我最大的影响是引导我研究中华文明的发展”，治学愈久，何平感受愈深。“回想起来，他一直有意引导我如何用自己的知识和研究，让中华文明能够更进一步。”追忆过往，何平潸然。

　　何平认为，老师伊懋可的卓越之处在于，他不仅是比较文明领域的领军学者，还在不断开拓新的领域。

　　1990年，伊懋可率先提出“中国环境史”概念及其研究构想。1993年，伊懋可与台湾“中央研究院”刘翠溶教授联袂组织召开中国环境史学术研讨会，标志着中国环境史作为一个专门研究领域正式诞生。该会议的论文集《积渐所至：中国环境史论文集》也成为中国环境史的开山立派之作。2004年，伊懋可出版《大象的退却：一部中国环境史》厘定了这一研究领域的框架，被誉为西方学者撰写的中国环境史的奠基作之一。

　　以书为桥，《大象的退却》中文版主要译者，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梅雪芹因翻译该部著作与伊懋可结识，曾与伊懋可有过四面之缘。

　　2011年10月25日，梅雪芹(右二)和伊懋可(左二)在第一届东亚环境史学术研讨会期间于台北“中研院”人文社会科学馆会场合影。受访者梅雪芹供图。

　　其中，2010年1月，梅雪芹在剑桥大学做高级访问学者期间，当面向伊懋可请教翻译《大象的退却》过程中的问题与困惑。“他特意从牛津老家赶来剑桥，我们在李约瑟研究所文献室交流了一整天。”梅雪芹回忆，伊懋可耐心向她讲解，并坦诚书中不足，提醒梅雪芹在翻译时注意。

　　《大象的退却》在学术界无人不知。梅雪芹指出，伊懋可从大象的退却切入中国古代历史之后，书写和诠释的则是几千年来中国经济、社会和文化的节节推进与野象的步步退却之间的关系，以此分析漫长历史时期在被称为“中国”的这片土地上人与自然互动的变化及其得失。

　　伊懋可建构的是一个包括人类和自然两大系统复杂关联的整体综合的历史叙事和解说框架，《大象的退却》所映照的并非某个方面或某个门类的历史，而是一部真正意义上的整体史，称之为环境史当然也是十分恰当的，梅雪芹评价道。

　　被伊懋可亲切地称为“我的朋友”的中国知名经济史学家、北京大学人文讲习教授李伯重是早期接触《中国的历史之路》的中国学者之一，也是该部著作的主要译者。在他看来，伊懋可不仅是当今西方中国史研究方面最优秀的学者之一，还是一位以追求学问真谛为毕生使命的线年，李伯重到法国讲学，向伊懋可致信请教一些学术问题，令他吃惊的是，自己用英文致信，伊懋可却用中文回信。“他的信，就像民国时代的中国学者写的，半文半白的风格。这很不容易，在他那一辈乃至现在的汉学家当中都不多见，所以给我很好的印象。”由此李伯重与伊懋可开始了三十余年的友谊。

　　其实早在1979年初读伊懋可的《中国的历史之路》，李伯重即着手该部著作的翻译工作。在更为漫长且曲折的四十余载时光里，经4位中国历史学者通力合作翻译，该部著作的中文版终于今年4月出版，适逢这本书英文版问世50周年，因此也成就了国际中国史研究历史上的一段佳线年，李伯重在《中国社会科学》发表了论文《“选精”、“集粹”与“宋代江南农业革命”——对传统经济史研究方法的检讨》，对伊懋可关于技术进步的观点提出批评。当年6月，李伯重和伊懋可参加了一个在东京举行的学术会议，会上两人就此问题进行了争论。此后，伊懋可于7月28日给李伯重写了一篇长信，进一步阐明自己对技术进步问题的新见解，这些见解对正确认识明清时期中国的技术进步问题有很大帮助。“我觉得他的新观点很正确，对我帮助很大，后来我在自己的著作里也多次引用了他的观点。而且，他对批评他的意见不仅不抵触生气，还和批评者共同寻求更好的见解。这对于批评者，特别是晚辈批评者来说，真正是爱人以德。”李伯重回忆。

　　《中国的历史之路》中文译稿定稿后，李伯重请伊懋可为中文版作序，他欣然命笔，希冀中译本能为中文读者打开通向了解很久以前的中国的有趣之窗，而这可能是他最后一篇文字。“纪念他，是我们应该做的。”沉默良久后李伯重低语道。(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