捍卫战士tg100“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昂首奋进新时代，党和国家的发展踏上了新征程，人民也有了新期待。蓝图已经绘就，但前行路上不免遇到挑战。往何处发力，该如何应对，考验着行路人的智慧、勇气与担当。本版推出“实现新目标，敢啃硬骨头”系列报道，关注新时代科技、教育、文化领域那些难啃的“硬骨头”，探索消痛点、疏堵点的创新举措。

　　“天宫”步入太空、“蛟龙”探测深海、“天眼”聆听宇宙过去5年，我国科技创新能力显著增强，重大成果频频“刷屏”，在全球科技创新的舞台上，实现了从“跟跑”到“并跑”“领跑”的跨越。

　　步入新时代，有了新期待。此次，党的十九大报告为科技创新指明了方向，描绘了蓝图。“要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强化基础研究，实现前瞻性基础研究、引领性原创成果重大突破”“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培养造就一大批具有国际水平的战略科技人才、科技领军人才、青年科技人才和高水平创新团队”

　　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强。科技创新背后的源头和根基，正是基础研究。特别是第二次工业革命之后，所有重大的技术创新和发明创造，都有赖于基础研究创造的重大发现。既然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部分，那么从某种意义来说，关注其在发展过程中的掣肘，也就是关注科技创新发展过程中存在的普遍问题。

　　屠呦呦研究员获得了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中科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所长王贻芳获得基础物理学突破奖，中科院院士、中国科技大学教授潘建伟团队的多自由度量子隐形传态研究位列2015年度国际物理学十大突破榜首这5年来，我国的基础研究取得了巨大进展，但整体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较大的差距。“这具体表现在：缺少推动学科发展的重大科学发现，鲜有能引领产业变革的原理性突破，缺乏破解制约发展的关键科学问题的知识积累，创新氛围不足等。”王贻芳说。

　　究其原因，专家们普遍认为，对基础研究的经费投入还没有达到理想占比水平是其中之一。根据《2016年全国科技经费投入统计公报》，2016年我国基础研究经费为822.9亿元，比上年增长14.9%，明显高于应用研究经费（5.4%）和试验发展经费（11.1%）的增速。基础研究占比延续了上年回升态势，达到5.2%，为近10年来的最高水平。变化有目共睹，但仍有向上进步的空间，“与发达国家15%25%的占比水平相比还有差距。”王贻芳表示。

　　在中科院院士、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所长周忠和看来，发展的前提是要保持持续稳定的投入，让科研人员能够静心做研究，不要担心吃了上顿没下顿。王贻芳建议，地方政府和企业也应该加大对基础研究的投入。

　　同时，应该细化、规范经费的投入分配方向。“目前我们实验室的设备基本都是进口的，这说明我们的物质科学基础仍然薄弱。如果没有牢固的物质科学基础，做其它研究都是虚的”，王贻芳说：“所以在投入方向上，还是应该加强对物质科学的投入，特别是在那些能够对我们的工业和经济，以及产业发展有影响有意义的方面。此外，不同学科的差别很大，经费支持模式也应该有所区别，不能都一样。”

　　周忠和认为，除了大规模大团队，经费也应关注小团队。“因为很多引领性的、原创性的基础研究的突破，往往来自于被探索性、好奇心所引导的这些小团队。”

　　对经费的科学组织和管理方法也很重要。中科院国家空间科学中心主任吴季表示，应该兼顾世界发展前沿与自身优势，筛选出真正有价值和潜力的项目进行支持。

　　5年来，为解决科研人员的痛点，增强获得感，激发创新活力，国家已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松绑+激励”政策。比如，下放科研项目预算调剂权，让“打酱油的钱可以买醋”；设立专业财务助理，让科研人员“不再疲于填表格”；提高“人头费”比例，加大激励力度不过，科技体制改革还不够彻底，比如科研评价体系的完善与优化，就是难题之一。

　　“科研评价就像高考中的指挥棒，有什么样的评价体系，就会催生什么样的科学研究。”周忠和说，“比如当前的评价体系，谁发的论文多，谁就容易通过项目评审和结题验收，就能拿到更多项目和科研经费。如此，科研人员必然不会去选择做那些难度大、风险高的原创性、引领性研究，而去挑选热门的、容易出论文的题目。长此以往，也会影响我们国家学科的布局和发展。”

　　他认为不应过分看重SCI和论文。“论文是体现基础研究成果的主要载体，因此用论文来衡量一个国家基础研究的水平是必要的。但却不能唯论文是英雄。”周忠和说。

　　鉴于科学研究的日益细化和知识发现的快速进展，就科研项目评审、科学成果评价来说，专家们更为认同的是同一领域“小同行评议”。

　　王贻芳举例说，西方国家有专门管理科学的委员会，其成员都是行内专家，委员会的任何决定对本领域未来发展有巨大影响，跟他们本身的利益密切相关，他们在决策时会非常小心。因此，他们的评价能够真正反映领域内科学家的意见、要求。

　　王贻芳同时指出，考虑到目前国内缺乏科技领军人才、同一领域真正有水平的小同行有限，因此在基础研究方向的选择、成果的评价中，应尽可能多地引入国外同行，进行能体现科学水准的国际同行评价，最大限度摆脱非科学因素的干扰。

　　人才是科技创新最关键的因素，在基础研究人才的培养方面，专家们一致认为，应该加强重视、加大力度。

　　“一方面优秀的人才能够更快更好地做出原创性的重大突破，同时因为他们在基础研究中接触了前沿的科学知识，掌握了先进的实验方法和实验技能，也可以很顺利转入下游的应用研究和技术成果转化，从而直接为企业的创新做贡献。”王贻芳说。

　　“两弹一星”就是最好的例子。在“两弹一星”元勋中，大部分科学家在国外留学时都是从事基础研究的。回国后他们服从国家需求，转入应用研究和技术开发。他们研制“两弹一星”所凭借的，正是在国外跟从导师做研究时所接受的严格的科学训练、扎实的理论功底。

　　“不管是从海外引进高端科技人才，还是从本土培养人才，关键还是要给他们创造良好的工作氛围，让他们能安心搞研究。比如，要有一个与国际接轨的合理的薪酬制度，至少让他们不再为生活担忧，这样才能真正留得住人才。”周忠和说，“此外，在我们孩子从小到大的教育当中也要注重对创造力和创新能力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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