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野总裁猎逃妻美国日前正式出炉《2022芯片与科学法案》。近年来，伴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专门遏制中国科技发展的“技术民族主义”思想在美国甚嚣尘上。美国打压、围堵中国科技成长的政策图谋从奥巴马第二个任期开始，在特朗普时期得到强化，拜登上台后也沿袭了这一立场。美国对华科技遏制政策旨在对中国技术进行限制，包括进出口管制、出入境投资限制、电信和电子产品许可制度、签证禁令、金融制裁等。

　　为确保其全球科技霸权地位，美国对其他国家实行科技打压早有先例。为赢得冷战，美国就曾对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实行严格的出口管制及高新技术转让限制政策，处心积虑挥舞科技遏制大棒。

　　1947年，时任美国总统杜鲁门提出要延长出口管制的期限。1948年美商务部咨询委员会建议控制对外出口选择，使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无法获得某些重要商品，以外贸管制实现科技遏制意图。随后，杜鲁门政府公布了一份管制清单，全面禁运的物资包括用于制造和生产武器弹药的战略物资以及含有先进技术水平的母机和设备，例如特殊重工业设备、精密科学仪器、电子尖端仪器和稀有金属等；限制出口的物资包括铅、铜、锌等工业原料以及基础设施设备。1949年美国颁行《出口管制法》，将对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禁运范围扩大到与战略物资密切相关的技术资料，同时收紧出口许可证的审查及发放。杜鲁门政府积极拉拢其他西方国家联手，成立“对国家输出管制委员会”，即巴黎统筹委员会（以下简称“巴统”）。该组织除在欧洲构建对苏遏制体系外，还利用援助计划，胁迫其他国家参与经济遏制与技术封锁，禁止接受美国援助的国家将该法案规定的300余种“战略物资”出口给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

　　其后，美国政府变相遏制社会主义阵营发展的“全武行”悉数上演，可谓软硬兼施，花招频出。艾森豪威尔出任总统后，在继承遏制理论的基础上，放宽了部分非战略物资的出口。肯尼迪上台后对苏推行缓和政策，但放松非战略物资出口管制并没有落实。尼克松上台后提出“联系”“克制”“实际”偏向缓和的三原则，其时美国对苏政策可谓两手并用，既利用经济手段鼓励苏联保持克制，又利用军备控制等手段打压苏联。

　　1976年美国防部发布《对先进技术输出管制的分析》报告（“布西报告”），标志着经济遏制重点正式转向高新技术。自此，限制高新技术转让成为美国的一项长期国策。1978年卡特政府制定“军事方面重要技术清单”，10多种尖端技术被列入禁运范围。1981年1月里根上台后，美国对苏联经济遏制与高新技术转让管制力度进一步加码。1982年美与“巴统”国家联手扩大高新技术管制范围，以遏制苏联科技发展。里根政府还积极扩大技术出口管制，成立专门机构负责审查并制止有助于提高苏联军事实力的技术出口。

　　1991年苏联解体后，世界格局发生重大变化，“巴统”也于1994年宣告解散。在美国的操纵下，1996年西方33个国家在维也纳签署《瓦森纳协定》，决定实施新的禁运清单和信息交换规则。该协定与“巴统”一样执行两份控制清单：一份是军民两用商品和技术清单，涵盖了先进材料、材料处理、电子器件等9大类；另一份是军品清单，涵盖了各类武器弹药、设备及作战平台等共22类。中国仍在被禁运国家之列。

　　从20世纪70年代起，日本成为美国在经济和科技上的有力竞争对手。1972年美国借口日本卡西欧公司违反反倾销法案，拒绝向日本继续提供生产半导体的核心材料，日企因此遭受到重大打击，卡西欧在美国市场的份额也因此从80%暴跌到27%。1986年《美日半导体协议》签署，日本被要求开放半导体市场，并保证5年之内国外公司在日本获得20%的市场份额。协议刚签不久，美国就对日本出口了3亿美元的芯片，征收100%的惩罚性关税。之后，又胁迫日本签署《广场协议》，导致日元大幅升值，日本国内泡沫急速扩大，日本经济陷入长期停滞。1992年美国夺回半导体行业的全球市场，在日本的份额达到20%。1993年，美国取代日本，成为世界最大的芯片出口国。

　　自2017年以来，美国为遏制中国科技发展，在出口政策、投资限制、技术和交易限制等方面，频频采取损人不利己的打压措施，妄图永远霸控世界科技生态圈。

　　一是进出口政策限制。美国《出口管制改革法案》限制新兴及基础性科技产品出口；2020年修订“外国直接产品规则”限制华为公司，取消给予香港的特别待遇政策豁免；2021年加大限制，将多家中国企业列入“军事最终用户”管制清单。2018年特朗普政府根据美国贸易法第301条，向价值37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征收惩罚性关税，禁止美军购买和使用大疆无人机；2021年提出针对5家中企设备的禁令；2022年颁行的所谓“涉疆法案”也包含了相关科技限制条款。

　　二是使用、支出和投资限制。2018年特朗普签署《2019财年美国国防授权法案》，限制政府和相关承包商使用中国科技产品；2020年认定华为和中兴对美国构成“国家安全威胁”，禁止从这两家公司购买设备；2020年12月，要求拥有中兴或华为设备的运营商“拆除并更换”这些设备。2018年通过相关法案授权扩大对外国投资的审查，对中国企业在美投资设置障碍；2021年公布所谓“中国军工复合体企业”清单，并通过《外国公司问责法》。该法案主要针对在美上市的中概股公司。

　　三是电信、设备授权和技术交易的限制。2020年通过《安全可信通信网络法案》，并公布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受管制清单”，禁止联邦资金用于采购华为和中兴设备，中国电信、中国移动等企业被列入该清单；2021年取消中国电信在美电信运营牌照；2021年通过《2021年安全设备法》，以所谓“安全威胁”为借口，禁止对华为和中兴等公司进行审议或颁发新的设备执照。2021年初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禁止通过支付宝、微信支付等8款中国手机应用程序进行交易活动；同年，美国商务部发布《确保信息和通信技术及服务供应链安全》最新规则，禁止交易、使用可能对美国国家安全、外交政策和经济构成特殊威胁的外国信息技术和服务。

　　四是签证和司法限制。在签证限制方面，2020年取消与中国军方有关联的中国留美学生及研究人员签证；同年开始限制中国员入境；2021年对华为部分雇员实施签证限制。在司法限制方面，2018年美国司法部启动“中国倡议”，该计划以“打击经济间谍”和“窃取知识产权”为借口，对在美华裔科学家和与中国有合作的科研人员进行系统性调查。

　　五是经济制裁和断链围堵。在经济制裁方面，许多中国实体被列入美国特别指定国民名单。正常情况下，美国人不得和名单中的自然人与实体等进行任何交易，名单中的自然人与实体也不得接入美国控制的金融系统；2021年美参议院通过《2021美国创新和竞争法案》。该法案包含大量涉华内容，妄图进一步打压中国科技发展。在断链围堵方面，2020年美国提出“反映美国价值观的人工智能”概念，阻挠中欧在人工智能领域合作。2022年美国政府向韩国、日本等提议组成“芯片四方联盟”，牵制正在科技崛起的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对华形成包围圈。

　　渲染“技术民族主义”，谋求科技霸权，不仅是美国全球战略的核心，也是支撑美国其他霸权的基础。近年来，美国政府针对中国和其他新兴经济体在科技遏制方面频频推出各类披着法律外衣的霸权举措，已经对全球科技合作与供应链布局产生了恶劣影响，使得全球科技“鸿沟”非但未能弥合，反而日趋增大。

　　解析美国的“技术民族主义”，无非通过掌控关键技术、实行技术出口管制以及握紧金融控制等手段，并采用限制进入、联合盟友施压手段实施市场控制，实现对竞争对手供给端到需求端的全面打击，以此维持其科技霸主地位，谋求特权垄断和巨额财富。

　　鉴于对华制裁的效果不算理想，加上美国内经济损失严重的客观情况，美国在固守“小院高墙”式科技战略下，适度调整表面的制裁方式，制造缓和放松气象，企图迷惑中国。一方面，美在非核心技术领域对华释放缓和信号，包括向华为和中芯国际供货、计划推出关税排除清单，从而为美国企业挽回失去中国市场的部分损失，试图让中国掉以轻心。另一方面，美国又频频联合盟友在供应链上搞封闭圈子，启动所谓的“印太经济框架”，意图在核心领域上加大对华技术封锁，逐步在关键供应链和产业链上实现“去中国化”，实现其对华制裁的“外松内紧”。

　　实际上，美国的科技霸权战略虽然重点在中国科技企业，但在打压中企的同时，一旦发现包括盟友在内的任何国家对其霸主地位造成影响，同样会毫不留情打击。这种为所欲为的科技霸权行径，已经警醒众多被其“科技奴役”的国家。目前，新兴经济体突破美国技术垄断，携手创建新型技术格局的共识正在形成。事实证明，美式科技霸权违背全球科技合作交流发展大势，必然激起被压迫者的团结反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