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溢被打带着理解，梁永安娓娓道来年轻人的工作之苦、爱情之惑，用文学与艺术，解读作为普通人如何在不确定的时代里，安放自己的理想与现实。

　　1978年，梁永安考入复旦大学中文系。大学时代，他接触到不仅仅是大量经典文学作品，还有当时涌入的西方古典音乐。他曾经和一名来自美国的古典乐发烧友住同一个寝室，对方不远万里带来了一套不错的音响，也带来了贝多芬等伟大的音乐家的作品。有的时候，室友还会特地穿上西装，庄重开启一场寝室内的“交响音乐会”。还有住在隔壁的德国室友，曾经误打误撞坐上了苏联军人的专列，却最终用“随身听”里的贝多芬作品，打破语言隔阂，与陌生人欣然交流。

　　这些有关古典音乐的趣闻，让梁永安在几十年后的今天，依然充满回味。在接受新闻晨报·周到记者的专访时，他从文学、生活、城市等不同角度，分享古典音乐之于当代年轻人的意义，“音乐的旋律是阻力与张力彼此不断推进、不断交互的过程，就像对我们生活的隐喻——生活也是这样。”

　　新闻晨报·周到：在6月柏林爱乐乐团上海的系列演出中，有不少带有文学性的音乐作品。对今天的受众来说，同样是说故事，音乐和文学有何异同？

　　梁永安：相对于阅读，听觉是更古老的欣赏方式。在文明史的早期，在没有文字的时候，声音的传播非常重要。等到了书写时代，文学成为主流产品，但它有门槛，需要基本的读写能力——1949年，全国每60个人里只有一个小学毕业生，所以文学的传播实际上非常小众。今天，我们进入了视觉的时代，哪怕你不懂英语、不看字幕，《泰坦尼克号》也能看懂七八成吧？这个时代音乐应该怎么发挥它的作用？我觉得是当下特别要去思考的事情。

　　新闻晨报·周到：有没有一种可能，我们先从古典音乐里聆听故事，进一步阅读了解，再继续从影像中找寻知识，最终，文学、音乐以及视觉欣赏的方式会彼此串联、彼此影响？

　　梁永安：对，这有相通之处。比如简·奥斯汀的创作，是在当时女性阅读方式的改变后，女性对生活的认知发生了变化，才相辅相成地有了读者、作家，乃至于出现了一个市场。还有二战结束之后，大众文化蓬勃兴起，摇滚、乡村、校园，形形色色的音乐出现了，但底层基础还是经典。大量音乐人的起步，是深受古典音乐的影响。

　　所以好的音乐有一个非常鲜明的特点，它必然不是简单的体验，而是融合的。游牧文化、农业文化、工业文化、后现代文化，必然是一个大融合。你在音乐里听到的自由精神，其实是来自游牧时代的东西，现在，你在摇滚中也能感受到了。

　　梁永安：酒、猫、音乐，这三件事和很多作家都有关联。酒，很好理解，很多作家喜欢夜里写作，夜半三更，四下无声，会感到强烈的艺术孤独。而且写作既是精神的想象过程，又是体力活。写长篇小说，人物每天纠缠着你，这时候的一杯酒，对作家可能是一种缓解。

　　猫，是我们人类没有驯化的动物，从古至今，野性的基因几乎就没有变过，它的自主性从来没变。作家也很喜欢这种感觉，包括夏目漱石写《我是猫》，看中的是猫的这种特点。

　　再者就是音乐了，写作过程中，作家需要一种时间维度上的打开。文学是时间性的艺术，音乐的节奏起伏能进一步形成延展，产生形形色色的张力。作家跟音乐的相伴，有一种意志性的和谐，有一种非常好的般配。

　　你看村上春树，他开过酒吧，喜欢爵士乐，喜欢菲茨杰拉德，菲茨杰拉德也是爵士时代的人，音乐和作家会有某种精神的呼应。罗曼·罗兰想写一个人的成长，怎么写呢？他是在爬到阿尔卑斯山山顶上看日出的时候，忽然感觉眼前从微微亮到微红，再到升起，一下子想到了。他后来自己写道，当时感受到了一种非常浑厚的乐声，知道自己要写一个生命如何在无穷的沧桑里生长，写一个真正有力量的人，最后他写出了六卷本的长篇小说《约翰·克利斯多夫》。

　　所以我们会说，音乐之所以跨越百年、千年，那种巨大的流动感，是跟我们生命的节奏，生命的起伏，有一种暗自的契合。

　　新闻晨报·周到：您一直关注当代人的爱情和精神生活，怎么看待音乐和爱情的表达？

　　梁永安：爱情和婚姻最本质的东西是付出，付出的前提是对彼此价值的重视，激发出对彼此的珍惜，愿意在一把伞下一起面对人生风雨。如果你带着“世界围绕我”的预设，对方必然是工具化、资源化的。

　　从这个角度看，音乐反而很有爱情气质。好的音乐不单纯是自我实现，更包含着一种理解，一种温情，一种对于命运的叹息。就像李叔同写“悲欣交集”，悲的并不仅仅是自己，而是这个世界，每个人人活着不容易。我们听《送别》，最感动的也是那种心灵彼此靠近，大家互相传送温暖、看到了光亮的那种内涵。

　　音乐是让你无形之中更深地、更广地体会了生命和世界，它是站在理解对方、理解所有人的角度去表达的。生活中有很多人知道“我活得很难”，但不知道“有人活得比我难”、“大部分人比我难”，所以他们会陷在自己的困难里，觉得世界为什么不按照我的愿望去展开？

　　但我们要知道，不是因为你来了才有了这个世界，而是世界本来就存在，甚至地球表面70%是海洋，有90%的地方不适合人类居住，这个星球却有80亿人在生存，多么不容易！音乐就把这种对世间的百般心情体现得太好了，尤其是在电影音乐里——《小妇人》改编成电影后用的音乐，久石让给宫崎骏电影的配乐，岩井俊二《四月物语》的配乐等等。好的电影绝不会只是围绕着“我”打转，往往开始是“我”对世界不理解，后来“我”向往光明，音乐是非常好地传递出了这种向光性。

　　梁永安：从某种意义上说，音乐的旋律是阻力与张力彼此不断推进、不断交互的过程，这就像是对我们生活的隐喻——生活也是这样。我们在面对生活的时候，应该有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力量和理解？如果音乐里只有自己，或许就没有音乐了，只剩下像战斗机一样、轰鸣一声的释放。

　　我觉得交响乐的内在就是人的精神，表达的是内心深处的东西。我们平时当然也听一些很轻松的音乐，在旅途中，在疲惫时，会听一些解压的音乐。但在另一些时刻，我们也需要沉淀和肃穆，需要一种面对自己的庄重。

　　梁永安：最好的就是你沉浸在里面，千万不要碎片化，而是很完整、很舒展地听。比如我们说《梁山伯与祝英台》，小提琴协奏曲的原作有二十六分钟，后来又有不同配器的演绎，都可以完整地听。完整性，反而是最大的自由。

　　除了跟着音乐走，我们还可以了解音乐家本身的经历、价值。一个音乐家写出这些交响乐，他面对的不仅仅是艺术问题，也是生活的问题，是生命里的不同境遇所表达出来的东西。

　　梁永安：孤独是一种好的品质，孤立不是。孤立是你把自己封闭起来，孤独却可以分成两种：一是你过于超越，很难找到知音，就像波德莱尔坐在巴黎左岸，外面人潮汹涌，他却说自己看到的是“满街的白骨”。

　　另一种孤独，有点像今天我们谈到的一部分“社恐”。有些人在网络上看起来很强势，但现实中可能是个极大的弱者，他心中只有一种活法，你要是动摇了他，就等于否定了他的全部。真正的强者是心里有无数种活法，某个时刻只是表现出自己的一个方面，你否定我，我也可以一笑而过，因为我还拥有很多内在的多元性。所以，孤独有的来自于强者，有的来自弱者。

　　回到音乐，它的好处，在于如果你是弱的，它会带来精神的成长。对年轻人来说，青年文化里音乐几乎无处不在，街舞、爵士、摇滚，大量的兴趣和爱好在和音乐产生关系。当你爱上其中的音乐，你会了解它的起源、发展、变化和代表性的作品，在这个过程中，你的内在也会增强、放大。这是一种人文成长，是从审美中获得的自由。往后你再跟别人交流，你也有了自己的强度，你有了自己的内在的形成。

　　新闻晨报·周到：这次柏林爱乐乐团音乐会的门票都是“秒空”，今天人们为什么还值得去现场听音乐会？

　　梁永安：这个时代快速流动，人和人之间特别缺乏面对面或者近距离的交流，但实际上我们特别需要彼此看见。我在悉尼歌剧院看演出，进入音乐厅之前会经过很大的圆形吧台，大家就在那里小小地喝上一杯——在短暂的交汇里，陌生人之间有了攀谈，人和人形成了多元的汇聚。这是一个人文形成与成长的过程，文化圈层的建设也特别需要这种的交流。

　　今天人们遇到的一个很大的问题，是坚硬的现实，碰撞了自由的灵魂和丰沛的想象。在追求功利主义的、僵硬的小目标时，人如何获得一些发自内心的东西？孤独的个体往往感受不到跟世界的联系；但通过在一起聆听音乐会，甚至一起变成参与者，你能感觉到自己原来不是一个简单的个体，和他人有着共同的心情。

　　梁永安：上海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它的“界”很丰富。比如文联下属有音乐家协会，音乐家协会往下又有十几个分会，一个艺术类别的圈层划分非常细致。假如你深入到每个社区，你会发现音乐是其中很显性的存在，每个居委会里都有文化室，有不同的音乐爱好者在聚集。

　　在这个背景下，上海听众的专业性、学习性很强，他们知道自己想听什么，选择也多，这会形成一个很好的氛围——你在上海听音乐会，很安静，没有人中途在演出厅乱走，如果有人迟到，一定是中场才进来。

　　当然，讨论当下上海的城市艺术和文化，我们要站在从“活着的时代”到“活法的时代”的历史转折里去理解。这个阶段的音乐欣赏氛围，既有大众化的一面，又有个性化的一面，表现出来，就是在文化圈层内会有同气相求的聚集。我个人很期待城市能够给这种聚集提供更多的资源，除了建设形形色色的大场馆，也能让渡一些公共空间，让文化圈层的成长环境更宽阔、更丰富。城市化的真谛就在这里：互相碰撞，互相融合，形成创新，这样城市才更有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