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度终极幻想书包截至10月23日，2022年中国电影总票房收获343.05亿元，同比疫情前2022年10月1日-10月23日470.99亿元总票房下降27%，“后疫情时代”的中国电影行业，局势仍然不容乐观。

　　恰逢第十一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开幕，中国重磅影人齐聚北京，探讨当下中国乃至国际电影产业热点话题，为电影行业搭建更高效的沟通平台，助推中国电影产业突破困境、跃阶发展。

　　烹小鲜（pengxx01）联盟作为第十一届北京国际电影节论坛特别支持媒体，推出『聚焦·北影节』专题策划，为大家带来最新鲜、最有料、最具有观点的行业报道。

　　本篇为专题的第二篇文章——「艺术、创作、电影与我们」——从北影节的几场大师班出发，探索大师眼中的电影艺术

　　作为国内外最具代表性的华人女演员，主讲人巩俐在主题为「电影与我们」的大师班中，与嘉宾娄烨、张颂文、赵又廷，分享了电影、表演、角色以及她在国际上的演艺经历。

　　因为对谈嘉宾都是电影《兰心大剧院》的主创，所以曾入围威尼斯国际电影节主竞赛的北影节的闭幕影片，也是对话的重点。

　　其实在巩俐大师班之前，导演陈可辛、艺术指导叶锦添、伊朗导演阿斯哈·法哈蒂的大师班活动已经和大众见面。

　　四位大师就不同的话题进行了经验的分享，并组合成了「艺术、创作、观众、电影与我们」等相辅相成的话题，对爱好者与创作者都是一次洗礼。

　　虽然从影三十余年的巩俐，已经算是国际范围内最具代表性的华人女演员，但大师班一开始，她还是以自己入行的经验，为青年电影人分享了“挫折教育”的珍贵价值。

　　巩俐说，自己是家里最小的孩子，小时候没有玩伴，慢慢就喜欢上了更私人的电影，并产生了做演员的想法。可是家人并没有给她支持，反倒说她眼睛小、不白，吃不了这口饭。

　　更大的挫折在第一次试戏后。中戏上学期间，学生可以在假期出演电视剧，她也得到一次试戏的机会。但自费坐了一夜火车，连试戏的机会都没得到，就被导演通知回家等消息了。

　　当时的巩俐觉得十分受挫，但一次失败绝不是世界末日，尤其对演员而言，这些无非是再普通不过的经历。

　　所以她希望现在的年轻学生不要因为类似的经历灰心，试镜不成就继续练，不要放弃。只要有真功夫，命运就能给予最好的安排。

　　时至今日，巩俐已经出演过40余部电影，从《红高粱》到最近的《夺冠》，她饰演过的无数经典人物早已深入人心。但说到演技，巩俐却对这个词有不同的看法：“‘演技特别好’，就变成一个技巧了，演员是不需要什么技巧的，用技巧塑造人物就会很生硬，所以‘技’就不要，用你的心去感受就好了。”

　　不过，表演虽不需要技巧，但是扮演的角色如果需要技能，就应该提前准备。比如她拍摄《艺伎回忆录》时，有一个扇子的动作，导演说很重要，于是巩俐就练了几个月，每天练了几千下，只为了戏中那一秒的完美。

　　谈及对年轻演员的期待，巩俐表示，在快节奏的时代，作为演员要沉淀下来，别走得那么急。要有时间静下来，慢一点，思考一下，如果要做这个职业，只有热爱，才能坚守。要真的想好、真的热爱再来从事这个行业，因为这个行业很特殊，有很多诱惑。

　　身兼本届电影节评委的张颂文认为，青春是宝贵的，年轻人要务实一点，沉淀下去。演员到最后拼的是人生阅历、见解、三观，这些才是核心素养。

　　赵又廷则呼吁年轻人多读书多看电影，“现在年轻人有很多选择，短视频、剧本杀、密室逃脱，但我还是想建议大家多看电影，可以提升审美，是跟自己做心灵交流的过程，这是很宝贵的东西。能够从好书、好电影中获得的能量，是其他地方很难得到的。”

　　除了巩俐的「电影与我们」大师班，10月22日，世界知名美术指导、服装设计师和视觉艺术家叶锦添就结合「中国传统美学的新生」这一主题开讲。

　　2001年，叶锦添凭借电影《卧虎藏龙》夺得奥斯卡“最佳艺术指导”和国外电影学院“最佳服装设计”大奖，成为首位获得以上殊荣的华人艺术家。

　　在舞台艺术和当代艺术领域，他与张艺谋、赖声川、杨丽萍、云门舞集、当代剧场等诸多世界知名艺术家和团体合作，创作足迹遍布海内外。还在世界各地举办个展，涉及摄影、绘画、装置等多种艺术形式。

　　对于自己在艺术领域的广泛涉猎，叶锦添认为，在自己的创作经历当中，有一个东西从未改变，就是不停寻找和探索自己的语言。

　　譬如创作《胭脂扣》时，叶锦添沉迷于30年代的世界：“我发觉30年代的世界跟我身处的空间不一样，由此开始有点奇妙的感觉。”

　　此时，两个问题显得至关重要：为什么在30年代发生？为什么当下我们要来拍这个电影？在他看来，“每个东西都是特定的瞬间，慢慢交织在一起，变成新的可能，这是我最好奇的问题，也是每次创作都必须解决的问题。”

　　所以准备期间，叶锦添会尽可能多的了解历史，再加入充沛的想象力加以调和：“我对艺术有一个见解：我们落实这个颜色，落实这个场景的时候，不见得要写实，更多的是想像的感觉在里面。”

　　但再赋予想象，中国文化也有不同的特质需要保留，叶锦添说：“中国文化有一个很特殊的面向，就是对精神层面的探索，中国跟西方非常不一样的点，这个点也是它的魅力所在，也是它不太容易为世界其他地区理解的地方所在。”

　　“比如《卧虎藏龙》里面，我要讲一个人的内心世界。文人的内心世界所有物质都是自然的，你会发觉还有另外一个世界在人物的后面，实际上提供了另外一个看待文人、看待世界的角度。”

　　身为艺术家，谈到当今年轻人的审美趋向，叶锦添认为年轻人的审美观是完美：“五官要完美的，衣服要完美的，但是完美不见得有很深的底子，很深的国际观。无论在传统中还是在国际上，都讲求多样性而不是完美，因为没有一个东西是完美的，多样性反而就发展出非常多精彩的东西。”

　　叶锦添殷切地期望，“年轻人应该感觉自己真实喜欢的东西，做自己真实喜欢的事情，而不是听别人讲怎么好，人云亦云。”

　　10月25日，集导演、监制于一身的创作者陈可辛也在自己的大师班上分享了三十年电影生涯的喜怒哀乐。

　　作为一位在内地、香港和好莱坞等不同创作环境下均有体验的创作者，陈可辛介绍了各地电影产业的一个侧面——试映和调研体系。

　　陈可辛介绍：“香港的观众都是草根而非中产，所以香港的电影从来都不是讨好那种很高级的观众的电影。香港的午夜场会卖小食，大家还能带着小吃抽着烟在电影院里面看。电影院是两层的，下面是普通观众，主创、演员或者圈内的人在楼上看。观众很直白的，喜欢就鼓掌，不喜欢就说，这个就是香港当年的调研。”

　　调研后，香港的创作者反应很快：“我们就回来说，哪里有人笑，哪里有人说，哪里有人上洗手间，我们回来修片，那个时候修剪就直接拿胶片剪，没有时间重新做混音，这样中间可能有些地方会断。”

　　而在好莱坞，试映和调研的体系完全不同：“我的第一部戏就是《情书》，他们有一个机制去说服导演，或者去合法、合理地‘强迫’导演改戏。那什么东西合法呢？就是观众，所以他们就去找了电影院，找了一些调研公司，其实我们（内地）也做调研，但是我们不是为了和导演对抗，但在国外，就变成公司、投资方、监制对付导演的工具跟武器。他们调研就选择了一个分数一定不会高的地方，这样就能够去强迫你去改电影的版本，这就是国外调研。”

　　针对当前中国内地的试映和调研体系，陈可辛认为：“我们要说服发行，我们要说服院线，我们要给信心。我们通过调研分数决定我们这个戏估计票房高不高，我们会做多少的宣发费，这些其实都是一个非常理智的理性的电影投资决定，是非常有用的。”

　　不过，陈可辛也认为，数据并非永远正确，“我们做完调研自己独立思考，不能盲目地相信那个分数。”

　　其实相比调研，当今电影走向流媒体似乎已经成了不可逆的趋势，这种变化陈可辛倒并不反对：“虽然我很爱电影，我也在电影院长大，觉得在电影院看电影是非常爽的事情，但是我是一个非常现实的人。疫情对全世界电影业都冲击很大，如果完全抗拒流媒体，说我们是电影人，不是电视人，不是网剧的人，那么，可能我们的观众会越来越少。”

　　不过，陈可辛也不认为影院会被淘汰：“影院可能会变成一种文化的高级的活动，就像去看歌剧。我们永远要对这种经营模式的变化有准备，也要有对策，不能够固执，不能够固步自封。我们一定要跟年轻的观众沟通，一定跟他们尽量保持我们对话的关系。”

　　而作为电影人，陈可辛唯一的追求就是要永远站在擂台上，只要有擂台，就有话语权，能讲故事，能感染人，这才是作为电影人的责任所在。

　　曾凭借剧情片《关于伊丽》获得第59届柏林国际电影节银熊奖最佳导演，凭借《纳德和西敏：一次别离》《推销员》两获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外语片奖的伊朗电影大师阿斯哈·法哈蒂，就「秘密与答案：法哈蒂的现实主义根基」，分享了他多年的创作心得与感悟。

　　谈及法哈蒂导演执导的影片《一次别离》，北京电影学院老师、本次大师班的嘉宾王垚深有感触。他认为过去十年，社会剧在国际电影节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而法哈蒂导演正是这一类电影的开创者与奠基人。

　　对此法哈蒂表示，自己并没有期待电影能获得国际认可。而这部电影的成功反倒给了他信心，让他意识到自己应该为更广泛的受众，以更加普世的价值拍摄电影。

　　法哈蒂强调，“我非常喜欢跟日常生活有关联，反映客观现实的题材和电影。或许从一方面来讲，有一些剧集情节性非常强，观众非常喜欢，但跟日常生活并没有太大的关联。我一直在致力于寻求这两者的融合，既要有情节性，又要反映客观现实。”

　　导演称：“我觉得日常生活有很多事情是可以被提炼出来的，有很多矛盾之处，一个小事情可能会引发一个巨大的大危机，危机之后我们追溯，我们去想在它发生之前其实已经有什么迹象。这种细节其实是很重要的。”

　　譬如他喜欢以当代人破碎的婚姻关系为抓手，对自己的这一偏好，法哈蒂解释道：“与其说是关注婚姻关系，不如说是关注家庭关系。在我看来，家庭关系、家庭当中的一些日常是电影制作的源泉。不同的角色在家庭环境和家庭氛围之下，他们的性格呈现是更加真实的。我也希望能够进入到这样子的家庭状况里面，看到他们更加真实的一面。”

　　《一次别离》之后，法哈蒂前往国外、西班牙等欧洲国家进行电影创作，并拍摄了《过往》《人尽皆知》等作品。对于自己在欧洲的创作，法哈蒂回忆：“这个经历对于我而言是比较有趣的，能够在拍电影的过程当中了解另一个文化，学到很多关于另一个文化的知识，这大大扩展了我的视野，增强了我的世界观。”

　　而伊朗和欧洲电影环境的不同，并不在法哈蒂的考虑范围内。一方面，他能更真切地体会到伊朗电影拍摄的特点。另一方面，他也不断思考两地拍摄的相似点。

　　“全世界不同的地方、不同的人其实存在很多相似之处，这也是为什么我有勇气在其他国家拍摄。我在进行剧本创作和电影拍摄的时候，实际上在我脑子里面只有一个观众，这个观众就是我自己，我问问我自己，如果是我看这个片子的话，我会不会相信。”

　　同时他也坚信，世界性电影和本土化电影有相似之处，正如一句古话：民族的就是世界的，它们都真实地反映自己所生存的国度以及自己所处的生活环境。因此本土化和世界性并不是两个互相对立的概念。

　　四位国内外电影大师，在北影节上结合自己的作品和经历，凝练成了几个小时的大师班，为中国观众与创作者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这是一年一度的北影节，给予中国电影的一份大礼，也是疫情中，中国电影能培养后续力量，保持长期创作生命力的关键。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