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斗士之小潘守护人文艺事业是党和人民的重要事业，文艺战线是党和人民的重要战线。一百年以来，党运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艺思想，领导文艺工作，始终坚持为人民服务，使文艺事业繁荣发展。值此中国成立100周年之际，上海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与“上海文联”微信公众号联合推出“建党百年·我们的文艺”微评，上海一批文艺家、评论家将围绕这一主题，结合上海的文艺发展历程，用文艺评论等方式回顾、梳理、总结百年来党领导文艺工作包括创作、理论评论的历程、成就和经验，展望新时代繁荣创作、发展评论的前景。

　　上世纪90年代初，上海举办了一系列由影视文学专家参加的研讨会，分析全国影视创作形势，评论全国影视作品优劣，探寻影视创作艺术规律等，出席的人员有许多，包括谢晋、余秋雨、李子云、黄蜀芹、宗福先等业界名人。由于大家都是文艺界、理论界人士，加上会议通常是在业余时间召开的，因此谈话气氛轻松，常有金言妙语出现。其中令我印象最深的，是现代文学评论家李子云的一番话。

　　李子云曾担任夏衍同志的秘书。在谈及上世纪30年代夏衍代表党组织领导上海电影界工作时，李子云说，在许多人眼里，电影界是最易滋长贪图享乐、名利风气的地方。然而，当时的上海电影界却是最严肃和最进步的，是坚定地跟着中国走的。这是因为那些导演、演员们都认识到，中国的文艺思想，尤其是电影主张反映了老百姓的心声，代表了社会和时代发展的正确方向。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广大民众爱国情绪高涨，观众对言情片、神怪片、武侠片、等失去了兴趣，希望能看到大量直面现实、反映民生、保家卫国的作品。1933年3月，党的电影小组正式成立，夏衍为组长，钱杏邨、王尘无、石凌鹤、司徒慧敏为组员。小组通过抓剧本创作、创办进步刊物、发展评论阵地、译介苏联电影、培育左翼影人等举措，很快地改变了当时中国电影的创作风气，确立了中国电影的现实主义传统；创新了电影语言，挣脱了传统影戏的桎梏；开展电影理论研究与电影批评，对进步电影的创作进行引导；借鉴西方特别是苏联电影的优秀创作经验，丰富了电影的表现手段与风格样式。

　　在党的领导下，当时的上海影坛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的左翼作品。它们以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民族危机感，真实地再现了当时的社会生活，忠实地反映了处于社会底层的工人、农民、妇女的命运。其中精品力作有反映阶级压迫与贫富差距的《狂流》《春蚕》，反映民众爱国热情的《民族生存》《中国海的怒潮》，反映女性苦难与觉醒的《三个摩登女性》《女性的呐喊》等等。

　　在艺术表现上，左翼电影大胆创新，注重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强调“多动作，少对白”，镜头语言简捷明快、质朴真挚……总之，这一时期的中国电影在党的领导下，充满了鲜明的时代风貌、深刻的思想内涵与撼动人心的艺术力量，形成了完整、系统的现实主义美学风格。

　　列宁说过，在一切艺术中，电影是最重要的和最大众化的艺术。由此看来，中国在上世纪30年代对电影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投入，体现了高度的阶级性、人民性、社会性和时代性。从当时的左翼电影运动，到新中国人民电影的创建；从改革开放后的体制机制改革，到十八大后开启电影强国的新征程，党始终以围绕以人民为中心的导向，领导、支持、发展着中国的电影事业和产业。

　　当今正处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新时代，如何进一步发挥党的领导作用，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精神生活的需求，在电影领域实现文化强国的愿景，我们均可从上世纪30年代党的实践中，获得有益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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