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1639小先生制作为陶行知提倡的“普及教育”和“生活教育”理论的重要实践成果之一，成为山海工学团办学影响至今的重要标志，自 1934 年初在山海工学团逐渐推广以来，几年之内得到了广泛传播，至今在宝山地区的中小学还有“小先生”的教育实践。

　　“来者不拒，不能来者送上门去”是山海工学团开办时定下的招生原则，也是陶行知普及教育和平民教育思想的重要体现。“来者不拒”在工学团开办之初得到了很好的实行，扩大了工学团的办学影响力，而“不能来者送上门去”则在 1934 年 1 月一个偶然的机会，得以实现。

　　小先生制从大场地区诞生，作为陶行知普及教育思想理论和实践的重要载体，在 20 世纪 30 年代，国家内忧外患的时代背景下诞生并短时间内由点及面得到了广泛响应。在曾祖父和他的学生陆静山以及山海工学团小先生侣朋等人的指导和帮助下，20 世纪 30 年代，小先生制和工学团的实践得以广泛传播，比如：江苏省宜兴县建立了西桥儿童工学团，杭州翁家山的儿童自助工学团、广东省大埔县百侯村和临近的善宁县十几所中小学也推广了小先生制。在安徽，1934 年冬，陶行知应安徽省教育局邀请，赴安庆演讲《小先生攻破七十二道难关》，他介绍 6 名学生到 6 个师范学区任辅导员，每个学区培养了千名以上的小先生。

　　曾祖父身体力行到全国各地推广小先生制，天津、济南、南京等地都留下了他的足迹。小先生制诞生仅 10 个月就遍及全国十几个省市，上海就有了1.8万个小先生。小先生制在当时经济文化较为落后的江西苏区和后来的延安解放区也得以推广，时任教育人民委员部代理部长的徐特立一直对陶行知很敬仰，徐特立在苏区推行了与小先生制相通的“以民教民，能者为师”的做法。曾祖父也将小先生制推向海外欠发达地区，1938 年，他去印度介绍了中国的平民教育情况，介绍了活读书、读活书，手脑并用的思想，特别是介绍了工学团和小先生制的实践。

　　在小先生制传播的过程中，教育实践也突破了小先生制原有的形态，不局限于教人识字，也不局限于小先生的“小”，比如在上海用于中国武术的传播：

　　益友社徐文焕先生为要使“国术普遍化”问题讨论出一个初步的推进方法遂提议采取“小先生制”的办法。他说：因为目前上海环境的困难，要使国术普遍，对于上面五项问题，实在不易解决。而且上海精于国术的人，至多不过五百人，以人口作比率，每人要教授一万人而后使国术普遍是不可能的。所以采用“小先生制”的目的，就是希望已经学习过二三个月的国术同志，把自己所习得的国术，转授给他人，或用劝诱的方法，去使亲友们学习国术，如此一传十，十传百，广泛推进起来，国术不难逐渐普遍。

　　在我国解放初期，全国各地开展扫盲运动，即提倡会者教人，识字者教不识字者，除各行各业有文化的人以外，还发动大中小学生参与扫盲。至今，宝山也在致力于打造“社区小先生”，让孩子们能关心社会、服务社区。在过程中，充分重视学生之间的合作，在活动中，培育孩子们善于发现社会问题、体察人心民意，有合作能力；培育孩子们能与老师、同学、居民建立良好关系，有协调能力；培育孩子们能解决冲突、纠纷，有意志力；培育孩子们能承受压力、荣辱不惊，有应急能力；培育孩子们处理事物的一般方法，刚毅果敢、当断则断的能力等。

　　曾祖父除了身体力行地推广小先生制实践，也在密切关注着小先生制实践过程中的问题，及时反思与总结，形成了小先生最初的理论成果，1932 年到 1936 年间，陶行知公开发表的关于论述小先生制和儿童教育的文章、演讲及方案等近30篇，分别收录在《普及教育》《普及教育续编》《普及教育三编》中。这些文章内容主要可以分为三类：第一是小先生制的实施情况、第二是怎样做小先生、第三是怎样指导、考核小先生。

　　1935 年 5 月 14 日至 8 月 20 日，曾祖父在《晨报·新夜报·普及教育》周刊连载了《怎样做小先生》的 15 篇文章，之后他将文章编辑成册时调整了文章的顺序，并在每篇之前加上了小标题，1935 年 11 月由上海生活书店出版，1950 年再版时，方与严写了校后记。在开篇《为什么要做小先生》中，曾祖父点出小先生制的意义：

　　劳苦大众既然出了钱使你上学的学堂可以开办成功，你就应当负起责任，把你所学得的知识提取精华，教给劳苦大众和他们的小孩。这是每一个小先生所要明白的根本意义。死读书而不肯教人的学生，显然是一个忘恩负义的守知奴。

　　在小先生具体实践方面，曾祖父还提出：应该通过有趣而有用的知识本身而不是升官发财等虚荣心来招募学生；要注意运用留声机、无线电、图画书等生动的教学设备和材料；小先生不应当只教人识字，应当能教什么就教什么，知道什么就教什么；每天教人半小时；不要摆架子，要了解学生的问题，体谅学生的困难，处处都显出你愿意帮助学生求学而没有一丝一毫的不耐烦，这样才够得上做朋友，才够得上做小先生。必须用功求学，才能教人，自己不长进，绝不能做小先生，不但要自己做小先生，并且要教别的小孩做小先生，最要紧的是要教自己的学生做小先生；做小先生要有恒心，虎头蛇尾是没有出息。陶行知还指出组织小先生团的重要性：“小先生团是要拿团体的力量来制裁个人的行动，它是要把每一个人的力量集合起来，使这力量向着共同的目标发挥出去。1934 年，陶行知在宝山县通俗教育馆主办的民众教育服务人员训练班开学典礼上讲话，总结了小先生之于民众教育的意义所在：

　　我以为“民众教育”的根本意义，就是教人把知识广散给人众，不是像占取金钱一样，把它封锁在少数人的脑袋里，把头弄得大大的。……在我看来，这办法便只有运用小先生，小先生便能把知识变成空气。……因为小先生便是小学生，他早上学了两个字，晚上便可以把这两个字拿去教人，此刻学了一件知识或一种技能，彼时即可以把这一件知识或一种技能去教别人，他不像大先生一样要领薪水。

　　一是有利于普及女子教育，小先生比起成年男子先生，在当时的世俗环境里更容易教育女子；第二是：“大人跟小孩学，无形中得到一种少年精神，个个变为老少年。……中华民族可以因小先生而转老还童，而得到一种新兴的少年精神。”；第三是小先生“即知即传人”，解决知识不再被少数人私有的问题，还能节约经费；第四是：“小先生是一根根流动的电线，这一根根电线四方八面伸展到社会底层，构成一幅生活教育网、文化网，把学校和家庭构成一体，彼此可以来往，可以交通。他把社会所发生的问题，所遇到的困难，带回学校，再把学校里的知识技能带回社会去。

　　为了规范小先生制的考核，陶行知设计了各类成绩表和工作登记表，包括小先生履历成绩表、小先生所教学生履历成绩表、生活教育团登记表等。

　　在山海工学团诞生的第一代小先生日后涌现出几位党和国家干部，比如建国后担任国务委员兼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的张劲夫，中国教育工会全国委员会主席、分党组书记，参与发起和制定《教师法》教育部党组成员方明、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副校长的张健，任宝山县委统战部副部长的沈增善，任广东省委常委、秘书长的杨应彬，任吉林省委常委、统战部长的宋任远，任中央歌舞剧院副院长、文化部艺术二局局长的侣朋，任上海内燃机研究所所长的周瑞锦等人。

　　山海工学团立足于近代中国的基本国情，创造性地从事乡民生活的改造。这些创造性主要体现在，山海工学团根据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采取乡民能够接受的方式开展工作。山海工学团不仅组织乡民修路筑塘，从事基础设施建设，还带领他们投身合作事业，科学植棉，进行水产养殖等，从而改善了乡民生计。通过民众夜校、民众茶园和读书会等形式，工学团将乡民团结在一起，共同学习，共同进步，文明素质有了很大的提高。乡村幼儿园的创办提高了乡民的生活社会化水平。为了普及生活教育，陶行知还在山海工学团继续采用小先生制，“即知即传人”，取得了很好的效果。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山海工学团积极宣传抗日救国主张，热情接纳邀请进步人士，组织战地服务团到前线服务。在进行国难教育和战时教育的过程中，山海工学团致力于启发乡民的两种现代意识，一是民族意识，主要是抗日救亡的时代使命，二是阶级意识，主要使乡民认识到自身苦难的来源。山海工学团作为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的实践，为改造乡民社会做出了特殊贡献，也提出了很多创想，为我们当今社会的乡村改革和教育改革提供了借鉴的思路。

　　陶行知先生曾孙，现为上海市陶行知纪念馆副馆长，中国陶行知研究会理事、中国陶行知研究会中学专业组副秘书长、上海行知教育促进会理事长、上海市青联委员、民盟上海市委基础教育委员会委员，宝山区政协常委、民盟宝山区委委员，宝山区青联常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