庹仲康目前台湾的“国文教学”时长已从每周6小时缩减到3小时，光是这项限制，就足以否定所谓的语文多元教学了。

　　那些要在教材里同时安插古文、近现代小说、海洋文学、“原住民”文学、台湾当代文学、性别意识，并包含戏剧与世界文学的倡议，在实务上，几乎都流于空谈。

　　其结果就是，在社交媒体成长的一代台湾年轻人，连1500字的文章都写不好，支离破碎的教育让他们只能处理支离破碎的短句。

　　在讲究科学兴邦的时代，人文学科的萎缩在两岸都是大问题，而问题本质还是围绕在中国最古老的大哉问里：体与用，孰轻孰重？例如，同样是儒学，应该重现其原始精神呢，还是讲究在现代社会里的应用层面？此问千年无解。

　　个人看法，语言的界限就是思想的界限，科学的任务在于解决人类文明的诸多问题，是工具，使用工具的是人，而主宰人类行为的是思想与情感，处理此两者的是人文学科，无论你同不同意，逻辑上便是如此。

　　在语文教学的层面，台湾粗分两派，主张教材内容布局应为古典文学、台湾当代文学、世界文学各占1/3，这是一派；另一派同意这个比例，但台湾当代文学应扩大为所谓“华文现当代文学”，否则鲁迅，朱自清，胡适，徐志摩等人的作品就被排除在外了。

　　“华文派”并主张应以大陆为师，将所谓“国文课”改为“语文课”，因为此两者宗旨不同，而学习“语文”，就名正言顺地能纳入世界文学。

　　但承上述，教学时间砍半，又要求多元性，学生到底能学到什么？在我看来，道理类似武术，马步都没学好，就想学招式，花拳绣腿就是唯一结果。

　　在极为有限的教学时长里，学生要粗识古文(例如顾炎武的《廉耻》)，又要品味当代文学(例如林文月的《萝卜糕》)，借由描述烹调流程抒情表意，还要理解符合佛学精神的文学叙事手法(例如芥川龙之介的《蜘蛛之丝》)，在这种文学大杂烩里，学得到掌握文字的基本技巧吗？我很怀疑。

　　掌握文字的基本技巧，就是扎马步，而技巧不外乎遣词用字；至于使用什么叙事手法就是招式，可以平铺直叙，也可以多用修辞表达概念，但任何招式都是基于文字技巧。

　　对我这种中文时评者而言，有两种文类的阅读非常重要，其一是文言文，其二是翻译文。

　　前者，大概是世上最精简的文字，熟习文言文语法，有助于从百转千回的“白话文地狱”里逃出生天，用最少的字表达最多的意思。

　　后者，则有助于摆脱约定俗成的中文语法，并多吸收现代已少再使用的中文词汇，例如许多外文的句子，会将重点摆在前面，中文往往相反；另外，翻译者之所以使用“旧中文词汇”，往往是因为翻译成白话文太啰嗦，不如原文精简。

　　举例来说，有一次在文章里使用了“颟顸”这个词汇，有些大陆读者看不太懂，查了字典发现是清代常用字。我这才知道这词汇原来已经快“灭绝”了，但在台湾大家都还读得懂。记不清这词汇是从哪里学来的，模模糊糊的印象，大概是从形容古代昏君的古文里记住的。

　　再追索一下这个辞，闽南话的“顸颟”就是“颟顸”的倒装，不但意思一样，读音也与普通话一致。闽南话时常倒装词汇，如台风是“风台”，力气是“气力”。颟顸仍被台湾所使用，或许也是因为语言上的共通性，所谓“礼失求诸野”，就是这么回事。

　　那么“颟顸”的英文是什么？muddle-headed and careless，糊涂而马虎，一个古文词汇需要两个英文词汇表达，可见许多古文远比英文更精简。然而，现代英语在世界语文上，因为频繁使用，已是极度精简化的语文。

　　比起白话文，学习使用文言文思考，思路更为敏捷，抒情也更为准确，如“恨少”的白话文是“苦恼于太少”，情意两失。这不是说白话文不好，只是说文言文是经过数千年淬炼而成的语文，白话文只是历史太短耳。

　　语文之所以有精简化倾向，是因为其工具性质，在中国这种方言多到数不清的地方，使用大家都看得懂的文字就必须精简化，这也代表沟通效率与表达的准确性。

　　上个世纪的哲学家发现哲学受限于语言系统，致使整个人文学科往语言学大转向。让“天生不稳定”的语文用科学逻辑的方法提升其确定性，成了哲学的任务之一，因为这门学问旨在澄清事物的本质，但它受限于语文的界限。

　　事实上，这个现象在中国的先秦时代就有人注意到了，他便是公孙龙，其名篇“指物论”就大致点出了现代语言学之父索绪尔的“系统性论述”。公孙龙的知识流派我们称之为“名家”。

　　回头来看，正因语言指导并限制思想，语文教育的重点就应放在文字本身，同时兼顾文学性与科学性，方能解决体与用的难题，换言之，在经过了中小学的认字，造句学习阶段后，语言学(逻辑与应用)在高中就应编入教材。

　　譬如，语文的重要性体现在如下例子：什么是“动态清零”？在这语言背后的治理逻辑是什么？事实上，按大陆官方的解释，此概念应接近英语的“Rolling Review”，它和“与病毒共存”并非完全二元对立的概念，只是“防疫态度”两异而已。

　　换言之，“动态清零”这名词容易混淆的地方在于“清零”，不稳定性在于“动态”，若换成“积极防疫”更贴近大陆政策要旨，更符合语言逻辑与该政策所需要的弹性。因此，我们要问的是，两岸的语文教育能否解决这个基本的文字技巧问题？

　　创造一个新词汇形容政策内涵的风险，就在于它可能造成误解。如果“治理是宇宙的尽头”，那么语文的精确性或包容性就是其基础，重要性当然不亚于科学。

　　语文教育的重点首先在于“教学时长”，其次才是教学内容的安排，台湾却始终在争议内容，当然会教出语文外行的世代，他们拙于沟通，不善表达，因为连马步都站不稳，而那些词不达意的巧辩，则都是花拳绣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