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cent老婆在现代社会中,技术、科学迅猛发展。当人不断塑造出新技术的同时,技术、工程反过来对人产生巨大的影响。人越来越离不开技术,而技术越来越趋近于人,甚至被嵌入到人体中。
新技术在我们身边逐渐成长发展起来,它不但被应用于我们的衣食住行,还逐渐浸入我们的肌体。这说明:技术不止是从外部,还从内部影响到人。近15年以来,我们越发感受到技术对人的迫近。生物医学与信息科学技术的不断结合和相互渗透是导致上述现象产生的直接原因。
20世纪60年代后期,在美国和西欧(特别是在法国)的大学生中掀起一股后现代浪潮。这股浪潮给整个人类社会带来一种新的思维,促使人们对传统社会进行全面反思。这种反传统的后现代浪潮与新技术、新科学的浪潮在西方社会引发重大波澜,由此影响了一些国家(特别是美国)新科技政策的制定。一方面,美国国家科技政策向关注人本身的研究方向上调整;另一方面,针对科学研究的反传统呼声日益高涨。两种截然不同的浪潮在美国和西欧形成博弈态势,引领了西方社会的潮流。博弈的结果是美国和西欧政府对生物科学给予大力支持,医学科学获得了更多的国家资助,对人体的研究取得了很多成果。但由此产生的新技术越来越多地直接干预了人体的生命体征和发育进程。
不仅如此,新技术还通过改变工作环境影响到人的性格和生活习惯。事实上,一方面,个人计算机由于可以脱离其他机体而独立存在,因此具有了人的个性特征。而另一方面,人好比是社会这个庞大机器上的个体,具有了机器性和技术性。在人类社会中,随着新技术的发展,带有技术性的人越来越多。或者说,带有技术性格、镶嵌在技术系统中的人会越来越多。
可见,技术再次组织了人。拥有技术含量的人反过来更加迫切地追求高技术,促使高技术在市场上得以实现。这样一种互动关系催化了新型社会的发展。在这种社会中,人以发展新技术为目的开拓新的科学。由此产生的科学被称为“技术型科学”。
“技术型科学”与我们以往所使用的“技术”和“科学”概念不同。“技术型科学”的研究者以发明新技术为目的。“技术型科学”指为了研发新技术而开拓的新研究领域或研究方法。在此,特别需要关注的是:“技术型科学”强调了科学与技术具有不可分离的结合性。技术是科学的目的,科学促进技术发展。
当前,科学和技术越来越成为一体。新生的“技术型科学”将成为取代原有各自独立发展的科学和技术的一种新模式。法国的哲学家、科学社会学家拉图尔特别区分了“科学”和“研究”两个概念。在他看来,“科学”指20世纪初以前获得的传统科学成果,具有确定性、非人性、准确性、客观性和非意识形态性。而“研究”则不同,它具有不确定性、人性、模糊性、风险性,并自始至终充满情感。“科学”带有宗教式不容置疑性,而“研究”是带有伦理性的,承载着人的价值判断和社会评价标准。我们由此获得两幅图景:一幅是冷酷的、脱离人性的“科学”图景,而另一幅是温暖的、与人紧密结合在一起的“研究”图景。
“技术型科学”的独特之处在于它不同于传统科学,它含有技术和研究的成分,它将冷冰冰的对象转换为具有人性的温暖的东西,与人具有密切的相关性。
英国学者吉本斯等人把科学分为两种:科学1和科学2。科学1的含义是:科学是科学,社会是社会。这是一种科学与社会相互脱离的模式。科学2不像科学1那样只产生于大学或科学院,而与企业家、记者、政府官员,甚至普通用户之间存在密切关系。如果说,科学1的学术共同体由单一成分的自然科学家组成,那么,科学2的学术共同体则是多成分的共同体,该共同体成员之间需要根据共同目标进行对话、讨论,作研究。
举一个生命科学的例子:一个生物医药公司需要研制一种新型药物。如果按照科学1的模式,源于科学院或大学实验室的基础研究工作有可能制成该种新型药物,但往往这项工作的初衷并没有明确的目的。按照科学2的模式,生产新型药物的目的明确,为了实现这个目的,在企业、学者和政府之间需要搭建一个共同的平台。可见,科学1和科学2在主体、地点和方式等方面都不尽相同。科学2的学术共同体事先拥有明确的目的,而后,它为了实现这一目的会去寻找投资和销售渠道,组织研究和生产。科学2会沿着自己的路径生产出新产品,从而把科学与商务、科学与社会等不同层面关联起来。在科学2生产产品的过程中,研究者、企业家、记者、政府官员等都参与进来,形成不断协调、共融发展的过程。除此之外,科学2的产品一定与人的未来建立相互关系。也就是说,科学2不仅改变人的现在,还改变人的未来。科学2不止产生一种科研成果,还将产生与之相关的工艺和方法。如果用模式来表达二者及其关系的线是从科研投入到实验室研究,再到工业生产,是一个渐进发展的线的主体是实验室科研人员、产品的需求者和消费者。科学2在接受资金投入以后也在实验室产生成果,但它直接指向消费者。科学2在生产过程中加入了技术层面和从消费者到投资者的反馈,投资者给实验室工作人员加以投入,实验室研究的东西是出自消费者的需要,消费者对实验室产生的产品进行消费,而消费的利润最后又返回到对实验室的投入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投入产出投入的循环,这就是当今新技术为什么能迅速发展的正循环。
以上提到的是资金流的流向。在信息流的流向方面,研究者从投资者那里获得信息,这个信息在实验室得到加工,实验室的科研信息又从消费者那里获得反馈。科学2模式中的信息流不仅仅具有传递信息的功能,而且还担负着广告功能,从而使科学2的产品具有巨大的社会影响力。
科学1与科学2两种不同的知识生产模式将给人带来不同的影响。科学2就是“技术型科学”,它能够更好发挥人的自主性。这是由信息革命给人们带来的自由。现在,我可以与地球另一端的人自由对话,但我也可能对自己的邻居全然不知。生物技术则开发了人的另一种自由,一个女孩完全可以通过生命技术来选择生不生孩子,以及生男孩还是生女孩。显然,在新的生命技术产生之前,人们肯定不具备这种新的选择性自由。现在,我们完全可以依赖新技术选择人类数量的多少、性别的比例,乃至发展速度的快慢。换句话说,人类社会的未来由我们自己选择。随着新技术带来的自由选择度的提升,社会对人的责任心提出更高的要求。
新技术也给人类社会带来了新的风险。比如,转基因食品是出于某种目的被制造出来的,它在为生产者带来利润的同时,也潜藏着不为人知的、目前无法预测的风险。这种风险可能体现在种子的转化或基因漂移等方面。在过去的20年,随着新技术的产生,人类社会也出现了种种前所未有的新疾病。
1992年,有学者提出如下的技术伦理原则:当发明一种新技术(或研制出一种新产品)时,发明者有责任事先预测新技术(或新产品)的潜在风险,并必须把这种有可能引发危机的潜在风险告知公众。这种技术伦理原则已经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所认可。欧盟认可并执行了这个原则,而美国对此采取了沉默的态度。前些年在新技术竞争中,欧美已经出现过因为担心公示新技术风险会影响产品的销路而采取隐瞒手段的案例。
可见,人们在新技术研发过程中对潜在风险有可能全然无知,也有可能故意隐瞒。如何避免上述现象发生或者应该由谁来实施监管呢?
在科学2模式中需要加入管理者。在这里,管理者即政府。政府在科学2模式中的作用是进行立法并实施管理。除此之外,政府还可以在投资者、实验室人员和消费者之间起到掌控作用。欧盟在贯彻执行技术伦理原则的实际操作上得益于政府的调控。所以,在未来社会中,科学2的模式应当得到扩展。
人不仅是新知识的生产者和研制者,也是新技术的消费者。今天,新技术越来越从内部影响人的生活。人与技术已经密不可分,人本身带有技术含量,同时又被新技术所掌控。新技术与人类社会之间不断建构新型关系。这就是人类在当代技术领域中的命运和前景。
(作者系俄罗斯科学院通讯院士、俄罗斯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人学综合问题研究部主任;译者系清华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所副教授鲍鸥。本文根据作者2012年11月5日在中国科学院大学明德讲堂的演讲译成,征得作者同意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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