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小说阅读王宁教授是在国际学术界有着很高声誉和广泛影响的中国人文学者，现任清华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教授，同时兼任上海交通大学致远讲席教授，并于2010年11月当选为拉丁美洲科学院院士。他除了在国内著述甚丰外，还在国外出版了两本英文专著并发表了近百篇英文论文，其中收录入SSCI或A&HCI权威数据库论文40多篇，在中国的人文学者中名列前茅。2003年，本报曾就“人文社科期刊怎样进入国际权威领域”这一线日）后产生很大的反响。七年多的时间过去了，我国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究竟取得了多大的进展？在国际学术界的地位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如何才能使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跻身国际一流？在庆祝清华大学百年校庆之际，本报记者就上述问题采访了王宁教授。

　　收入SSCI和A&HCI数据库的期刊不一定都是重要的权威期刊，但所有公认有影响的权威期刊都没有遗漏。

　　读书报：2003年9月本报曾刊发您关于SSCI和A&HCI的访谈（《人文社科期刊怎样进入国际权威领域》），在国内外引起了很大反响。后来，您就此话题多次在国内和港台高校做巡回演讲。现在，教育部社科司和国务院学位办都已经将SSCI和A&HCI作为评估一个学科国际水平的重要标志，很多院校对于中国人文社会科学走向世界也给予高度关注。时至今日，您在这方面有何新的考虑或看法？

　　王宁：七年前，我之所以接受贵报采访，发表了一些不成熟的看法，是因为作为人文社会科学学者，我经常在不同的场合听到人们提出这样一些问题：我们究竟应该如何加快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国际化步伐？我们应该采取何种对策使我国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迅速地进入国际前沿？中国既然是一个文化大国，为什么其文化在世界范围内仅为少数人所知？中国同时也是一个人文社会科学大国，为什么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学者在国际学术界发出的声音如此微弱？这是由于西方中心主义仍在作祟呢还是我们自身的水平确实没有达到一定的高度？如果两方面原因都存在的话，那么如何才能使我们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走出国门进而产生广泛的国际性影响？等等。由于我经常在不同的场合提到上述问题，贵报特约记者葛涛对此产生了兴趣，请我就上述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我首先回答的问题是，什么是人文社会科学诸学科领域的前沿？这方面的国际权威学术刊物和出版机构有哪些？我们如何才能跻身这些刊物？由于我在那次访谈中主要是回答记者提出的问题，并没有专门涉及专著的国际出版，而我所从事的人文学科研究恰恰更为重视专著的出版，所以引起了一些海外学者的争议。我下面要重点强调另几个方面的评价标准，以弥补上次的缺憾，同时也利用贵报回应国内外同行学者的质疑。

　　我认为，尽管人们对人文社会科学成果的评价存在着较大争议，但在今天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界，不少学者已经认识到了国际评价的重要性，并有意识地关注专门收录单篇论文的国际公认的两大检索数据库：SSCI（社会科学引文索引）和A&HCI（艺术与人文引文索引），希望自己能有文章在收录其中的来源期刊上发表。但遗憾的是，仍有不少学者乃至一些学术机构的负责人至今对这两大国际权威检索数据库的概况不知道，更谈不上以此作为评价标准之一了。这无疑不利于我们在建立世界一流大学的道路上实现跨越式发展的目标。我并不想再重复对这两大数据库作介绍，只想更新一下我所掌握的最新数据。

　　根据我的了解，最近几年里，研制SSCI和A&HCI的汤姆森-路透科技集团多次对这两个数据库的来源期刊进行增补和删减，因而截止到2010年，收入A&HCI的来源期刊已经达到1542种，收入SSCI的来源期刊达到2855种，这其中有不少是关于中国问题研究的期刊，甚至包括个别中文期刊。对中国学者来说这无疑是一件好事。毕竟我们的综合国力增强了，别人就要去研究你。作为一个直接的结果，在过去的五年里，中国学者在国际期刊上发表英文论文的数量有了很大的增加，不少高校实现了零的突破。因此我们就不能仅停留在满足于在这些来源期刊上发表一般性的论文，而应该瞄准本学科的顶尖期刊，力争在那些期刊上发表高质量且有着较大影响的优秀论文。作为人文学者，我们同时还要争取在国际著名的出版机构出版学术专著。因为评价人文学科学者的学术水平，专著应该占有更重的分量，而国内恰恰在这方面有所忽略，这一方面也许是因为很少有国内学者在国际著名出版机构出版专著，另一方面则由于目前国内专著的出版比较混乱，一些出版社只要得到资助根本不严格审查书稿就匆匆付梓，从而导致人们对专著的质量很难把握。

　　读书报：有学者认为，收入SSCI和A&HCI数据库的期刊不一定都是重要的权威期刊，您对此有何看法？确实，近几年来，我国已经有相当一部分学者依靠自己的外语实力（主要是英语写作的能力），在国际权威刊物上发表论文，但从影响因子来看，这些文章的被引用次数仍然很低，这是什么原因呢？另外，能否请您开列一个更具有权威性、影响力更大的国际顶尖学术期刊的目录，以便中国学者有针对性地去跻身其中？

　　王宁：这话当然有一定的道理。我们都知道，任何一个评价机构都很难做到百分之百的客观公正，更何况是评价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但我想强调的是，收入SSCI和A&HCI数据库的期刊一定是在本学科领域内有一定影响的期刊，因为参加评审这些期刊的除了汤姆森-路透科技集团的工作人员外，更主要的是同行专家的意见。而且这两大数据库始终是一个动态的：有些权威期刊经过专家的推荐和出版机构的申请进入了，也有些质量滑坡而被排除出去，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可以这样说吧，所收录的期刊并不一定都是重要的权威期刊，但所有公认有影响的权威期刊都没有遗漏。这可以在我下面开列的这份顶尖期刊目录中见出。另一方面，这又是一个悖论：由于这两大数据库，特别是SSCI强调影响因子，而有些专业化很强的人文学术期刊由于读者面窄且短时间内很难有被引次数，因而自然会被遗漏。因此我认为，评价人文学科的来源期刊(A&HCI)的质量，我们不能仅看其在短时间内的被引次数。至于中国学者的论文为何被引次数偏低，我想可能是因为中国学者的论文大都发表在国际中国问题研究刊物上，这些刊物主要面对的是国外汉学家，那个群体是很小的，而国内广大读者则很少问津，这就造成了这些文章同时失去了两方面的读者。

　　至于你要我开列一个更具有权威性、影响力更大的主流国际学术期刊目录，这倒是一个难题，毕竟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嘛。我本人只是一个专事语言文学和文化研究的人文学者，虽然近十多年来对这两大数据库有所研究，但不可能花更多的时间去研究那些刊物。现根据我本人的经验和阅历，仅开列一个收入A&HCI数据库的人文学科类的英文刊物的目录，供国内同行们参考。

　　我开列出的这个目录并非出于自己的主观爱好，而是有一定原则的。首先，主办这些期刊的机构具有权威性，例如《代达罗斯》是美国艺术与科学院主办的期刊，集中了一些人文学科的顶尖学者担任编委和主编；《符号学》则是国际符号学协会的会刊，其学术水平自然不言而喻；《美学与艺术批评学刊》是美国美学协会会刊，有着悠久的历史和很高的声誉；《现代语言学会会刊》本身就说明其主办机构的权威性。其次，这些期刊主编的影响力和作者的影响力，例如《新文学史》和《批评探索》虽然开始时是文学研究期刊，但是至今国际人文学界的所有一流学者几乎都在上面发表过论文，正是由于刊物的巨大影响力，《新文学史》的前任主编拉尔夫·科恩于1983年当选为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1986年当选为英国科学院通讯院士。平心而论，作为一位专事17、18世纪英国文学和文类学研究的专家，科恩如果不主编《新文学史》是很难享有如此盛誉的。再者，上述这些期刊都代表了当今国际人文学科主流和前沿水平，虽然眼下很少有中国学者能够在上面发表论文，但作为一个奋斗目标，我们都应该为之而努力。这样，中国的人文学科就能真正影响国际学术主流并占据重要地位了。

　　两大数据库并非评价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国际化的惟一标准。我们除了应当继续重视在SSCI和A&HCI来源期刊上发表论文外，人文学者对自己成果的国际影响的评价还应当有另外三条标准。

　　读书报：有些学者认为，中国学术光靠在SSCI和A&HCI上发表论文还不够，对此，您的看法是怎样的？

　　王宁：确实如此，尤其是人文学科更应该重视专著的价值。因此，我觉得上述这两大数据库并非评价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国际化的惟一标准。我们除了应当继续重视在SSCI和A&HCI来源期刊上发表论文外，人文学者对自己成果的国际影响的评价还应当有另外三条标准：第一，是否能在国际著名的出版社出版专著或编著，哪怕是用中文撰写的著作被别人翻译出版也说明其国际影响。第二，能否在国际学术组织中担任重要职务，或应邀作大会发言或主题发言。第三，能否被选为国际著名的科学院的外籍院士或通讯院士，或被国际著名大学授予名誉博士学位。因为要获此殊荣必须经过同行专家的评议甚至投票才能做出决定。如果将这三条标准与在国际刊物上发表论文一并考虑，就可以得出一个学者的学术是否真正达到国际水平并具有国际影响的相对客观的标准。

　　当然，实施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国际化战略还要从下面三个方面来共同努力：（1）组织学术造诣深厚且英文写作好的学者集体攻关，力争在上述公认的国际权威刊物上发表数量可观的原创性论文，并使有分量的学术专著跻身国际权威性的出版社；（2）培养一支高水平的学术翻译队伍，通过与国外学者的合作，将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优秀成果译成英文，在国际学术刊物上发表或在国际权威出版社出版，从而根本扭转目前中国翻译出版界的“逆差”局面；（3）努力打造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精品刊物和精品出版社，由国家资助少数权威出版社，不以盈利为目的，力求在较短时间内跻身国际著名出版机构的行列。此外，我们还要创造条件，优化现有的CSSCI来源期刊，不求数量，但求质量和影响，争取在今后五年内，通过中外合作，向汤姆森-路透科技集团推荐100种用中文出版的SSCI或A&HCI来源期刊。如果我们能做到这一点，至少说明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将具有广泛的世界性影响，从而根本改变目前这种“自说自话”式的独语现象。

　　读书报：如何判断哪些是有影响的国际权威出版社？您是否根据您自己的写作和出版经验以及目前国际人文社会科学出版的现状，开列一个权威出版社的单子，以便中国学者能够有目标地瞄准这些出版机构，尽快地将自己的著述在国际学术界出版？此外，您能否介绍一下这些出版机构对书稿采取评审的过程和步骤？

　　王宁：好的。由于我本人经常参加一些国际学术机构的项目评审，同时也为国外一些高校的教师职务晋升担任外审，我可以参照欧美一流大学对教师职务晋升所使用的一个惯例。他们的做法是，圈定一些权威的出版社，只要在那里出版专著，就可以申请终身教职（副教授）或正教授。当然，这也仅仅是具有把著述送审的资格，最后能否得到晋升还要看同行专家评审的结果。我所开列的这份出版机构的单子主要限于欧美，或主要是英语出版物，并不包括其他语种的出版机构，仅供国内同行参考。

　　当然，我们还可以列出更多出版社的名字，但能在上述出版社的任何一家出版学术专著，即使对于西方学者来说，也是十分不容易的，因为上述出版社都有严格的同行评审机制，也即不管是谁的专著都要经过这样一个评审阶段：（1）提交专著的写作计划（proposalforabook），一般来说4-6页，不包括参考文献，其中要说明几个方面的问题：1）为什么要写这本书，2）与已经出版的同类著作相比，这本书有何创新和特色，3）潜在的读者对象和市场，4）字数及交稿的日期。有关的编辑人员经过与同事商量，若对该选题感兴趣，就可以进入第二阶段；（2）提交已经写成的2-3个样章，由编辑送交两位同行专家评审。一般通过同行专家的评审后，有些出版社就会与作者签订意向性合同，但即使这样的合同也说明，“出版社有权在作者的书稿达不到一定水平的情况下终止本合同”，这就迫使作者不能有半点的马虎；（3）全书完成后交稿，并由编辑再次送给两位同行专家评审，这次若顺利通过，就可以签订正式的出版合同。即使这样，作者还要从全书的格式和文字上作局部调整，对于非英语为母语的作者来说，还须经过以英语为母语的编辑人员的文字和编辑加工，直到完全符合出版要求才提交付梓。有时，一位作者辛辛苦苦地写完了自己的书稿，但却在第二次同行评审中出局，这种情况时有发生。但如果你确信自己的著作有价值，也不妨换一家稍次一点的出版社重新评审，若通过评审照样能够出版，只是周期也许太长了，且影响力和销路也达不到著名出版社出版的效果。

　　因此，就我本人而言，我宁愿等上一两年甚至两三年，也要把自己的专著交给著名出版社出版。当然，我们也不能排除这样的特殊情况，某个学术名人十分走红，出版社便约请他将自己正在撰写的书稿或已发表的论文编辑成集提交出版，但即使这样，也依然需要经过同行专家的评审，只不过这些名人可以提供自己所信任的评审专家人选，因而可以顺利通过评审。但是我们都知道，能够在竞争十分激烈的学术界脱颖而出成为知名学者的也十分不易，至少他们在学术生涯的早期已经经历过一次又一次的这类同行专家的评审，因此他们往往更加尊重自己的学术声誉，而不大可能把连自己也不满意的书稿交给出版社出版。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一部英文书稿的出版周期会短至二三年，长至三五年的原因所在。同时也是为什么在英美大学，人文学科的评审专家更注重在权威出版机构出版的学术专著的原因所在。

　　读书报：有人说，人文社科领域在国外存在着西方对中国进行意识形态封杀的现象，您认为这种情况是否存在呢？

　　王宁：这种现象是肯定存在的，因为任何涉及艺术与人文类以及意识形态色彩较强的学科，其科学性和客观性都不可能有绝对的标准，因而难免带有一些人为的因素。这也是为什么自然科学领域内的诺贝尔奖往往会得到学术界比较一致的公认，而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内的诺贝尔经济学、文学和和平奖则常常引起较大争议的原因所在。因此我们在承认国际评审的相对客观性和权威性的同时也应该认识到其不完备性和缺陷。我自己就曾碰到过这种情况，我的第二部英文专著《翻译现代性：全球化与中国的文学和文化视角研究》(TranslatedModernities:LiteraryandCulturalPerspectivesonGlobalizationandChina，Legas，2010)原计划由一家英美顶尖出版社出版，第一轮和第二轮评审都已通过，但该出版社一定要我交了全稿后才肯签合同。结果在最后终审时，一位敌视中国的汉学家以很不友好的口吻要我对全书作出重大修改，把已经发表过的章节一律抽掉，并带有挑战性地问道：“这么有名的出版社怎么能出版一位中国学者的论文集呢？”当编辑把这封匿名评审报告转给我时，我立即感到已经不可能在该出版社出版这部专著了。于是我立即换了一家加拿大的出版社，匿名评审者碰巧是多伦多大学的一位比较文学教授，他很快就看完并主动提出担任客座编辑，随后并邀请国际权威刊物《符号学》的主编为我的书作序。大半年后，那家英美顶尖出版社的编辑得知我在该社出版的多家学术期刊担任编委，并在那些刊物上发表了十多篇论文，而且第二个匿名评审意见还比较好，于是她致信我询问书稿的情况，并说我如果愿意作适当的修改，该社还是会考虑出版我的专著。我立即回信告诉她，该书即将在加拿大出版，但我很欣赏她的实事求是的态度，愿意将正在撰写的第三部专著交给他们出版。所以我认为，即使碰到意识形态封杀的情况，也不可能把一部书稿一棍子打死，只要确信自己的书稿有价值，换个出版社照样可以出版，只是出版周期会拉长。

　　读书报：自从教育部和学位办将SSCI和A&HCI作为评估的重要指标之后，很多学校一窝蜂，认为凡是收录SSCI和A&HCI的都是优秀论文，对此您是如何看待的？

　　王宁：我认为这不能一概而论，也许在实施中国人文社科国际化战略的初始阶段还行，因为毕竟所发表的论文是经过与国际同行竞争的，至少水平不会太差。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还应该看所发表论文的影响力和学术价值，这就需要我们冲击人文社会科学的顶尖期刊并试图跻身其中。所以，在当前这个阶段，我们应该对这两大数据库所收录的期刊进行再分类和再评价，我上面开列的重要权威期刊目录就是一个初步的尝试。

　　王宁：确实，我经常听到有人抱怨，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国际影响有限主要是因为我们所使用的语言造成的，但是我认为，这不能说完全是一个语言的问题。首先我们要搞清楚，我们是不是已经提出了目前国际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前沿话题；第二，我们能不能把它准确流畅地用符合国际规范的学术话语表达出来，还是仅仅在部分层次上跟国际学术界进行对话。当然最后才涉及到语言的问题。但是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日益强大，汉语在全世界的普及已经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当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逐渐走向强势时，国际学术界也不得不设法通过各种途径了解中国，这时汉语的强势地位就会逐步显示出来。当然，我们自己如果不能用外语写作，就只能等待自己的著述被国外汉学家发现进而翻译成外文发表。由于所受到的学术训练不同，不少中国学者的著述在学术规范上的缺陷，如引文的不规范，出处的模糊等，导致汉学家不愿花很多时间去翻译他们的著作。

　　王宁：一般如此，但我倒有另一种看法，我曾在一篇纪念钱钟书先生的文章中指出，“在打通中学和西学方面，在将西学恰到好处地应用于解释中国的文化现象进而提出自己的批判性见解方面，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同时代都少有人能与钱钟书相匹敌。我甚至有时想：假如钱钟书生前充分发挥他的英语写作专长，把他对西方学术同行的批判性见解直接诉诸批评性的文字，进而在英语世界的学术刊物上发表，肯定能引起一些理论争鸣，那样，中国人文学术的国际化进程就会提前几十年。这样，我们的人文学术在国际学术界也不至于被人认为患了‘失语症’了。在这方面，应该是他的一个无法挽回的局限。”我想，一位精通中国传统文化的学者若能自己用英文著述并在国际出版机构发表，至少他无须等待别人去翻译他的著述。因为我确实看到，国内一些古典文学造诣很深的学者到国外访学时，不得不屈尊师从一些水平远不如他们的汉学家。我想这种现象应该得到根本的改变。中国的人文学者至少应该掌握国际中国问题研究的话语权，而不应该听任汉学家的评判。（本报记者陈菁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