恋上黑道千金6月8日，在西湖大学校董面对面的现场，围绕“科学与文明”这个主题，西湖大学董事、顾问委员会主席、中国科学院院士韩启德向西湖大学师生接连抛出三问，并有言在先，这些问题没有标准答案，甚至还有争议。

　　“一些从事科学工作的同志，因为任务太重、发展太快，钻到自己的小领域里面，往往来不及抬起头来，看看整个科学世界的发展和未来的进程。”韩启德想用这一连串问题，让俯身在实验台前的科研工作者“抬起头来”，留出一点时间思考这些百年之问。

　　（全文约3800字，摘录了韩启德老师的重点分享内容，信息量很大，值得留出时间好好阅读）

　　第一问，必然是科学，简简单单五个字，内涵却无限深远。身为教育工作者，韩启德举重若轻，将“科学是什么”拆解成4个问题。

　　科学的定义有很多说法，直到现在也没有一个公认的答案。从知识体系到生产知识的范式，从社会建制到历史范畴，各有见解。韩启德总结了各方观点，认为通过探寻科学史，了解“科学”这个词的来源，有助于对理解科学的定义。

　　他说，科学是集成古希腊自由和理性的传统，经16-17世纪欧洲科学革命而形成的，它的本质是逻辑推理、数学描述和实验检验相结合的思想系统和知识生产过程以及相应的社会建制。科学只是人类知识系统和智慧中的一种，而不是全部。

　　科学发展的内部动力是什么？是人类的好奇心、求知欲、科学本身发展的惯性。社会需求、国家利益、政策驱动等，则归属于外部动力。

　　科学的外部动力越来越强，但以佩雷尔曼、张益唐教授为例，韩启德认为，纯粹的、发自内心对科学的追求所产生的动力，依旧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责任感既属外部动力，又属内部动力。中国优秀科学家抱有的强烈家国情怀，在这方面的表现特别突出。

　　所谓Scientific Neutrality（科学中性），指科学不受价值的约束，科学本身跟价值没有关系。有学者认为，科学认识的过程是需要价值判断的，比如天文学革命的产生既有科学家的好奇，也得益于文艺复兴的思想解放。而很多科学研究，在还没有成熟的时候就已经有人在考虑它的应用价值，比如核武器诞生的历史。

　　19世纪中叶以来，科学和经济、军事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不论是二战时期的美国政府，还是冷战时期的前苏联政府，直到多元化社会的今天，各个国家纷纷出台科研计划，对所谓的“国家科学”如何评价？国家战略跟科学家自由研究之间应该保持怎样一种平衡？在韩启德看来，这些问题都需要厘清。

　　怎么样才算突破期？举个例子，16世纪以后产生近代科学，进而到现代科学全面改变科学面貌、改变世界图景，这叫突破期。那当下这个时代算不算突破期？

　　量子科学和技术的发展，暗物质、暗能量被不断证实，人工智能发展，基因编辑技术逐渐成熟……这些前沿科学研究正在产生突破性的发展，也对现代科学的基本范式产生了挑战，似乎呈现出一些突破期的迹象。

　　韩启德认为，人为预测非常困难，唯一能够做的是认真考察科学的突破、演变，弄清楚科学从哪里来，又是怎么样一步一步走到今天，从而对 “科学将要到哪里去”获得一些有益的猜想。

　　“西湖大学的校园里，有着一群充满干劲和理想的博士研究生，你们是西湖大学的灵魂和核心，你们什么样决定了西湖大学什么样。

　　未来，在前进的道路上，不论是否继续从事科研工作，你们是会选择庸庸碌碌，还是会去开辟新的方向？我觉得你们代表着西湖大学，你们要代表一种创新，肩负民族兴旺的责任感。你们一定要去闯，每个人闯出一条新路来，再带动一大批人往前走。

　　4个问题之后，有没有打开一些思路？接下来的问题，将着眼于更宏大的人类文明图景，同样拆解成4个，便于我们捋清思路。

　　什么是文明，也有各种观点，大致分两类：一类观点认为“文明”与落后、野蛮、未开化、兽性相对应，另一类认为文明即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的集成。

　　两者之间，韩启德更赞同文明是人类文化中的积极成果，标志着社会的进步和开化的状态，表现为良好的生活方式和风尚。但文明发展是多元的、不均衡的，也要分历史阶段的，正是这种多元使得世界更加丰富多彩。

　　科学源于西方，大大促进了西方文明的发展，无疑是西方文明的主要源泉和特征。可以说，“科学贴有西方文明的标签”，但科学和西方文明还不能够划等号，因为西方文明的进步不仅仅取决于科学。

　　近代以来的科学发展对整个人类文明进步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世界文明有赖于科学，不等于有赖于西方文明，它还有赖于很多其他因素。更不用说，近代科学是众多不同文明之中科学知识的总汇，包含着不同文明的元素。

　　韩启德的观点是，科学的产生和发展，使得近代以来西方文明居于领先的地位，值得其他国家和地区学习，但是更重要的是，各种文明应该相互包容，在碰撞中融合，才能够使人类文明更快进步、更加美好。

　　现代科学的发展促成了三次重大技术革命，推动人类社会相继进入“蒸汽时代”、“电气时代”和“信息时代”。从这个角度看，科学进步确实需要通过促成技术创新，才可能转化成生产力，而生产力的发展又推动生产关系的改变，进而影响政治、文化和社会等方方面面。

　　“但这显然不是科学影响文明的唯一途径，因为科学还对世界观、价值观以及思维方式产生根本性的影响。”韩启德说。

　　现代科学的产生，推动了人本主义与现代哲学的产生，人类对自身在自然当中的地位有了全新的认识，价值观发生了革命的改变。科学传入中国，对中国近代文明产生的巨大影响，不仅体现在生产力的进步上，也使中国人的世界观从根本上产生了变化，进而使中国社会发生了两千年来未有之大变革。

　　某一个领域的科学研究一旦发展起来，是很难受到控制的。科学失控会不会导致人类文明的倒退，乃至加快人类消亡？在数字科技、人工智能飞速发展的今天，这个问题已经引发了很多人的担忧和激烈争论。

　　韩启德认为，如果科学不能或者不能够及时解决自身的问题，人文对科学的控制和驾驭就显得更为重要。“人文是科学发展的方向盘和刹车器，在发展科学技术的同时，必须大力发展人文，大力弘扬、发展科学文化。”

　　“学习科学的人，一定要掌握人文知识，丰富对哲学的思考、对历史的了解。西湖大学是一所新型研究型大学，更应该让科学文化深入教学。

　　你也许知道怎么在实验室里把两个DNA结合起来，但是真的知道在干什么吗？这是需要我们学习的。所以我建议，研究型大学也一定要有人文课程，而且人文课程要围绕理解科学而设计，不是专门讲人文，是要结合科学问题讲人文。”

　　关于科学与文明的讨论，总是无法脱离其发展的土壤。最后4个问题，韩启德将科学与文明放到中国的背景下，来讨论其特殊性。

　　持正方观点的学者认为：西方科学不是唯一的科学，中国也拥有自己独特的科学体系，中国古算就是一门自成体系的成熟的学科，中国古代的天文学也属于科学的范畴，中国古代的冶金、陶瓷同样包含了实验的元素……

　　持反方观点的人则反驳：中国古代的求知主要靠归纳，缺乏演绎，而演绎是现代科学的根本方法；中国古代科学是不追求确定性的，缺乏逻辑和数理系统；零星的成就不能代表科学传统。

　　韩启德说，纠缠于中国古代有没有科学实际上是没有意义的，重要的是讨论为什么中国古代没有产生现代数理实证科学。

　　中国近代没有产生科学的原因很多，社会因素，政治因素，地理因素等，文化也是其中之一。

　　首先，在中国天人感应的世界观中，没有一个独立的自然界；其次，传统的思维方式不利于产生精确和严密逻辑的方法论；第三，非世袭的文官制度和科举制度不利于吸引最好的人才去从事科学；第四，森严的等级制度不利于产生自由平等的学术氛围。

　　但是中国传统文化对于科学的发展，似乎也有积极的一面：中国传统的“有机唯物论”，对未来科学发展或许是有利的；在科学与技术结合越来越紧密的趋势下，政府的强大调控能力对于开展大科学研究是有利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在我们国家科学技术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也确实发挥了非常显著的作用。

　　对于中国科技的评价，经常出现两种不同的声音：一个是“厉害了我的国”，另外一个“我们还远远落后”。

　　无论怎么争论，有一点共识是，要搞清楚这个问题，我们迫切需要开展这方面的战略研究，收集方方面面的实际情况，进行科学的定量分析，据此制定相应的规划，落实具体的措施。

　　“我们国家现代科学培养的土壤、培育现代科学的土壤还不肥沃，如果不推进科学文化建设，弘扬科学精神，提高国民科学素质，就很难出现更多科技原始创新和突破性的成果。”韩启德说，目前已经有很多人认识到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但解决的抓手在哪里？“很困难，但不是不可为，只要努力去做，就可以做得比现在更好。”

　　“西湖大学的诞生，得益于中国综合实力的提升和对科学技术的重视，如何保证这艘小船破浪前行？关键在于理念，在任何时候都要坚定不移地坚持我们当时办学的初心和理念。

　　我们现在正在惊涛骇浪中行驶，最重要的是航海图不能变。我认为西湖大学要建成一所现代化的、代表科学发展方向的、适合中国改革开放需求和中国文化实际情况的研究型大学，这个方向是正确的，也是国家发展所需要的，我们必须坚定前行的信念。”

　　作为西湖大学一路走来坚定的支持者， 过去数年，韩启德出席了几乎每一场董事会，主持了顾问委员会，在会上提出过不少冷静、中肯的意见和建议。

　　在这场“科学与文明之问”中，他从科学文明的高度，给西湖大学这一艘小船如何突破风浪、走向世界的前沿，提出了许多宝贵的建议和期望，而他提出的三问，也为西湖师生今后如何从事科研工作带来了一些思考和启迪。

　　我们把这三个问题梳理在下面这张图上，请你在日复一日的实验中，记得时而抬起头来，看看科学世界，看看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