摸金令txt摘要：在社会学里，一个能够激发讨论的典型方式就是把自己的研究问题呈现为一个“困惑”（puzzle）。与物理科学不同，社会学家从他们的经验数据中倒推，从而构建出理论上的困惑。社会学家冒着“为困惑而困惑”的风险，将手头的经验材料具体化为非必要或没用的范畴和概念。本文就此检视了质性社会学家提出研究困惑的习惯，并提出了基于“深描”的替代方案。

　　读研以来，我一直对社会学里的“困惑”（puzzle）感到困惑。在研究生院，我很快知道了好的社会学研究必须提供理论上的贡献，而典型的理论贡献就是要解决一个重要的“困惑”。许多研究生课程都会培养学生寻找困惑的习惯。困惑增加了人们对社会的好奇心，这听起来似乎很是浪漫，但讽刺的是，困惑更多地沦为了一种研究中的例行动作，用以定位该研究在文献脉络中的位置，从而吸引读者的注意力，并表明研究者已经掌握了做出理论贡献的方式。一个社会学家会以解开困惑来结束自己的研究，显示自己似乎有一个所谓的困惑，不过有时这些神秘的困惑看起来并不像真的长久存在的难题，反倒像研究者自己“为了困惑而困惑”。

　　什么是困惑？困惑显示了一些现用理论中无法解释的东西，它是一个解释，是一个超出了我们预期并尚无现成解释的难解谜题（Luker 2010:55）。迈克·布洛威（1991）和其他民族志学者使用拓展案例法，通过寻找“空白”（silences）或文献中的缺失（shortcomings）来定位困惑，并用经验事实加以修正。总之，困惑有必要加以解释，并进一步理论化。

　　在Healy（2017:121）那篇对细微差别（nuance）进行批判的文章中，他打破传统，批评了我们大多数人认为对解释社会世界很重要的那些细微的差别，并把“好的理论”定义为 “似乎对事物产生了正确的解释”。不过他的论述高高举起了简洁抽象的理论，却低低放下了准确而细致入微的描述。这把解释（explanation）与描述（description）对立了起来，并将经验细节的价值纳入抽象的理论框架之下，限制了我们去精确地捕捉变迁的社会世界。本文不会深入讨论Healy所提出的“细微差别”，而是以此为起点来更广泛地讨论我们如何将理论和经验联系起来，以及在社会学中主流的惯例做法是什么。“困惑”已经演变成社会学中无处不在、不可或缺的学科惯例。本文反思了构建理论困惑这种做法在社会学中的起源、分类、运用和滥用，的起源、种类、用途和弊端，这些思考奠基于我作为一名质性社会学者（偏好民族志工作）的研究经历，此外我参考了社会学和其他领域的写作指南。

　　我马上要提请读者注意的是，我自己其实也是个构建“困惑”的死忠粉丝。我发表的13篇期刊论文中，有5篇都用了“困惑”一词来强调研究发现，我甚至也用了“悖论”（paradox）一词。因此，构建困惑对我来说很受用。不过，我认为，虽然研究困惑的提出是为了增强过往文献和手头研究之间的关联性，但是对困惑的惯例性运用反而降低了关联性。接下来，我会在小文中讨论困惑的构建策略及其起源，以及在我们的学术史中演绎（deductivising）困惑的实践，以及不加批判地使用困惑策略的风险所在。

　　或许困惑可以分为“软困惑”和“硬困惑”两种。“软”的困惑是指某些研究空白：我们可能对某一事物的知识和认知并不完整，从而感到困惑，比如欧洲人可能会对美国人约会的做法觉得很困惑。“软”困惑可以是那些与文化相关的咄咄怪事（oddities），它是某些典型的奇怪现象而非理论上的困惑。而一个更“硬”的困惑则涉及理论上的缺陷：过去的理论无法解释现存于世上的经验问题。比如Kuipers（2015）巧妙地构建了一个关于全球化的理论困惑，按理来说，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深，我们应该看到世界各地社会中的文化日益趋同，但是1990年代美国情景喜剧The Nanny却在意大利和法国采取了完全不同的翻译，看起来，关于电视剧的翻译取决于当地市场、技术和国情。就此，Kuipers从电视剧传播的背后构建了一个尚待回答的全球化理论困惑。

　　有时，一个研究项目以一个清晰却又令人费解的事实开始，正如阿伯特（2004）在对精神病学家的研究中注意到，行业内部和外部的职业排名并不同。借用Healy对细微差别的描述，这可以被称为世界上真实存在的困惑和经验层面上令人好奇的事实。但这种事实很少直接呈现在研究者面前，不管是在文献脉络里，还是在田野工作中，要找到这种困惑都需要研究者付出努力。一个聪明的“寻惑者”会根据其解释理论的需要而将经验事实拼合到一起，从而彰显出令人困惑的张力。

　　最后，一个困惑可以采取悖论的形式，也就是说，一个矛盾到荒谬的命题在经过经验调查后被证明是正确的。我与Catherine Connell合作构建了一个理论难题：在时装模特、脱衣舞和表演等“展演性工作”领域中，女性的收入要高于男性。为什么在其他职业中上，男性相较于女性有持久的工资优势（高出约20%），而从事展演性工作的男性却比女性赚得少（少了2-10倍）？

　　无论是软困惑还是硬困惑都可以为一项研究提供依据，这对于质性研究者来说尤其如此，更是一项挑战。除非阐明研究的必要性所在，否则质性研究者手头的经验数据就可能会被视为平庸的描述或八卦轶事而弃如敝履（Katz 1997:392）。困惑是一种判断案例类型的方式，在研究中适时地给出研究困惑可以很好地指引论文的写作，并传递给读者我们打算写什么、为什么要读这项研究。这些都是研究困惑的用途和价值。

　　但研究困惑也有其缺点。就像没有人能从数理上告诉你如何骑自行车一样，怎么“制造”困惑也缺乏明确的说明。阿伯特（2004）表示，困惑不仅仅关涉知识，也是品味问题。怎么构建困惑？在学校里，关于这一问题的答案分散在不同的方法论和理论课程上，而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又被告知“在做中学”或是向那些优秀的同行学习。这导致了思维模式的重复和某些仪式化之举——比如，我们在研究中将那些归纳式的发现包装为理论困惑，或把演绎式研究的动态过程装进经典的实证主义研究的笼子里。

　　困惑深深根植于美国的学术写作惯例中，这是全美国各地学术写作中心的指南里都会提及的一个要点，比如，耶鲁大学教学与学习中心列出了写作中“如何引人入胜”（motivating moves）的八条写作法：

　　第3点明确提到了研究困惑，第1、4、7、8点其实也涉及到了困惑。困惑被描述为一种写作技巧，一种用来回答研究中“so what”的答案，如此一来，论文理论贡献就有了别样的重要性。困惑帮助研究人员达成了那些意想不到的研究成果：“当当当当，惊喜吧！”我的匿名审稿人似乎很喜欢这样的举动，他们常常提出诸如“这事儿不奇怪啊”或“谁说我们不能料想到这一点呢？”之类的批评。如果阅读一篇研究的感觉就像打开一份有外包装的礼物的话，那么，拆开包装、收获惊喜的最佳方式就是把研究结果包到研究困惑里。这也就是说，研究困惑要引起特定读者的注意力，并让他们感到惊喜，让那些在对的地方受过对的教育的对的人意识到研究的重要性，从而形成一套特定的知识生产习惯（Brubaker 1993）。

　　在其他学科中，研究困惑并不令人惊喜，而是很平凡的知识生产方式，亦即库恩（1962）所说的“常规科学”中积累知识的主要方式。科学家们通过困惑寻找一个具有连贯性的知识框架中的差异，对范式进行渐进的改变，并发现观察或实验上的错误。在这些常规科学中，科学家们很少有重大的范式突破，相反，他们就是正在寻找一个原本连贯的智力框架中的差异，对他们的共同范式进行渐进式的改变，并发现观测或实验错误。在这些科学领域中，科学家甚少有重大的范式突破。相反，他们解决一些微小的问题，就像补足拼图中的一块。拼图的说法让库恩见罪于许多科学家，他们认为自己的目标是实现重大且重要的科学突破。但通常情况下，科学家会预测他们的研究结果，通过解决可预测的困惑来达成小的研究成就。重大而重要的科学突破。库恩（1962：48）说，“成功的科学家会证明自己是一个专业的解惑者，而困惑正是驱使他研究的重要动力。”

　　当然，在库恩的意义上，社会学不是一门典范的科学（Timmermans and Tavory 2012）。库恩所举的大部分例子都来自自然科学是有原因的。不妨想想医药研究，一篇典型的医学论文会指出一个不符合我们预期的案例，这个案例要么改变了标准的诊疗程序，要么说明患者对诊疗程序有意外的反应。在这种情境下，困惑是从一开始就存在于经验世界中的，研究者不需要像社会科学家一样费心劳神地去构建一个困惑。另一方面，社会科学由于其方法、思想流派和解释框架的多样性，即使是在后结构主义、文化转向、认知转向和其他各种转向出现之前就已经是一个很分散的领域。有时我们像医学研究者一样，根据彼此先前的发现进行演绎。但更多的时候，面对外界甚至我们自己的质疑，我们将研究困惑视为一条体现研究重要性的重要做法。鉴于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重要性和研究经费的减少，研究变得越来越重要。一个好的困惑把研究限制在一个子领域内，它帮助编辑和评审识别：“是的，这是好的社会学。”

　　尽管库恩主要建立在自然科学的基础上，但社会科学家可以从他的比喻中获得启发一些重要的东西。社会学家构建的困惑需要拆解再重组描述性的材料，使社会世界能够嵌入一个具有成为一个能吸引特定学科的理论拼图。构造困惑的能人巧匠专擅于此，他们长于构造困惑，更知道如何将困惑一笔勾销。

　　在构建了一个有价值的困惑后，研究者肯定已有了解开困惑的经验数据——社会学家构造困惑的方式已然决定了困惑的答案所在。无论如何，在期刊文章和会议演讲中，困惑几乎总是先于社会学家的方法论和发现。就像学术写作指南告诉我们的那样，我们把这个难题摆在了前面，即使在真实的研究过程里，要想发现困惑首先需要历经一个很长的过程，且这个过程受到理论驱动，但是就像学术写作指南教我们的一样，我们总会把研究困惑摆在一开始。这歪曲了一个长期的、数据驱动的过程。这一举措把大多数事实上为归纳性（inductive）的研究过程转化为演绎性（deductivize）（Timmermans and Tavory，2012）。

　　2015年，《美国社会学评论》（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ASR）的新编辑部发布了涉及民族志地论文审稿指南，要点如下：

　　1.清晰地陈述研究的主要目的。质性和民族志论文必须由明确陈述的、理论上相关的研究问题所驱动才能在ASR上发表。

　　5.数据：应显示因果过程或机制，或为某个有趣的现象提供一幅意义丰富的图景。作者如何成功地展示一副生动地全景式描述？

　　但问题在于，这一研究流程所遵循的理论和方法之间的假设关系，并非质性研究的典型工作，这可能甚至不是定量研究的典型。在大多数情况下，定量研究人员在论文的前几页中提出了他们的相互嵌套的假设，列出了他们将要测量的对象的重要性，以便在论文的一开始就建立困惑的紧张感。其实大多数时候，研究人员确定了数据揭示出的重要变量，才会反过来做出研究假设。

　　Stark讲述了为一篇网络科学论文做初步定量分析的经历，在深入研究关于社交网络和外国投资的纵向数据时，他的合著者Vedres激动地对他说，“你在做数据的民族志”（Harrington，2010；斯塔克 and Vedres，2006）。假设先于发现，这种线性关系扭曲了定量和质性研究中理论和数据之间的真正关系，它让研究看起来是演绎性的，但实际上却远逊于此。演绎得比实际更清晰。演绎性研究与民族志中的拓展案例法最密切相关（Burawoy 1991），这一方法从理论开始，并使用经验推断出更广泛的命题与主张以概括现象。继默顿（1959）之后，我们从一个大的理论问题（“不同的社会制度是如何相互关联的？”）开始，转向一个更小的、更具体的问题（“新教伦理和现代资本主义是如何相互联系的？”）。就此而言，困惑首先出现在理论上。相反，Glaser和Straus（1967）为民族志研究者发展出的归纳性方法，或称为扎根理论，则强调经验先于概念或叙事而存在。研究者对观察之前的假设持怀疑态度，并总是寻找新的事实来挑战可能发展成理论的东西（Charmaz 2006）。如Charcot所说：理论是好的，但是它并不能阻止新事物的存在。就此而言，困惑来自于经验数据。

　　事实和理论之间的二元关系，体现于默顿和Charcot的矛盾上。夹在二者之间的是由Timmermans和Tavory（2012）改进的、植根于皮尔斯实用主义的溯因分析。溯因法强调了对经验观察和理论中的“惊喜”的开放性：“通常，对经验数据的困惑不仅会产生新困惑，还可以构建出一种思考各个经验碎片的新规则。”（Timmermans and Tavory 2012:177）。

　　然而，在社会学写作和展示中，我们以演绎的方式来呈现我们的研究这项工作。当我们使用一个研究困惑时，我们常常是带着一些理论假设来开启我们的论文（但我们其实已经怀疑这些假设对于理解世界来说是不够的）时，我们声称要设计一个项目来测试或探索这些理论，我们展示还表现得很惊讶的样子——看呐，我们的个案解决了理论困惑！我们让这个困惑看起来好像是在我们的研究之前就存在的样子，当然，这个困惑和研究问题本身常常是在研究者对数据特别熟悉的时候才“发现”的。我不是第一个做出这种观察的人，这是社会学写作指南中的一个共识（例如，Becker 2007）。阿伯特（2004:116）指出，“社会科学里的一桩怪事就是，我们在开始某一研究领域的项目时，往往只对它有泛泛的兴趣。在我们继续研究的过程中，找到真正的困惑和找到解惑方法竟是同时发生的。”最后，Luker（2010:61）也同意，在大多数研究中，研究问题本身只有在结束数据的收集时才变得清晰。

　　事实上，每个人都知道，民族志学者的困惑是在数据收集过程中的一部分发现的。民族志工作者需要时间和耐心来条分缕析，区分对事件的不同看法，并在数据分析的大门口和死胡同之间来回打转。在Kimberly Hoang（2015：xi）对胡志明市性产业的研究中，她承认了“在九年的时间里，她把经验困惑一而再再而三地重组”，她感谢许多人在这方面的帮助，这种困惑的组装和重组过程需要作者、批评者、同事以及工作坊、座谈会和会议中随机的听众的共同努力。然后，通过审稿人和编辑指导的多轮修订，困惑才逐渐成形。

　　若你有技巧的话，你在这个艰难、漫长和需要协作的过程中所遇到的难题会激励论文，使得你看起来好像一打开论文就能看到那儿有个一直存在、扣人心弦的困惑迫不及待地等着你去解答。社会科学不仅仅是引入科学方法（Luker 2010），我们的作品中也带有经典实证主义的印记。我们把经验事实转化为一个理论困惑，直到引起读者的注意。科学调查的奇迹带领我们踏上了令人惊奇的研究之旅。

　　研究者的目标是发现并忠实地提供经验，同时发现他们的经验材料可以解决哪些理论困惑。我认为这两件事常常是矛盾的。困惑本身已经成为一种艺术，它很像是对经验数据的一种诠释（interpretation），但它是为了艺术而艺术吗？这里可能存在的一种风险是，我们可能产生了一种“恋惑癖”（fetishizing puzzles），我们可能经由构建困惑而生造出了并不总是必要或有用的类别和概念。摒弃所有的困惑，直接浸入到经验数据中会更好一些吗？

　　困惑可能会鼓励我们尝试不合适的理论和概念，而这些理论和概念最好应该抛弃。为了构建困惑，我们去寻找一堆不合适的理论，在此过程中，我们又把经验数据具体化为和事实无关的理论概念。例如，考虑一下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正统理论及其知识上的近亲理性选择理论，在这两个理论的背景下，1980年代涌现出了一个新兴的领域——新经济社会学。许多对经济行为的社会学研究都提出了一个“困惑”，即经验数据表明人类行为并非都是理性计算的、原子论的或纯粹利己的。我读研时的许多论文中都是这样开头的：“为什么经济学模型不适用于这种情况？”答案是，人类是社会性的，而非全然理性的——这个答案这对我和其他同学来说都是显而易见的，然而，我们仍在用经验材料证明这一点，好像我们不知道社会生活本就如此似的。

　　因此，社会学最终与新古典经济学理论进行了很长时间的对话，提出了许多不必要的理论困惑，这些困惑基于那些本就无法很好地解释、也从未打算描述实际社会行为的理论模型。这导致了我们装模做样地思考理论，佯装深沉地进行科学思考，并煞有介事地测量某些理论（虽然我们知道的事实早就远超于此）。

　　与其将“好理论”视为“对事物的正确解释”（Healy 2017:121），不如将对社会世界的深刻而准确的描述作为研究人员能够做出的最重要贡献。细致入微的描述和有说服力的故事其实与解释（explanation）一样好，因为对解释的追求必然会把学术思想中的某些主导范畴和社会因素给具体化。拉图尔（1988:161）写到：“社会因素是专业地社会科学家的特定产物”，他们经常努力建立新的理论框架。社会科学家利用这些社会因素，将它们投入到相互竞争的理论辩诘中，花费大量时间把本就不同的部分相互对立起来。回到库恩关于拼图的比喻，研究者可能会在收集了许多奇形怪状的、相互关联的其他社会学家的观点后，最终拼出一幅精巧的理论杰作。但就像拼图一样，那拼出来的美丽风光可能和现实生活里的真实场景毫不相干。所有这些自我参照的解释都是精心地拼凑起一个故事，以使研究看起来更具相关性，但最终都是“无关”的。

　　“困惑”带来的问题是，它将“好理论”理解为“解释”，而不是“深描”（thick description）。除了作为解决“恋惑癖”的一种方法，深描本身难道不能作为社会学的一个有价值的起点吗？也许我们可以放弃这种对“好理论”装模作样的热衷，暂时把它放到旁边吧。一个不同的出发点将从这样一个前提开始，即好的社会学捕捉了世界上发生的有趣和重要的事情：深厚的描述、对细节的忠实呈现，以及对人们如何体验世界的有质感（textured）的描述，即“充满活力的措辞”（Geertz 1988:143；另见Desmond 2014）。只有在描述了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事情之后转向宏观层面才有意义，并有可能提供概括性的的见解和解释。

　　这样的写作更容易在专著而非期刊论文中呈现，因为在书中作者才有更多的空间，与审稿人有更多的回旋余地。最近，马修·戴斯蒙德的《扫地出门》大放异彩，该书在正文里叙述微观层面的种种张力，铺陈条条困惑，渐次加强，最后卒章而显志。

　　民族志文章也可以用归纳方式呈现数据，而无需遵循ASR列出的那种标准流程。例如，Chambliss（1989）在本期刊上发表的关于“优异”（excellence）的日常建构的论文中，作者举出了奥运会游泳运动员的例子，并说明作者想借由他们来研究何为“优异”，在第一页正文的五个自然段里，他带我们了解了民族志方法，接下来，作者详细描述了游泳练习、比赛和池边谈话的细节，当你意识到论文几乎快写完的时候，只在文章的最后四分之一处，你才开始思考对组织化行为、艺术职业甚至学术界的普遍见解。它是以这样一种直观的方式写就，作者似乎带着读者一起掌握了经验材料里的 “so what”。这些范例都和当前八股的社会学写作模式相悖（尤其是民族志研究），这种模式并不能反映研究过程。

　　通过恋惑癖和把困惑“演绎化”，那些一开始想把使描述变得有相关性和有趣的努力都变成了对“好理论”的不敬。通过（不）解开困惑，那些看起来不寻常的危险做法或许恰恰是更好的。

　　原标题：《“研究困惑”的困惑——社会学研究中的理论困惑 Sociological Theo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