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川瞳长征题材，作为新中国美术创作尤其是革命历史题材美术创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诞生了许多脍炙人口的红色经典，构成新中国美术史的重要篇章。梳理和品味长征题材美术经典，既是一次独特的“视觉长征”，又是一场深刻的精神洗礼。

　　1938年，战斗在上海“孤岛”的左翼文化人士阿英，编辑出版了一本关于红军长征的画集《西行漫画》。初版本署名有误，阿英多方打听，始终无法确认绘画的作者。直到1961年，驻印度尼西亚大使黄镇将军离任回国，见到画册后勾起回忆，方才证实这些画作是他在长征途中随行所记，且已成为四五百张画作中仅存于世的图像。长征红军队伍中，像黄镇这样的宣传工作者，用粗陋的各色纸张、锅灰烟灰调制的墨汁、搜罗缴获的铅笔毛笔，以绘画的方式记录这场史无前例的伟大进军。此后，更多美术工作者循着历史的足迹，续写丹青使命。

　　1955年，中央美术学院教授董希文随同八一电影制片厂摄制组重走长征路，肩背20多斤画具翻雪山、过草地，历时半年之久。为了不错过任何一个难得的景致，他有时骑在马上边走边画；有时一手拿着干粮用餐，一手拿着画笔写生；有时还站在雨中作画……今天，从存留的董希文在大渡河铁索桥下写生、在雀儿山上极目远眺等照片中，依然能够感受到当年环境的艰苦和画家执着而勤奋的状态。这次重走长征路，董希文沿途画了250多幅写生作品。回京后，他举办了专题写生展，并开始酝酿油画《红军不怕远征难》的创作。当时担任其助教的靳之林，目睹了该画的创作过程：董希文很快完成了素描草图，但迟迟没有动手创作，而是在画室墙上钉了几张纸，每张纸用不同的油画颜色刷着两三块色标。过了几天，墙上只剩下了一张纸。他说，现在可以动手画了！“我找到了画这幅画的色彩表情……普蓝为基调，黑色勾线，再点出象征光明胜利的橘黄色篝火。这幅画的主题是红军战士肉体上的痛苦和精神上的坚强崇高，最困难的物质生活和最大的乐观主义精神的对比。”

　　《红军不怕远征难》作为董希文的激情之作，是一次成功的艺术探索。新中国需要一批这样的反映革命历程的鸿篇巨制。上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中国革命博物馆和中国历史博物馆组织的4次大规模革命历史题材创作，直接促进了长征题材美术创作的发展。精神振奋的美术工作者，在对崇高的礼赞与对英雄主义的颂扬中，创作了一批思想性与艺术性高度统一的精品佳作，如油画作品李宗津《强夺泸定桥》、艾中信《红军过雪山》、靳尚谊《送别》等，中国画作品宗其香《巧渡金沙江》、李可染《六盘山》等，版画作品李桦《二万五千里长征过草地》、王琦《雪原峡谷》等。浓墨重彩的长征画廊，翻开了新中国革命历史题材美术创作的新篇章。

　　沈尧伊先生画长征题材至今已有40多年。从1975年至今，他5次重走长征路，根据创作需要的分段走访更是不计其数。他先后创作的《革命理想高于天》《而今迈步从头越》《彝海结盟》《走出泥沼》等多幅长征题材油画巨制，以及《地球的红飘带》为代表的10多套连环画、插图与木刻等作品，广受业界赞誉，广为读者喜爱。沿着历史留下的印痕，他收集点点滴滴的视觉元素，在持之以恒的创作实践中，不仅于长征题材创作领域取得令人钦佩的成绩、产生广泛的影响，他本人也成为长征图像资料研究方面的专家。

　　1993年，沈尧伊完成规模达926幅的大型连环画《地球的红飘带》。这项历时6年的浩大工程，使他进一步走近长征。随后，他投入《遵义会议》独幅油画的创作中。如何在肖像性与情节性之间找到共有的特征和平衡，使人物平凡中见非凡，使事件平常中见非常，从而体现出一种朴素与崇高相结合的精神境界和美学价值，成为沈尧伊执着探求的艺术目标。画面紧紧扣住特定历史时刻中不同人物的境遇和性格，经过缜密研究和艺术构思，凸显他们丰富而复杂的内心世界，展现出特定的历史风貌，表现了遵义会议“伟大转折”的意义。与会人员被悉数收入画面，整个会场弥漫着肃穆而沉静的气氛。画家将版画语言的特征融入油画技巧，在人物形象塑造和精神气质挖掘方面，显现出独特魅力。

　　执着地探索历史的丰富性和当代价值，既彰显了以沈尧伊为代表的前辈画家的艺术态度，又揭示了长征题材美术创作经久不衰的重要原因。翻开新中国美术史，可以看到，何孔德《水草地》、蔡亮与张自嶷《三大主力会师》、崔开玺《长征途中的贺龙与任弼时》等油画，刘文西《奠基礼——欢庆直罗大捷》、刘向平《一九三五年·遵义》等中国画，叶毓山、程允贤等创作的红军长征纪念碑碑园雕塑……诸多作品，以开放多元的视角和手法，多方位地呈现了长征题材的艺术深度和现实意义。

　　长征精神是激励中华儿女继续前行的精神动力。新世纪以来，“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纪念红军长征胜利八十周年”等大型主题美术创作活动中，长征题材均是备受关注的焦点。美术工作者对同一历史事件的个性化诠释所折射的时代审美，成为长征题材不断被发掘、表现的价值所在。

　　近年来，随着对革命历史题材资源的挖掘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美术工作者多方位表现长征路上的重大战役。如张庆涛油画《湘江·1934》，视角几乎是从正面展开，在固定视域内纳入最开阔的景象和众多人物，强化“铁流”的前进感、力量感和节奏感。在人物的组织刻画方面，竭力通过人物的动态及与“铁流”相呼应的生动细节，深度挖掘彼时彼地人物的心理状态和情绪。相互救助搀扶的人物，组合成不同形状的团块，与浮桥的斜线构成了一种动感。

　　邵亚川油画《四渡赤水出奇兵》聚焦普通红军战士，并运用象征的手法，以火把为灵魂，构思了这幅充满革命浪漫主义的诗意画作。在这个充满象征意味的画面中，一队红军战士手举火把，踏着舟桥鱼贯而行，火光映红了水和天，也照亮他们胜利的前程。画家像一位阅历丰富的导演一样，赋予画中指挥员、旗手、小号手、机枪手、饲养员、老战士等各色人物以符合身份的特征，精心把握画面的韵味和疏密关系，并使之产生一种节奏美。作品艺术地展现了“我”心中四渡赤水的场景，传递出创作者对红军战士的崇敬之情和精神赞颂。

　　长征题材美术经典，作为民族精神的审美构建和国家记忆的史诗图像，使我们感受到艺术创作在记述历史中的独特作用和价值。深刻把握长征精神的丰富内涵，探寻当代中国革命历史题材美术创作独特的叙事特征和表达方式，将有助于创作更多“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红色题材美术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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