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锡才直到科技日新月异的今天，人类的精神世界仍然是一个无法完全解析的医学和哲学谜题。无论是悬疑影视剧还是文学作品，都是在对异常人类心理进行不同角度的挖掘。各路创作者也将精神疾病描绘得“神乎其神”：有电影《致命ID》那样的恐怖的多重人格，还有畅销书《天才在左，疯子在右》里夸夸而谈四维空间的“奇人”。

　　有史料记载以来，人类就一直受到精神疾病的困扰，但长期以来，我们对其产生的原因却知之甚少。几个世纪以来，医生们一直在努力给精神疾病下一个合理的定义，包括如何诊断、如何治疗，以及最重要的：精神类疾病究竟是什么？

　　为了寻找答案，1972年，斯坦福大学心理学教授戴维·罗森汉说服了7个理智健康的普通人和他自己一道“卧底“”到美国各地的精神病院，以测试精神病学标签的合法性。试验的结果不禁世界震惊，而且具有讽刺效果：所有的精神病院都认为，这8个人患有不同程度的精神病，并带给他们惊险的治疗经历。之后，这些被试者被迫待在家里，直到能够“证明”自己神智正常。

　　1973年1月，罗森汉教授在美国《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长达9页的文章《精神病院里的正常人》。他在文章中说，“事实是，我们早就知道，诊断没用，也不可靠，但我们还是一如既往地依靠诊断。现在我们知道我们无法区分正常人和精神病人”。

　　这项具有分水岭意义的心理学实验打破了精神病学诊断的传统标准，而改变了精神病研究的进程。直到三十年后，《神经与精神病人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说，罗森汉教授的结论“就像一把插入了精神病学的心脏”。

　　美国知名记者苏珊娜·卡哈兰也曾有过被误诊为精神病人的独特经历，因此对罗森汉的实验充满兴趣。她通过大量细致调查，解读了罗森汉实验背后的秘密。苏珊娜通过细腻的笔触，充足的史料，提出了如下深刻且迫切的问题：我们应该如何界定精神疾病的标准？我们应该如何区分精神疾病与大脑疾病？我们应该如何重塑精神病学？

　　在全球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人们罹患心理障碍及精神疾病的比例不断升高，在其他疾病逐渐得到和攻克的同时，心理及精神类的病症治疗方面仍未达到长足发展，越来越多的人被内心的病魔所困扰。那么，如何正确认识心理疾病，如何区分精神障碍与生理性疾病，如何通过正确的方式保持身心健康？相信这本书能够带给我们深刻的启发和思考。

　　历史上对精神疾病做出的解释主要围绕三个要素展开，即精神（灵魂）、大脑和环境。

　　根据公元前 5000 年出土的头盖骨，我们知道，对其最古老的治疗方式之一是在颅骨上钻孔，释放人们认为藏在里面的恶魔。这种做法被称为“钻环术”。

　　另一种消除内心恶魔的办法是拿孩子或动物来祭祀，与恶魔做交易。早期的印度教徒认为，癫痫就是恶魔加罗希在作怪，“加罗希”的字面意思是指“抓你之人”。古希腊人认为，人们发疯是因为众神发怒或报复。

　　到启蒙时代，思想家们摈弃了恶魔附身说，认为精神病是非理性的表现，是理智出现问题而产生的一个副作用。

　　1808年德国医生约翰·克里斯蒂安·赖尔创造了一个词，这类研究才有了命名——“精神病学”。

　　他当时提出的原则对今天依然有用。比如：“从精神疾病是普遍存在的”，“我们应该用人道的方式对待他人”，“从业者应该是精神医师，而不是哲学家或神学家”。

　　赖尔提出的精神病学理念并没有阻止很多医生放弃继续探索“精神病病灶”。他们想知道：精神病产生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只有一方面还是多方面的原因？会不会是受到了环境的影响？还是只和我们头骨中的器官有关系？

　　异化者（精神病学家）开始把身体当成治疗的对象，希望精神病能被分离出来针对性地治疗，由此创立了一些十分恐怖的治疗方式。

　　比如旋转椅会让患者头晕目眩、呕吐不止，甚至陷入昏迷。还有“惊澡”，即地板突然下沉，把患者扔进冷水中，把精神病“惊出人体”。

　　精神病人不只是被人们忽略了，他们还被折磨和虐待。精神病被看作异类，他们自然也成为了被公然虐待的对象。

　　上个世纪60年代，精神病的概念（疯狂、癫狂、异常）成了美国有史以来最热门的话题。

　　这不仅是一场医学的辩论，更是一场哲学讨论。很多人认为，“精神病”只不过是一种挑出差异的方法而已。疯狂不再是什么难以启齿的事情，世界上很多诗人、艺术家和思想家都有疯狂的行为。

　　1966年的超现实主义电影《红心国王》讲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发生在一个法国小镇的故事。当地疯人院里居住的快乐居民是小镇的管理者。

　　这不得不让观众产生疑问：在那个被战争蹂躏的疯狂世界里，谁才是真的正常人？

　　不过，没有哪一本书能像肯·克西的迷幻小说《飞跃疯人院》那样引发公众对精神病学的愤慨。

　　这本书原本是想批判从众心理，没想到竟然与精神病学的罪恶永远地联系在了一起。正如一位精神病学家所说：“这本书让人们对精神病学产生了不信任感，因为精神病学不仅没有治疗精神病患者，反而被用来服务社会。”

　　各种发展动向促使该校变态心理学研讨班的几位学生以班代表的身份走进了戴维·罗森汉教授的实验室。

　　1969年春季学期开始，他们在那里召开了一个会议，开始制定“卧底计划”。

　　罗森汉和其他 7 个人组成的 8 人团队。都是自愿在美国东西海岸 5 个州 12 家机构当卧底，都伪装同样的症状。

　　他们会告诉医生自己听到了有人说“砰、空虚、空洞”。基于标准化结构，研究检测了机构是否收治了精神正常的人。

　　仅就这些症状本身，精神病机构诊断出所有的“假病人”患有严重的精神病除了一个被诊断为得了躁狂抑郁症之外，其他人无一例外被确诊得了精神分裂症。

　　他们一住院就丢掉了幻觉，举止“正常”。但是，从他们入院的那一刻开始，假病人就被认定为精神病人了，临床医生会通过“精神病”这个棱镜来观察他们的所有行为。

　　不过有意思的是，在前 3 个病人住院期间，有 30% 的其他病人意识到有些不对劲，有一次还做出了这样的评论——“你没有疯。你是一个记者或教授。”

　　“事实是，我们早就知道诊断常常不是没用就是不可靠，但我们还是一如既往地使用它们。现在我们知道我们无法区分正常人和精神病人。”

　　他的这一观点第一次有了翔实的数据支持，并在1973年1月，在著名的《科学》杂志发表了一篇名为《精神病院里的正常人》的文章，长达9页，文章主要的观点就是精神病学基本上没有可靠方法来区分。

　　20世纪80年代后期，也就是罗森汉的文章发表十多年之后，将近80%的心理学入门教科书都收录了他的研究。直到今天，《精神病院里的正常人》依然是心理学入门课程中大部分学生必须学习的内容。

　　文章发表30 年之后，《神经与精神疾病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评价说，他的结论“就像一把匕首插入了精神病学的心脏”。

　　尽管世俗的观念随着时代的进步有所改善，但被诊断为患有精神障碍的人，可能还是会遭遇世俗偏见所带来的歧视，即污名化。当然，这并非诊断系统本身的过错。

　　即使是在当今社会，精神障碍的患者也往往会对自身病情保密，而糖尿病等身体疾病的患者则更容易坦率地承认自己生病了。在某种程度上，患者可能是害怕，承认自己患有精神疾病即会遭到社会和职业方面的各种歧视。

　　可能很多人都曾经用“疯子”“精神病”“神经病”来描述某人，这类歧视性用语会对精神障碍的患者产生严重的伤害。在一项研究中，有 96% 的精神分裂症患者声称在他们的生活中有过被污名化的经历。

　　与污名化相关的一个问题是：刻板化。我们生长在特定的文化环境中，可能会产生关于他人的种概括性看法（例如，戴眼镜的人更聪明，某个地方的人很粗鲁）。

　　因为我们可能听说过某些精神障碍会伴随异常行为，所以当我们遇到某个被诊断为精神障碍的人时，往往会自动做出错误的推断，认为他一定会有那些异常行为。

　　比如一项对2000 年至 2012 年拍摄的 55 部恐怖电影的分析表明，精神障碍患者经常被刻画成容易犯罪的人。

　　而标签化可能会使污名永久化。一旦某人因为某些症状而被诊断为患有某种精神障碍，那么人们往往会对其贴上标签，即使此人后来痊愈，这样的“诊断标签”还是难以去除。

　　在最新的《变态心理学（第18版）》中，编者写道：“但是，我们需要牢记，疾病的背后是一个真实的人，这一点非常重要。”

　　以前，精神卫生专业人员经常用“精神分裂症”或“躁狂抑郁症”来描述精神疾病患者。但是，现在大家都尽量使用以人为本的语言，将他们称为“精神分裂症患者”或“双相障碍患者”。

　　简而言之，是用“患者”来称呼，而不是用诊断的名称。从每一个细节开始改变。

　　如今，距离“罗森汉实验”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精神病诊断标准也在进行不断地更新，精神病院的收容和治疗都更加人性化，部分精神疾病像焦虑症、抑郁症，已经有了很完善的治疗方案，也有很大的治愈可能，在《我在精神病院抗抑郁》这本书中，左灯笔下的精神病院也充满了温情，病友之间还有令人难忘的病友情。

　　而我们今天再次回顾“罗森汉实验”，就像《精神病院里的正常人》里所引用的一句话：只有回顾过去，才能更好地了解未来。

　　原标题：《究竟谁才是“疯子”？ 一群正常人在精神病院的“卧底报告”，震惊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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