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流武则天电影贺祖斌（1965-），男，广西灌阳人，广西师范大学党委书记，教育学部教授，教育学博士，从事高等教育理论研究；

　　段文星（1979-），女，湖南醴陵人，广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博士研究生，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讲师，从事高等教育理论研究。

　　摘要：基于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通过CPPS软件与Logistic预测模型，分别预测了2023-2050年我国高等教育适龄人口、毛入学率和在学总规模。结果显示：2032年我国高等教育适龄人口将出现增长拐点，未来15-20年我国高等教育将从普及化的初级阶段转向高级阶段，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在2035年前后呈先增长后下降趋势。对此，应作好顶层设计，合理配置高等教育资源，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以助推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的转型发展。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的新征程上，人口政策的科学制定，人口规模的适度增长，人口结构的不断优化，对我国高等教育发展至关重要。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人口政策不断调整完善，大体经历了从鼓励生育到节制生育、再到限制生育、最后向鼓励生育转变的过程。［1］我国人口增长模式也从高出生率、低死亡率和高增长率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增长率转变。2000年，我国政府出台“双独二孩”政策，允许夫妻双方均为独生子女者可生育第二个孩子。此后尽管“全面二孩”政策和“三孩”政策相继出台，总和生育率有回升趋势，但人口数量涨幅不大。2022年，我国全年出生人口956万，死亡人口1041万，出生率低于死亡率，人口出现自1962年以来的首次负增长。［2］按照此发展趋势，我国出生人口逐年下降，未来高等教育适龄人口也将逐年减少，在没有其他强力因素的刺激下，扩大甚至保持高等教育规模将越来越难，高等教育普及化发展进程将呈现放缓趋势。因此，本研究基于2000年以来我国人口政策变化，探究2000年以来我国出生人口变化对高等教育普及化发展的影响，并通过预测2023-2050年我国高等教育适龄人口及毛入学率，对我国高等教育规模及普及化阶段发展进程进行分析，为普及化阶段高等教育发展规划的制定提供决策支撑。

　　新中国成立初期，鼓励生育政策的实施带来了人口总量的高速持续增长，为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提供了充裕的劳动力。随着鼓励生育政策实施带来的人口规模连年大幅增长与社会资源供给不足的矛盾日益凸显，我国人口政策从鼓励生育转向节制生育［3］和计划生育。到20世纪末，尽管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严格实施有效遏制了我国人口过快增长，但也造成新生代人数逐年减少、人口红利逐步消失和人口老龄化逐渐加剧的趋势。

　　200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强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决定》，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子女，依照法律法规合理安排生育第二个子女。［4］2001年12月29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各地根据该法制定“双独二孩”政策，并于2002年9月1日陆续施行。2011年11月，我国各地开始全面实施“双独二孩”政策。“双独二孩”政策的推行满足了部分家庭的生育需求，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生育率水平，促进了人口结构优化，对我国人口和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由于该政策涉及的目标人群较少，对提高生育率的影响有限。

　　2013年11月，我国启动实施“单独二孩”政策，即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5］“单独二孩”政策放宽后的第一年，国内申请再生育的“单独”夫妇不到100万对，新增出生人口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6］

　　2015年10月，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全面二孩”政策的出台，彻底改变了我国实施35年的独生子女政策，标志着严格生育政策的调整和人口再生产关系的转变。［7］然而，政策的施行虽然释放了实施“计划生育”政策期间积累的生育意愿，我国短期内的出生人口有所增加，生育水平有所提升，但未能从根本上扭转生育率下降的趋势。

　　2021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提出“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8］“三孩”政策的实施是继“全面二孩”政策之后生育政策的进一步调整和完善，以期进一步释放生育潜能，平缓出生人口下降的趋势，实现适度生育水平，促进我国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至此，2000年以来，从允许“双独二孩”到“单独二孩”再到“全面二孩”和“三孩”，我国开始实行适度宽松型人口生育政策，期间出生率虽波动反弹，但其势能微弱且短暂［9］，加上育龄妇女人数减少、女性生育意愿降低以及生养成本增加等因素的影响，我国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持续下降。图1显示，我国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分别从2000年的14.03‰和7.58‰降至2019年的10.41‰和3.32‰；2020年我国人口出生率跌破10.00‰，只有8.52‰，2022年进一步跌至6.80‰，人口自然增长率从2020年的1.40‰继续降至2022年的-0.60‰。

　　长此以往，如果出生率持续维持在低水平并逐年下降，人口将出现持续性负增长。在没有其他影响因素的干预下，出生人口持续减少并成为稳定状态，未来我国高等教育适龄人口将严重不足，势必对未来高等教育的生源和规模产生消极影响，进而对我国高等教育普及化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马丁·特罗将高等教育发展划分为精英化、大众化和普及化三个阶段，以数量和质量作为测量标准。［10］从数量标准来看，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超过50%，即进入普及化阶段；从质量标准来看，普及化阶段高等教育系统将更加开放、多元，更加包容、个性。［11］随着2000年以来我国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的不断下降，出生人口从2000年的1771万逐渐降至2022年的956万。与此同时，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2000年的12.5%逐渐提升至2019年的51.6%，在校生规模达4002万人，我国正式进入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2022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59.6%，普及化水平得到进一步提升。由此，人口变化与高等教育发展之间的耦合关系越来越紧密。同时，出生人口下降虽然导致我国高等教育适龄人口大幅减少，但在扩招政策的叠加效应下反而加速了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的提前到来，更对高等教育质量提出了新的要求。

　　根据《中国教育监测与评价统计指标体系（2020版）》，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等于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高等教育适龄人口数×100%。［12］计算公式中高等教育适龄人口数是指18-22岁年龄组人数，且我国基础教育为“6+12”模式（6岁入小学，12年基础教育学制），为了方便统计，我们以18岁作为高校入学年龄。鉴于2000年以来我国人口生育政策的不断调整和完善，2000至2022年我国出生人口整体呈波动中下降趋势，以2011年和2016年为分割点，2000至2010年我国出生人口呈下降趋势；2011至2016年，我国出生人口又呈上升趋势，且出生人口数在2016年达到峰值后再次逐年下降趋势，如表1所示。

　　2022年我国出生人口仅为2016年的53.5%，新生人口减少将近一半。按照高校入学年龄为18岁推算，2018至2028年，我国18岁高等教育适龄人口将不断减少；2029至2034年，我国18岁高等教育适龄人口则呈现小幅增长趋势；2035年及以后，18岁高等教育适龄人口再次逐步减少，2040年后将大幅减少。因此，2035年以前，我国18岁高等教育适龄人口将保持相对稳定状态，但2035年以后，18岁高等教育适龄人口的大幅减少将直接导致高校生源数量进入快速下跌区间，未来高校将面临较严重的生源不足问题，部分高校由于生源数量锐减还将面临严峻的生存挑战。

　　根据年龄移算法以及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出生人口数据，整理得出2000-2019年我国18岁高等教育适龄人口变化情况。由于各学龄段人口死亡率极低，因此本研究仅统计18岁高等教育适龄人口数，对死亡率忽略不计。

　　图2显示，2005年之前我国18岁高等教育适龄人口逐年递增，2005年之后逐年下降，主要是因为1982至1987年是我国人口出生的高峰期，人口出生率基本保持在20‰以上，相应18岁高等教育适龄人口数在2005年达到高峰。此后，1988-2000年我国出生人口逐年下降，18岁高等教育适龄人口也逐年减少，到2018年，我国18岁高等教育适龄人口1771万，比2005年减少了30%。与此同时，1998年教育部出台《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提出“到2010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接近15%”，199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作出扩大高校招生的重要部署，我国高等教育发展进入快车道。经过连续扩招，我国高校普通本专科招生数从1999年的160万人增长至2002年的320万人，数量增长了1倍，到2002年末，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15%，高等教育提前进入大众化阶段，由此可见，高校扩招政策对高等教育发展发挥强力推动作用。2003至2008年，我国高等教育规模进一步扩张，普通本专科招生数也从2003年的382万人上升至2008年的599万人，但期间扩张速度有所减缓，招生增速也从2003年的19.3%降至2008年的5.8%。同时，18岁高等教育适龄人口数从2003年的2211万人上升至2005年的2529万人再降至2008年的2391万人；这也导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虽从2003年的17.0%上升至2008年的23.3%，但增速开始趋缓。由此可知，随着高校扩招速度逐渐减缓，人口变化对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的增长具有重要影响。

　　2010年7月，国务院印发《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明确提出2020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40%、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达到3550万人的目标，同时强调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随着1991年以后我国出生人口逐年下降，2009至2018年我国18岁高等教育适龄人口迅速减少，适龄人口的减少降低了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的测算基数，使2009至2018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的增量回升，增长幅度呈加大趋势（见图3）。2018年和2019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分别达到48.1%和51.6%，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分别达到3833万人和4002万人，提前实现了高等教育从大众化阶段到普及化阶段的历史性跨越。由此可见，出生人口变化和国家的强力政策对推动我国高等教育发展进程起了重要作用。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国民收入不断提高，就业竞争日趋激烈，民众对教育的期望值越来越高，更加迫切地需求优质教育资源。同时，随着高等教育不断普及和规模扩张，越来越多的人获得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目前，我国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口达2.4亿，新增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达13.8年，劳动力素质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全民素质得到稳定提升。［13］然而，在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上大学已不再是社会稀缺资源，民众的高等教育需求也从“上大学”悄然转变为“上好大学”。2000年以来，出生率的下降、适龄入学人数不断减少带来我国高等教育生源不足、教育人口红利消失、高校规模和数量递减等问题。随着我国高等教育普及化进一步发展，迫切需要高校结合国家发展和区域发展建设实际，结合人才培养和成长成才规律，加快发展转型，从追求数量规模增长向提升质量内涵转变。而人口减少反而为普及化阶段的高等教育发展提供了系统优化和提高质量的契机。比如，未来生源数量减少，一方面可能加剧高校之间生源抢夺的竞争，但这种竞争压力反而倒逼高校更加注重提升教育质量，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高质量教育的需求；另一方面，随着生源数量减少，高校规模和数量也将减少，学校将转向小班化教学，班级规模缩小，生师比也相应降低，教师从关注班级转向更多关注学生，这不仅有利于提高教学质量，而且将推动实现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的转变。此外，教师也有更多时间和精力进行学术研究、课程开发和创新教学方式的尝试，这对于提升高等教育整体水平是非常有益的。

　　我国高等教育普及化进程是一种计划性的规模增长过程，是以政府为导向驱动的教育变革，即通过国家制定数量化目标的方式实现高等教育规模扩张。［14］2019年，我国高等教育迈入普及化阶段。衡量高等教育发展水平的指标很多，本研究选取高等教育适龄人口数、毛入学率以及在学总规模三个反映高等教育发展水平的核心指标进行预测。本研究首先通过中国人口预测软件（CPPS）对我国2023-2050年高等教育适龄人口进行预测，其次通过时间序列趋势外推法和国际比较法分别对我国2023-2050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进行预测，最后通过2023-2050年高等教育适龄人口和毛入学率的预测结果估算我国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从而预测我国高等教育普及化发展进程。

　　本研究选用王广州开发的CPPS2020软件作为预测工具，采用队列要素人口预测法对我国2023-2050年高等教育适龄人口进行预测。从人口结构和队列的角度，基于分性别和年龄段的人口数、死亡率、生育率来递推估算未来不同年龄段的人口数［15］，其基本模型表达为：

　　式（1）中，x取值范围为0-100岁；nPt1(x)是t1时刻年龄在x至x+n岁的人口数；nPt2(x+n)是在t2时刻年龄在x+n至x+2n岁的人口数；nL(x)是确切年龄在x至x+n队列存活人年数；nL(x+n)是确切年龄在x+n至x+2n队列存活人年数。

　　式（2）中，Pt2(0)是在t2时刻年龄为0岁人口数；nPft1(x)是在t1时刻年龄在x至x+n岁的妇女人口数；x取值范围是15至49岁；nF(x)为年龄在x至x+n岁的育龄妇女生育率；nF(x+n)为年龄在x+n至x+2n岁之间的育龄妇女生育率。

　　式（3）中，Tpopt2为t2时刻的总人口数；nPt2(x)是在t2时刻年龄在x至x+n岁的人口数。

　　本研究数据主要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发布的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简称“六普”数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简称“七普”数据）以及联合国发布的《世界人口展望2022》报告，通过整理计算得出分年龄、分性别的出生人口数和死亡率，育龄妇女的生育率及迁移率。

　　（1）总和生育率设定。“七普”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为1.3，处于极低生育率水平。2021年和2022年我国出生人口分别为1062万和956万，相较于2020年分别减少了140万和246万。《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2022》的数据显示，2021年总和生育率为1.08。基于此，本研究对2020-2050年总和生育率分低中高三种方案进行参数设置，低方案设置考虑2021年和2022年的出生人口和生育水平持续下降，受生育政策影响有限，假设总和生育率在2023年继续下降，那么我国将继续维持低生育率水平，全国总和生育率设置从2020年的1.3降至2050年的0.9。中方案设置考虑总和生育率不仅受“三孩”政策的影响，同时还受各种激励保障等鼓励生育政策的影响，有效刺激了育龄妇女的生育意愿，减缓了生育水平持续下降趋势，全国总和生育率设置从2020年的1.3降至2050年的1.2。高方案设置假设“全面二孩”和“三孩”政策的实施产生了积极效果，迅速达到并保持理想水平，全国总和生育率设置从2020年的1.3上升至2050年的1.5。

　　（2）死亡率设定。根据“六普”、“七普”和《中国统计年鉴》提供的数据显示，2010年我国男性和女性出生时平均预期寿命分别为72.4岁和77.4岁，2020年分别为男性75.4岁和女性80.9岁，这些数据表明我国男女平均预期寿命在稳步增长。本研究假设年龄别死亡模式相对稳定，采用联合国发布的《世界人口展望2022》报告数据对我国未来人口预期寿命进行参数设置，2035年男性出生时平均预期寿命为78.9岁，女性为83.5岁，2050年男性出生时平均预期寿命为82.0岁，女性为85.6岁。

　　（3）性别比设定。“六普”和“七普”数据分别显示，2010年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18，2020年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11。同时考虑“全面二孩”和“三孩”政策的影响，本研究假设“全面二孩”和“三孩”政策实施后，我国人口出生性别比将恢复到正常水平，在2050年降低为107。

　　（4）迁移率设定。国际人口迁移相对于国内人口迁移受到比较严格的控制，国际人口迁移总量对中国未来人口发展的影响微乎其微。本研究将国内人口视为封闭系统，即国际人口迁移规模为0。

　　通过以上模型和参数设定，运用CPPS2020软件，得出2023-2050年我国18至22岁高等教育适龄人口变化趋势（见图4）。

　　由于本研究采用了“七普”数据，2038年之前高等教育适龄人口在2020年前已出生，因此，三种方案预测结果在2038年之前均保持一致。2039-2050年，三种方案预测结果整体呈下降趋势，期间呈现较大差异。高方案从2039年的7060万人逐渐降至2050年的5049万人，降幅达28%；中方案在2039-2050年从7024万人降至4409万人，十年左右时间下降了2615万人，降幅达37%；低方案在2050年降至3813万人，下降幅度最大，降幅近45%。由此可知，我国高等教育适龄人口在2023-2050年呈先增长后下降态势。同时，随着“双独二孩”和“单独二孩”政策的实施，生育潜能进一步释放，我国高等教育适龄人口在2032年之前仍能保持持续上升态势，之后“全面二孩”和“三孩”政策放宽并未带来生育率的增长，高等教育适龄人口开始缓慢下降，总体呈递减趋势。因此，我国高等教育适龄人口还有十年左右的黄金增长期，之后我国高等教育将面临较为严峻的生源危机，部分高校将面临生存危机，这是值得关注和深思的问题。

　　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作为衡量一个国家高等教育发展相对规模和划分其历史发展阶段的重要指标，直接反映高等教育发展水平及同时期适龄人口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2021年3月11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要提高至60%。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提出2035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要达到65%的目标。因此，预测未来我国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能更加直观地反映我国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的发展趋势。

　　（1）模型选用与构建。时间序列趋势外推法是根据预测变量在历史时间序列上的变动趋势外推将来，以确定预测值的一种预测方法。它的基本原理是事物发展过程一般是渐进式变化，而不是跳跃式变化。李硕豪等人研究发现，Logistic曲线模型对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具有较高的测度。［16］因此，本研究采用Logistic曲线模型，对我国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阶段后2023-2050年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进行预测。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的Logistic函数表达式如下：��

　　其中，Y（t）为t年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α是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的最大上限，β是常量，β=eb，k是瞬时增长率。在实际操作中α=1，上限值为100%。根据《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公布的2000-2022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数据，在SPSS20.0中，选择曲线估计中的Logistic进行回归，得出β=7.920，k=0.105。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的Logistic模型为：

　　（2）模型检验与说明。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的Logistic模型检验结果显示：R2=0.988，F=1771.663（P=0.0000.01），模型回归系数和常数对应的t值分别为402.651和29.366（P=0.0000.01），这表明该模型通过了拟合度、显著性系数和回归系数检验，可运用该模型进行预测。运用时间序列趋势外推法进行预测，其结果不可避免地与实际值存在误差。主要原因在于：第一，时间序列趋势外推法是根据预测事物时间序列变化来预测未来趋势，即影响过去和未来事物的发展因素基本保持不变。那么，影响2000-2022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因素在2023-2050年也基本保持不变。第二，对未来的预测包含不确定性和未知性，这导致使用Logistic模型进行预测存在一定误差。但从统计学来看，该模型具有较高的信度和效度，可帮助我们了解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的发展趋势。

　　（3）2023-2050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预测。通过建立Logistic模型（置信水平在95%上），以2020-2022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作为因变量，年份作为自变量，对2023-2050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进行预测。根据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将高等教育普及化进程划分为三个阶段：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为51%-65%处在初级阶段，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为66%-80%处在中级阶段，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为80%以上处在高级阶段。表2显示，预计到2025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超过65%，高等教育将迈入普及化中级阶段；2033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将突破80%，高等教育从普及化的中级阶段进入高级阶段。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50%提升到65%再到80%，花费的时间从6年增加至8年，这也表明未来我国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高级阶段后毛入学增速开始逐渐减缓。当其他因素不发生大变化时，适龄人口大幅增加，毛入学率的增长速度将会放慢；适龄人口大幅减少，毛入学率的增长速度会被推进。［17］这说明在招生政策不变的前提下，2019-2025年高等教育适龄人口减少导致毛入学率增速较快，2026-2033年高等教育适龄人口增加导致毛入学增长缓慢。

　　高等教育普及化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不同国家高等教育普及化表现出不同的特点。从有关国家的经验来看，高等教育普及化进程主要有快速、中速和慢速三种模式。尽管不同国家高等教育普及化进程不同，但大多数国家走的是中速推进模式，表明高等教育普及化进程有规律可循。［18］基于此，本研究采用世界银行公布的相关数据，选取中速推进模式的三个代表国家美国、俄罗斯和西班牙普及化阶段最初25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作为国际比较依据。表3显示，美国于1975年实现高等教育普及化，1999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73.0%，期间毛入学率年均增长0.9个百分点；俄罗斯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于1985年达到52.0%，2009年达到��75.3%，年均增长1.0个百分点；西班牙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于1997年达到50.5%，2021年达到96.0%，年均增长2.0个百分点；由此推算出三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年均增长均值为1.3个百分点。因此，以2022年为基点，按照每年增长1.3个百分点推算，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在2027年将超过65%，迈入高等教育普及化中级阶段；2038年将超过80%，进入高等教育普及化高级阶段；到2045年左右，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将达到2019年美国、俄罗斯和西班牙的高等教育水平（见表3）。

　　表2显示，2025-2027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将超过65%，进入高等教育普及化中级阶段；2033-2038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将突破80%，由高等教育普及化中级阶段进入高级阶段；未来15-20年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将实现从普及化初级阶段向高级阶段的跨越性转变。与此同时，按照时间趋势外推法预测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结果略高于国际比较法的预测结果。但从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实际情况来看，2019年和2022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分别为51.6%和59.6%，提早完成《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分别提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50%和60%的目标，这也说明我国高等教育普及化进程正在快速推进。因此，采用时间序列趋势外推法预测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呈快速推进趋势，是一种理想的目标；而采用国际比较法预测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增长速度和我国普及化阶段高等教育适龄人口发展趋势较为吻合，比较符合现实目标。本研究对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的预测只是一种趋势的预测，意在勾勒今后三十年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轨迹，为教育决策者和实践者从整体上把握高等教育发展的脉络与趋势提供参考。

　　根据上述预测高等教育适龄人口（中方案结果）与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可以计算出我国2023-2050年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见表4）。

　　从总体趋势来看，不论是用时间趋势外推法还是国际比较法预测我国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均从2023年开始持续增长至2035年达到峰值后逐年下降。根据时间趋势外推法测算，2025年我国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将突破5000万人，2031年将超出7000万人，在2035年达到峰值7512万人后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扩张速度开始逐渐减缓，2050年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将回落到2020年左右的水平。根据国际比较法测算，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于2026年突破5000万人，在2035年达到峰值6809万人后逐年下降至2049年的4197万人，然后上升至2050年的4233万人，比2035年减少2500多万人。这一变化趋势说明，2035年以前，随着“全面二孩”政策补偿性生育势能释放后，高等教育适龄人口增加导致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扩大。而“三孩”政策的放开并没有进一步缓解出生率的降低，出生人口的逐年减少导致2040-2050年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逐年缩减。同时，从很多国家的经验来看，高等教育普及化发展到中级阶段前后，受人口变化和经济转型等因素的影响，高等教育总规模可能趋于饱和；进入高级阶段后将达到充分饱和，高等教育规模仅保持少量增幅或略有减少。［19］

　　高等教育适龄人口数量下降，对普及化阶段的高等教育质量、生源结构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也给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基于我国高等教育普及化进程的预测结果，提出如下建议：

　　随着未来人口变化，我们需调整从学前教育、基础教育（包括小学、初中、高中）、高等教育和终身教育各阶段发展规划，特别是高等教育发展规划。一是积极推动将学前教育纳入义务教育，降低家庭养育成本，提高适龄人群生育的积极性。二是继续巩固九年义务教育水平，全面普及高中阶段教育，统筹推进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协调发展，让学生有更多的选择机会。三是优化高等教育结构与规模，持续推进高等教育普及化进程。高校面对未来生源危机，应作好充分准备，并采取相应措施。比如，适当扩大优质本科高校招生规模；打破年龄界限，充分挖掘高校非传统生源；适当扩大研究生招生规模，让更多优秀学生有机会继续深造；积极推进国际化教育，吸引海外学子来华学习。四是打破传统教育边界，构建终身教育服务体系，推进学习型社会建设，为民众提供灵活多样的学习路径，满足民众多样化、个性化的学习需求。

　　一是优化区域布局结构，加强对中西部高等教育发展的扶持力度，提升对中西部地区高层次人才和科研平台的吸引力，缩小区域高等教育发展不平衡的差距。二是根据不同地域、人口和经济发展情况，调整高校办学规模。比如，一些“双一流”建设高校可以继续保持或扩大规模，满足优秀学生的入学需求，而一些普通高校可以适度缩小规模，节约资源，避免浪费。三是充分发挥高校的特色和优势，制定不同发展战略，集中优质资源办高质量教育。尤其是地方高校应聚焦特色优势学科发展，以期为建设高等教育强国和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作贡献。四是鼓励高等教育智能化发展，高校通过数字技术和在线教育平台共享教育资源，开设网络课程和进行远程教学，提高资金和人力资源利用效率，为更多学生提供学习机会。

　　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发展已不再是追求大规模“粗放式”教育，而是追求高质量“精品式”教育。加快实现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内涵式、特色化发展。一是优化高等教育结构，明确不同层次不同类型高校办学定位，引导高校专业化、差异化和特色化发展。二是调整优化学科专业结构，改革专业设置和课程体系，建立学科专业与人才需求的联动机制，满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需要。［20］三是全面提升教师素养能力，建设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加快构建高质量教师发展体系。四是注重学生全面且个性化发展的多样化培育，全面提升学生综合素养，满足社会对高等教育高质量人才的需求。

　　［1］张越,陈丹. 新中国70年的人口政策变迁与当代人口发展［J］. 宏观经济管理,2020,(5):62-69.

　　［2］翟振武,金光照. 中国人口负增长：特征、挑战与应对［J］. 人口研究,2023,47(2):11-20.

　　［3］马虹鸽，贺晓迎. 建党百年来中国人口生育政策变迁及其启示［J］. 西安财经大学学报，2021，34（5）：29-38.

　　［4］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决定(2000年3月2日)［J］. 人口与计划生育，2000，(2):3-6.

　　［5］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N］. 人民日报，2013-11-16（1）.

　　［6］蔡昉，张车伟. 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迈向全面小康的共享发展［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17-36.

　　［7］王广州. 中国高等教育年龄人口总量、结构及变动趋势［J］. 人口与经济，2017，（6）：79-89.

　　［8］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EB/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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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陈·巴特尔，赵志军. 民族地区高等教育普及化进程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1998-2018年省际数据的实证分析［J］. 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20，（7）:12-23.

　　［12］教育部关于印发《中国教育监测与评价统计指标体系(2020 年版)》的通知［EB/OL］.

　　［14］钟秉林，王新凤. 迈入普及化的中国高等教育：基于挑战与展望［J］. 中国高教研究，2019，(8)：7-13.

　　［15］ 王广州. 人口预测方法与应用［M］. 北京：科学出版社,2018：152.

　　［16］李硕豪,耿乐乐,富阳丽. 全面二孩政策下我国高等教育普及化进程［J］. 开放教育研究,2018，24（3）：85-93.

　　［17］易梦春. 我国高等教育普及化进程及影响因素——基于时间序列趋势外推模型的预测［J］. 中国高教研究，2016，（3）：47-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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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别敦荣. 高等教育普及化背景下研究生教育发展的特点、要求和战略重点［J］. 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22，(2):15-27.

　　［20］贺祖斌，周坚和. 加强学科专业调整优化 推进高等教育现代化［J］. 中国高等教育，2023,（15/16）：20-23.

　　图为位于浙江省金华市的上山考古遗址公园发掘原址上再现的考古情景。临沂大学释光年代学实验室对水稻植硅体的测年工作并非一帆风顺，如何选择含有植硅体的沉积物就是个难题。

　　近日，在海南省三亚崖州湾科技城，一场“跨界”展览别具一格。珐华彩莲池纹梅瓶、象形执壶等精美文物的复制品，与“探索一号”“探索二号”科考船和“深海勇士”号载人潜水器模型一同现身

　　水清岸绿，鸟鸣啾啾，生态环境质量不断改善；山风劲吹，风机飞转，绿电点亮万家灯火；优化生产工序，使用环保材料，产业发展向绿色化迈进……

　　我国科学家在野外科考工作中首次发现新疆伊吾县有戈壁熊分布。日前，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主持承担的第三次新疆科考项目——新疆自然保护地调查与国家公园潜力区科学考察阶段总结和专家咨询会召开。

　　日前，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谈鹏教授、肖旭博士后研发出了一种“火星电池”，以火星大气成分（模拟参照火星上大气成分比例配比）作为电池反应燃料物质，可实现高能量密度和长循环性能。相关研究成果发表在《科学通报》上。

　　针对获得职称的农牧民，呼和浩特市从政策支持、教育培训、职业发展、奖补倾斜等多方面入手，形成全方位、多层次的支持体系，强化人才激励措施。

　　气候变化、环境灾难和战争等因素可能会对生物资料库构成威胁。为了找到新的样本“避难所”，有人提议在月球上建造此类生物资料库，即所谓的“月球方舟”。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热科学和能源工程系谈鹏特任教授团队开发出一种火星电池，由火星大气成分作为电池反应燃料物质，可实现高能量密度和长循环性能。

　　经过十多年科研攻关，吉庆油田已初步构建起陆相页岩油勘探开发综合技术体系。今年，吉庆油田将完成100口页岩油钻井，新建产能60万吨以上。

　　截至目前，青田县瓯江鼋数量达到121只，标志着通过人工助孵技术繁育的瓯江鼋形成种群规模。

　　Pioneer测试系统主要由具备高精感知和可靠通信能力的封闭试验场、支持状态数据上传与虚拟场景注入的测试车辆、具备实时孪生与动态仿真能力的云端平台三大部分构成，

　　温室气体增加会直接导致全球气候变化，对各国经济及人类生活造成巨大影响。甲烷作为地球的第二大温室气体，在全球变暖过程中导致的增温强度远高于二氧化碳。

　　本次研究揭示了褪黑素通过影响PVT调控非快速眼动睡眠的作用机制，发现褪黑素可以抑制PVT神经元的活性，增加非快速眼动睡眠时间，从而有利于入眠。

　　近年来，我国豆粕年消费量在7000万吨以上。然而，由于耕地面积有限，我国大豆产量供不足需。因此，广辟饲用蛋白来源、开发和利用优质饲草资源是改善我国饲用蛋白短缺困境的必由之路。

　　2024年是对口支援西藏30周年，这是西藏首次承办“领航计划”青年科技领军人才国情研修活动

　　警惕伪科普，拥抱线后魏媛媛近期就深陷这样的困境之中——家中的保健品堆积如山，从补钙强骨到健脾养胃，父母满怀憧憬地尝试，坚信“营养补充，多多益善”，却不知对“伪健康”信息进行甄别，存在重重隐患。

　　2023年7月，南开大学发布计划：3年建设200个中国式现代化乡村工作站，着力探索高校助力乡村全面振兴新模式。一年过去了，南开大学在25个省区市建起乡村工作站90余个，

　　当前国产最大无人运输机——SA750U近日从陕西靖边无人机专用测试机场起飞。

　　8月25日，中国商飞公司一架ARJ21飞机从成都双流国际机场起飞，经过44分钟的飞行，顺利抵达稻城亚丁机场。这是正在进行的ARJ21飞机“环青藏高原”演示飞行的重要一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