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箱战歌之斧国内球星与球迷互动的大型访谈节目《中国球迷汇》日前开播，第一季聚焦了六位曾为北京国安征战的功勋球员，分别为曹限东、谢峰、韩旭、李红军、南方和杨璞。他们在过去的运动生涯中形象阳光，退役后依然从事青少年足球培训或足球推广工作。《中国球迷汇》更关注这些球员的成长经历和现在的工作及生活状态，挖掘了大量足球圈里人才知道的轶事和从未公开报道过的秘事。除了足球，他们的生活也是第一次全面曝光。本报将陆续推出访谈节目的精华，与球迷一起分享这些老国安的精彩故事。

　　杨璞，曾经的国安8号球员，入选过国家队，参加过2002年世界杯，踢职业足球12年，2009年退役后在国安俱乐部从事青少年足球培训工作，现任中赫国安俱乐部青少部部长。足球之外的杨璞是个热爱生活的人，他自诩为国安史上最时尚的球员，“我爱买衣服，爱逛街，我媳妇和孩子的衣服都是我买的，在国安没人说比我更时尚吧。”

　　当年在国安宿舍里，杨璞的床头摆的都是时尚杂志，而他的室友徐云龙床头则都是汽车杂志，两人的喜好泾渭分明。杨璞家整个一排柜子里基本都是他的衣服和鞋，原来的比赛服他也都留着。所有的衣服加起来，几百件总是有的。

　　早年间杨璞的身材正好，曾受邀为一家女性时尚杂志拍写真照，为此他还烫了头，然后把头发弄成了蓝色。尽管实现了自己的模特梦，但杨璞直言自己并不喜欢这发型，觉得“有点像鬼”。不过，杨璞当时的八块腹肌还是非常明显的，杂志一出就引发球迷惊呼：“没想到杨璞还是这么时尚的一个人！”

　　在杨璞收藏的衣服中，他最珍视的一件就是2002年世界杯国家队的主色比赛服，上边有米卢及几乎所有国脚的签名，“当时我是亲自找每个人签的，没有假的，我估计现在这已是绝版了。”杨璞得意地说。

　　在中国足球的历史上，只有23名球员踢过世界杯决赛圈比赛，这其中就有杨璞。

　　“我觉得作为足球运动员，世界杯是最高的平台，也是最大的一个梦想，所以我能参加世界杯是非常幸运的。我当时倒也没想过那么多，就是不想给自己那么大压力，发挥出自己的水平就可以了。”杨璞说。

　　大大咧咧的性格让杨璞在世界杯上一点不怯场，表现出了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劲头。在第二场与巴西队的比赛中，身披23号球衣的他替补马明宇出场担任左前卫，一次漂亮的过人让球迷记忆犹新。用他自己的话说，“在场上我都没注意是谁，后来看录像才知道我过的那人是卡福。”而他摆脱世界冠军队长的这个镜头，也和桑巴军团大牌球星精彩表现的画面一起被放进了赛后的精彩集锦当中。

　　杨璞的职业生涯中经历了中国足球最黑暗的一段时期，作为国安的重要球员，他也曾遇到过买球的诱惑，

　　“那是2003年吧，我也接到过电话，就是有俱乐部快拿冠军了，来北京打比赛之前，希望我们在主场放他们，给我开价70万。”杨璞说，“对方是通过我的一位朋友打电话来说这件事，后来我在电话里就说，咱们未来如果还能做朋友的话，这事就算了。因为这种事哪怕有一次，也是有违职业道德的，被我拒绝了。所以后来在2009年查得最严的时候，很多人问我类似的事，我说我睡觉特踏实，因为这种事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杨璞的足球生涯中最亲密的战友，当属当年与他一起从威克瑞转到国安，又长期同住一室的徐云龙。杨璞笑称：“我们俩是从同时伤了以后住的一屋，所以加起来我们俩住的时间比他跟他媳妇住的时间还长。”

　　徐云龙现在的职务是中赫国安俱乐部的商务总监，可以说目前俩人都是俱乐部的“封疆大吏”，这也是对他们绝对忠诚于北京足球的最好回报。说起踢球时的感觉，徐云龙这样评价杨璞：“他踢球确实属于那种有脑子的人，有时候人家老说看这人踢球什么样，他这人就什么样，我觉得这句话说得特别不对，就完全在他身上体现不出来，因为他踢球有一种痞气。当时我与周海滨都在国家队，有一次打完联赛见着周海滨，他给了我们俩一个总结性的评价，说‘龙哥，你踢球猛，但是我不怕你，我怕杨璞哥’，我说为什么，他说他是一‘足球流氓’，就是说他的那种踢球风格，必须要有一种坏的东西在里边，可能外行人看不出来这些东西，但作为内行人，就像周海滨说的，我宁愿上你这边挨踢，我也不愿意站在他那边，没事踩我一脚。”

　　徐云龙跟杨璞“住”出了深厚的感情，所以当杨璞刚退役时，徐云龙还挺不习惯的。“他退役第二年我们去昆明冬训，当时我跟长庆(王长庆)一屋，有一次要去食堂吃饭，我一拔房卡，就顺便喊了一句，‘走了，杨璞’。当时就觉得，就那种感觉真的说不上来，挺不对。然后长庆站屋里，看着我说，‘我是长庆’。我对这事很有感触，毕竟两人一屋有十多年，很多习惯性的东西都要有个转变的过程。”徐云龙说。

　　退役后从事青训工作，不知不觉间杨璞在这个岗位上已经干了八年，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很想在青训中做出一些成就”，“不光是北京，乃至整个中国足球，青训都要从一点一滴做起，正所谓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嘛。如果没有人去做的话，它永远不可能成功。必须有人现在去铺路，我可以当那个铺路石。”杨璞说。

　　主管青训，杨璞最清楚它的艰难，“第一是基层没人重视，第二就是所谓的‘收钱’，小队员要进梯队得给教练拿多少多少钱，这种现象很普遍。但是我想说的是，这些教练为什么要拿那钱？还不是因为他们挣得非常少，而且付出得特别多，在基层，这些教练无暇照顾自己的家人，带这些踢球的孩子，既当教练又当父母，所以我可能跟其他人的想法不一样，我认为把基层教练的待遇提高以后，就可以对他们有更严格的要求。也就是说从体制上、从制度上建立一个更公平的环境，这才是彻底改变青训现状的根本。”

　　杨璞并不否人有家长通过送钱的方式希望他把孩子推荐到国安一队，他说：“比如拿来一摞钱，估计两三万吧，我说您这太少了。家长有点害怕，以为我还要，就问你需要多少。但事情根本就不是这概念，首先孩子如果踢得好，我肯定更高兴，我巴不得给他推一队去呢，因为这是我挑的，我培养的，这是对我工作的认可。而且我说了，那会儿70万我都没要，我干吗要你这两三万呀，没什么意义。”

　　作为挚友，徐云龙对杨璞的话深有同感：“我想说的是，作为我们这批球员是见过钱的，不能因为这点钱让自己阴沟里翻了船。你拿这些钱来毁我们未来的工作，那我们肯定不接受。”

　　杨璞的女儿小葡萄如今已经3岁了，每当他出差在外的时候，对女儿的思念，甚至可以用依恋来形容，嘴里不停地在念叨着女儿。对于家庭，他总是感觉有所愧疚，“现在做青少年培养工作，在事业上我可能关注更多，所以给家人的时间很少，岳父、岳母包括我老婆在孩子身上就付出很多，大家都很支持我的工作。很多人都说我命好，确实，我觉得我现在真的很幸福。”

　　而除了家庭幸福、家人都健康之外，杨璞最大的心愿就是最好再有个儿子。他坚定地说：“我要有个儿子，肯定让他踢球。因为作为足球人，如果连我都不愿意把孩子送到足球场上，那么其他家长为什么要把孩子送去踢球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