错嫁宠冠六国当前，气候变化、能源资源、水与粮食安全等问题已经成为悬在世界各国头上的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关系着各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是当前全球面临的共同挑战。

　　国情可能不同，但全球科技却是共通的。面对这些发展过程中的突出问题，如何最大限度发挥科技智库的力量？6月10日上午，这一问题成为出席中科院第十七次院士大会国际报告会的中外院士专家们的焦点议题。

　　“在面临全球共存的挑战性问题时，除非在深层次上理解这些问题，否则很难撼动它们。从这个层面来讲，发挥科学智库的作用和影响力是非常重要的。”提起科学在决策中的角色，瑞士科学院院长Thierry Courvoisier如是说。

　　在他看来，科学家可以通过与社会公众对话，聆听不同的声音，并借此绘出“科学路线图”，使未来发展拨云见日，辨别出发展方向，找到改进方法。

　　“现在，世界各国的共同目标就是让人类在尽可能生活得更好的同时促进可持续发展。”在京西宾馆一楼礼堂门口，中科院院士冯士笮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

　　尽管今年已77岁，身体小病小痛不断，冯士笮依然工作在中国海洋学发展的前沿。“当前我国只是海洋大国，还远不是海洋强国。无论是从大陆资源枯竭、淡水环境污染，还是从风暴潮、赤潮等海洋灾害的任何一方面来看，海洋学发展都时不我待！”他说。

　　尽管科研体制有所不同，一些国家的科学院是实体科研机构如中国、俄罗斯，另一些则是自发组织起来的学术团体如美国、澳大利亚，但是科学家们服务国计民生的心声却都相似。

　　“尽管我国科学家不像国外一样需要通过与公众沟通来进行一项科学决策，但这并不妨碍院士们与大众沟通的自觉性。”中科院院士殷鸿福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像他一样，很多院士每年都会到大学和中小学去跟学生们沟通、免费作科普讲座。

　　不过，很多科学建议要想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或在实际生活中发挥作用，并不是一件容易事。

　　2009年4月22日被称为科学史上“悲哀的一天”。这一天，六位意大利地震专家和一名前政府官员以“过失杀人罪”被当地法院分别判处六年监禁。

　　由于当前的科技水平仍然无法预测地震，这一判决随即引发国际科学界强烈的批评反对。“这是一个复杂的事例，涉及科学家的定位以及科学家如何给社会提建议。”英国皇家学会高级政策顾问Rapela Zaman说。

　　Rapela认为，科学的建议应该基于观察实验、理性辩论，反映科学家群体共识，同时应该进行积极的同行审议。否则，如果没有共识，或者结果只是临时或不确定性的，也应该在建议中反映出这些不确定性来。

　　她同时表示，当科学研究在一些领域，如地震预报、疾病治疗等还无法准确无误时，法律应该给科学家群体以保护，社会也应该给予科学家群体更多信任。否则，科学家都小心翼翼、噤若寒蝉，将不利于未来发展。

　　在欧洲科学院科学咨询理事会执行主任Christiane Diehl看来，要想建议起作用还必须具有时效性。“雨过天晴的建议往往是无用的。有时候花了很多工夫作研究，但提出的时机不对，没有找到适宜的窗口期，建议的效果不仅会大大下降，还会起到反作用。”

　　此外，在交流中，多位科学家告诉记者，科学建言还应注意其中的公平、公正等多重因素。专家认为，科学建议应该和政治、意识形态、宗教的影响区分开来，同时，在一些有争议的领域，让相关的利益方参与，和公众进行更多的辩论，避免单极化思维，进行更好的风险评估。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提出了“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科教兴国”“科学发展观”等一系列“科”字打头的思想，科学发展在利好的政策环境中蒸蒸日上。

　　“现在，国内留给科研人员充分的各抒己见、建言献策的空间。研究者们都是言者无罪，可以畅所欲言。”冯士笮说。不过，在他看来，关键要“行胜于言，不能光说不练”。

　　“科学家的责任可以包括以严谨的态度提出独立客观的科学观点、推动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推进大众知识素养的普及等各个层面。”在印度科学院原院长Krishan Lal看来，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科学家的责任尤其重要。

　　他表示，当前发展中国家面临着城镇化、环境污染、人口增加、粮食问题、健康问题等共同问题，提高公众科学创新意识，增强南南和南北对话，科学家是一个重要的群体。

　　在Christiane Diehl看来，当前社会发展和生活中的诸多难题，都需要科学家与政府进行协作，需要科学家和公众进行沟通。“在这个过程中，科学家可以基于自己的兴趣所在，致力于相关方面的研究和建议，了解社会发展，获得进一步成长。同时，这种行动也可以激发青年人对科学的兴趣和他们的社会责任感。”

　　“当前的社会越来越依靠科学技术，同时，公众对科学的了解也依赖于与科学家及时沟通，这就是为什么世界各国的科学院应该肩负相同的责任。”中科院院士李依依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