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易小说全集下载瑞·达利欧(Ray Dalio)最近在“All-In”播客的访谈中分享了他对全球经济形势的深刻见解。
这本书中,达利欧分享了对美国债务市场的深刻忧虑,并回答了有关当前市场和经济领域的一系列问题:
债务增长是否存在极限?像美国这样的重要储备货币国家真的可能破产吗?是否存在一种“大债务周期”,能够帮助我们判断何时应当担忧债务问题,以及该如何应对?
“美国的债务水平已经进入了一个极具挑战性的阶段,我们正在接近财政失控的临界点。”
:在过去50年的全球宏观投资生涯中,我一直在思考这些问题。现在,我75岁了,希望能够把帮助过我的经验传承下去。
人们常常问:“多少债务才算过多?”“债务的临界点在哪里?”“国家如何处理债务?”
这些都是有其内在逻辑和机械运作方式的,而这正是我希望向大家解释的内容。
这本书的分析,主要基于你在桥水基金的研究成果,以及你在桥水之外的观察,对吗?你在这本书中汇总了大量历史数据,能否简单介绍一下研究数据来源,以及如何进行这些研究的?
我和桥水之间的关系,可以说一直是密不可分的,直到大约一年多前,我正式交接了公司管理权。
例如,在《应对变化中的世界秩序》一书中,我们研究了上百年的数据,甚至需要查阅档案馆的资料,以获取更久远的历史数据。
在书的开篇部分,你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自1700年以来,全球750个货币-债务市场中,只有约20%仍然存在。
这点值得注意,因为很多人都认为,美国的情况与众不同,这次不会重蹈覆辙。然而,你强调了一个历史规律:
你在书中提到了“大债务周期”,并指出这种周期通常持续约80年。相比之下,短期债务周期更加容易被人们察觉,其平均持续时间大约为6年,上下浮动3年。
按照你的计算,自1945年以来,我们已经经历了12.5个短期债务周期,这意味着美国的大债务周期已经持续了大约80年。
你在书中提到,短期债务周期构成了长期债务周期,能不能先给大家介绍一下短期债务周期的特点?
我想先强调一点——这些周期是机械性的,可以通过数据观察,也可以进行计算验证。
如果你阅读这本书,就会发现它的逻辑是符合常识的,而且所有计算都是可追溯的。
我把信贷体系比作人体的循环系统。在我看来,信用就像是血液,为整个经济体系输送养分,而金融系统则像是动脉。
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就是一个健康的过程,就像是我们保持健康饮食一样。但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债务会不断累积,就像是动脉中形成的斑块,逐渐阻塞整个系统。
随着信用扩张,债务偿还成本上升,最终会挤压消费能力。你可以看到,美国政府正经历这个过程——利息支出越来越高,债务偿还成本吞噬了财政预算。
当债务水平过高时,市场上就会出现大量债务供应,而这些债务需要有人去购买。
问题在于,当市场信心下降时,不仅需要发行新债,还可能会有大量现有债务被抛售。
对于政府来说,这一问题的本质和个人或企业负债过高是相同的,唯一的区别是,政府可以印钞票。
当债务偿还的负担上升,或者债务市场供需失衡时,如果政府(尤其是央行)不印钞购买债务,那么债务的价格就必须上升,从而抑制借贷。
而借贷受限,意味着信用缩减,市场上原本应流动的资金减少,经济就会走弱,导致不良的经济状况。
政府可以让这种情况发生,或者它可以选择印钞购买债务,即货币化债务。而一旦印钞购买债务,就会引发通胀,使债务贬值。
无论哪种情况,都不利于持有这些债务。如果不印钞,利息负担变重,违约风险上升;如果印钞购买,货币贬值,债务持有人拿到的钱缩水。
当你提到 “货币化债务”,意思就是央行用“凭空创造出来”的钱去购买政府债务,对吧?
政府只能借钱,而美联储就是主要的借款人——它通过购买债务,把资金注入市场。
第二波,拜登政府上台后,推出了新一轮财政刺激计划,类似于全民基本收入政策,直接给人们发钱,期望通过增加消费来刺激经济增长。
这些钱最终流入银行,人们存入账户,然后用于消费。货币供应量猛增,通胀飙升。
但随着利率上升,债券价格下跌,银行因此蒙受巨大损失,引发了一系列金融问题。
表面上看,指数在上涨,纳斯达克在涨,道琼斯指数在涨——但真正的问题是:
就像我们用贝壳作为货币交易,最初市场上只有 100 个贝壳,可以买 5 件商品。
但如果市场上突然有了 500 个贝壳,那么商品价格也会上涨,因为每个人的“货币”都变多了。
如果货币不能有效地存储财富,人们就不会愿意持有现金,也不会愿意购买债券。
但如果政府不断印钱,大量购买债务,就会破坏这种市场机制,最终导致极端的负实际利率。
当政府成为债市的最大买家,并人为压低利率时,市场就会疯狂加杠杆,最终导致债务失控。
稳健货币阶段(Sound Money Stage)——债务水平低,货币稳定,国家竞争力强。
债务泡沫阶段(Debt Bubble Stage)——债务和投资增长超过实际收入所能支撑的水平。
去杠杆化阶段(Deleveraging Stage)——央行介入,购买债务,注入货币,导致通胀上升,货币贬值。
债务危机消退阶段(Big Debt Crisis Recedes)——市场重新调整,经济复苏,周期重新开始。
在市场见顶阶段,你提到了债务危机。能不能详细描述一下,什么是债务危机?它是如何发生的?美国目前处于债务周期的哪个阶段?我们应该警惕哪些风险信号?
当一个经济体的债务规模过高,导致必须借新债来偿还旧债时,就会进入所谓的
当债务规模过大时,政府不得不继续借新债来偿还旧债;投资者开始意识到风险,债务评级下降;融资成本上升,市场要求更高的利率;高利率进一步增加债务负担,形成恶性循环。
最终,政府要么被迫削减开支,要么只能依赖央行印钞购买债务,导致货币贬值和通胀失控。
政府债务占GDP的比例已超过120%;财政赤字持续扩大,每年新增债务超过 2 万亿美元;利息支出已成为政府预算中最大的单项开支之一。
最大的红色警告信号,是当市场上不仅有新的债务供应,还出现了现有债务的抛售。
接下来,你通常会看到货币贬值,特别是相对于黄金、比特币或其他实物资产。
有时候,相较于其他货币,某个国家的货币也会下跌,但更普遍的情况是,所有法定货币都在贬值,而黄金、比特币或其他硬资产相对升值。
相对于美国国债,你亏损了约60%,因为日本债券的利率比美国债券低3%左右;
而美国国债的利率在大部分时间里,实际上也低于通胀率,持有美债的投资者同样遭受了损失。
这意味着,如果你持有日本国债,你不仅得到了较低的利息回报,还因为日元贬值而损失了大量财富。
这种情况表明市场正在发生供需变化,我们还可以通过债券持有者的行为来观察:
事实上,黄金已经成为全球第三大储备货币,仅次于美元和欧元,超过了日元。
日本长期以来一直是美国国债的主要买家,他们在全球债券市场上的持仓占比相当大。
美国国债和美国债务已经成为全球投资组合中的一个巨量资产,即使从资产配置的角度来看,这种集中度也已经过高了。
你的书中有一张表格,对比了主要经济体的政府债务水平和财政赤字占 GDP的比例。
各国政府都在疯狂支出,债务水平持续上升,甚至通过借新债来支付旧债的利息,并刺激经济增长。
历史告诉我们,财富的存放不仅要考虑价值稳定性,还要考虑免受政府干预的可能性。
政府的“没收”并不一定是直接的征用,它可能以税收的形式出现,比如对持有特定资产征收高额税款。
举个例子,房地产虽然是资产,但也是最容易被政府征税的资产:它无法移动,价值透明,政府可以随时提高房产税或出台新税收政策,对持有者施加压力。
税收在债务危机时期往往扮演关键角色,政府会通过不同的方式向富人和资产持有者征税,甚至直接没收部分财富。
不同种类的大宗商品(硬商品 vs 软商品)在这种环境下的表现是否不同?
硬商品(Hard Commodities),如石油、金属(铜、铝等),通常在通胀上升时期表现较好,因为它们是生产资料,受供需影响较大。
软商品(Soft Commodities),如农产品(小麦、大豆等),价格波动较大,通常受天气、全球粮食供应等因素影响。
所以,从历史经验来看,真正具有长期储值功能的,仍然是黄金,而非一般的大宗商品。
我研究过历史,也经历过多次类似的周期,比如70年代的大宗商品通胀周期。
你不太想持有那些对经济高度敏感的大宗商品,但某些时候,经济状况可能仍然不错,这就使得某些商品仍然具有吸引力。
在魏玛共和国时期,有一个有趣的例子,石块曾被用作财富储存手段。听起来很荒谬,但当时石块是建筑材料,因此被认为是“有价值”的资产。
长期来看,所有大宗商品的实际价格都会下降,因为生产力的提高会降低成本。
过去几十年,每种大宗商品的实际价格都有所下降,这是因为科技进步让人类可以更高效地生产和开采这些资源。
理想的财富存储方式是什么?它应该是能创造生产力的资产;应该能在全球自由流动,不易被征税。
当货币贬值时,你会看到股市上涨,但这并不意味着资产在“线年代,股市名义是上升的,但实际购买力却下降。
黄金有几个独特的优势:它可以在国家之间自由流动;各国央行将其作为储备资产;它比比特币更难监管,可以更“私密”地持有;政府无法轻易地对黄金征税,但比特币则不同——政府知道比特币的交易路径,很容易对其进行监管和征税。
是的,我持有一些比特币,但远不及黄金。比特币是我的多元化投资之一,但我更倾向于黄金。
我们在开始时展示的图表显示生产力在上升,而且这种趋势往往会自我复合增强。
我认为 AI确实能极大地推动生产力增长,但关键在于你指的AI具体是什么?
超级科技巨头确实存在风险,AI的真正影响力在于谁在应用它,以及如何颠覆行业。
在未来,会有颠覆者,也会有被颠覆者。重要的不是谁在制造这些技术,而是谁能最有效地应用这些技术,并由此带来变革。
AI竞争比企业盈利更重要。这不仅仅是商业竞争,而是一场 “国家级战争”,中国和美国都输不起,因为AI影响的不只是经济,而是全球竞争格局。
所以我认为,大家会看到中国的策略将会是生产非常便宜的芯片,将其嵌入到制造产品中,会看到机器人技术的大量普及。
他们生产了全球33%的制造产品,比美国、德国和日本所有制造的总和还多。
所以,你会看到这种竞争,也许是像太阳能面板这种领域,利润不重要(市场占有率才是)。
没错,你必须去那些有生产力和创新的地方,关注那些在变革中受益的公司,或者是创造应用程序并产生巨大影响的公司。
许多投资者常常犯一个错误,那就是他们认为自己要买好的公司。但好公司变贵时,远不如一家非常便宜的差公司。
我们处于一个高利率的环境中,换句线年,那时新兴的热点事物、推动生产力提升的明星行业炙手可热。资产价格很高,同时你还处在一个上升的利率环境。
现在的市场,每个人都在加杠杆做多,都以为资产价格会继续上涨,但市场并不会一直按照大家的预期走……整个世界都处于高杠杆状态,如果你要做多,你至少需要同样关注资产之间的相关性。
当你把这些资产加入投资组合时,它实际上降低了整体风险。在这样的环境下,低相关性的资产是必须关注的。
而这些资产可以从地理角度来看待,也可以从资产类别来看待,这就是投资组合构建的一部分。
你在书中提到,投资组合中应该始终持有10到15个相互之间低相关的资产。
很多人买入不同板块的美股,以为他们已经实现了分散投资,但实际上,美股板块之间高度相关,市场周期变化时,它们的走势往往趋于一致。
更重要的是,很多人只关注股价,而忽视了通胀的影响。你必须始终关注资产的实际购买力。
在历史上,股票市场在通胀调整后的价格曾下跌60%至70%,虽然名义上市场指数在上涨,但实际购买力却严重缩水。换句线年这段时间,美股在通胀调整后的实际回报率是负的。
很多人误以为市场上涨就意味着财富增长,但如果你用这些钱去换取实际商品,结果可能让人大跌眼镜。
这就像你在一艘不断起伏的船上,看着远方的陆地,你可能会觉得陆地在剧烈晃动。但实际上,是你的参照物出了问题。这种视角上的扭曲,往往会让投资者误判市场形势。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想先谈谈你的风险衡量指标。你在书中提出了一种风险评估体系,用于衡量美国长期国债的风险。
在你的风险衡量体系中,短期来看,美国政府债务的风险为0%,也就是说,短期内不会出现违约或严重问题。
此外,你还分析了央行的风险水平:短期来看,美联储的风险为0%,说明市场短期仍然稳定。但长期来看,美联储的风险已经上升到46%,接近历史最高水平。
首先,我要澄清一点,100%并不意味着发生的概率是100%,而是指风险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
至于如何计算长期风险水平,它是基于现有债务总量,并预测了之前提到的两个关键因素:
你可以把这看作是去看医生,他给你做检查并告诉你,你的动脉里有多少斑块,看看你的压力测试结果如何,你的血管状况怎么样,你的整体健康状况如何。这就是第一个风险测量指标的作用。
第二个指标则意味着你已经进入了“病发”阶段。换句话说,债务市场开始出现明显的危机信号,你会看到资产被抛售,利差扩大,长期利率上升而短期利率没有跟上,美联储被迫介入,开始不得不做出一个艰难的选择——要不要全面货币化债务。
在这个阶段,信用问题和债务货币化已经实质性发生了,这就是右侧的风险指标的含义。
如果我在对政府决策者讲话,我会说,你们的状况很糟糕,虽然现在危机还没有全面爆发,但如果不做出调整,问题只会恶化。
换句话说,你们必须改变“饮食习惯”,就像健康检查发现动脉堵塞后,病人需要调整饮食,甚至可能需要放支架一样。
国会预算办公室的预测数据显示,美国政府的债务规模将在未来10年达到其年收入的7倍。
你在书中提出了一系列措施来稳定这个比例,书的核心内容之一就是提出这些建议。
二是削减政府支出(紧缩政策),政府提供的服务减少,公民将失去原有的福利和公共服务;
三是央行购买债务,通常会导致通胀上升,因为市场上的货币供应增加,物价随之上涨。这本质上是一种隐形税,货币购买力下降,相当于财富被稀释;
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你身体里的“斑块”——即债务偿还负担,你可以计算出所有的关键数字,从而得出整体经济的稳定性情况。
我的解决方案是“3%方案”,意思是必须将财政赤字削减到GDP的3%。目前预计这一比例将达到7.5%,所以必须进行削减。
不同的人对如何削减赤字有不同的看法,但关键不是选择哪种方案,而是政府必须达成统一共识,国会、总统等各方都应该承诺做到这一点。
关键的问题是如何做到这一点,但他们首先应该明确这个目标数字。大约是每年9000 亿美元,换句话说,要将财政赤字削减一半以上。
是的,如果继续延续当前的税收政策,赤字将维持在 GDP的7.5%,而你的目标是把它降到3%。这听起来很严苛,但其实我们在1991年到1997年期间做到了类似的调整。
所以,“3%方案”必须立即执行,并且要认识到去杠杆化是不可避免的。如果政府决定削减开支,他们必须承诺并且执行到底。
如果削减开支,问题不是2万亿美元、1万亿美元还是5000亿美元,而是要确保最终目标是3%。不能只盯着某个单一的削减措施,而是要综合考虑各个方面的调整。
但政府的支出中,大约70%的支出是难以削减的。所以真正可以调整的部分其实很小。
根据我的计算,如果利率下降100个基点(1%),其影响相当于大幅削减政府支出。
降息确实有利于财政状况,但如果只是单方面依赖降息,而不搭配财政调整,那会带来新的问题,最终会让债券变得更不具吸引力。
瑞,更重要的是,我们拖得越久,利息负担就会越高,债务总额也会持续增加。
削减赤字并不是线性的,而是非线性的,也就是说,行动越快,最终需要削减的总量就越少。
但如果不及时采取行动,就会进入复利增长的恶性循环,赤字只会越来越大,最终形成难以控制的局面。
那么从政治角度来看,单靠DOGE(注:Department of Government Efficiency,即马斯克率领的政府效率执法部门)是否足够,还是必须采取立法行动?以及在选举周期下,立法行动的可行性。
这些增长可能会转化为企业利润,比如资本利得或者企业盈利,但很难精准预测有多少增长会直接影响财政收入。
当你增加税收时,实质上就是提高了企业和个人的成本,这和通胀的影响类似。
因此,在计算财政调整方案时,很难准确衡量AI和技术进步带来的生产力提升会在多大程度上弥补赤字。
我确实认为特朗普执政的情况下,可能更有利于盈利能力的恢复,也更可能推动财政削减。
我们当前正处于国内的“内战”状态,同时又处于国际博弈之中,这些都是次级影响因素。
因此,最核心的问题还是要确保赤字目标是3%,而不是依赖不确定的经济增长。
如果AI大规模普及,可能会导致数百万个岗位消失,比如呼叫中心、汽车装配线等岗位都会受到冲击。
在AI产生新的经济增长点之前,我们可能会面临一个大规模失业的阶段,而届时政府势必会介入,推出新的刺激计划和社会保障措施。
”即使AI能带来生产力增长,它的影响不会立刻显现,但财政赤字的危机却是迫在眉睫的。
第二个层面是,如何分配这块“新蛋糕”,这将成为一个极具政治争议的问题。
因此,政府应该在财政政策上采取更加稳健的措施,而不能仅仅依赖技术进步来填补财政缺口。
所以,我们的挑战不仅是财政调整,还包括如何平衡技术变革带来的社会冲击。
采取一个系统性的、多层次的应对策略,而不能仅仅寄希望于市场或技术自然解决问题
AI和技术变革带来的冲击将会极其巨大,而我们目前只能猜测这些冲击会如何展开。
我们是否有一个应对方案?我们甚至能否就此达成共识?我认为,在我们有生之年,这种共识都不会容易达成。
我预计,不仅仅是美国,全球范围内都会出现国家与中央政府之间的分裂加剧。
目前执政的时间线大约会是这样的:新政府上任的前100天,处于“蜜月期”,这是推进立法改革的最佳窗口期;接下来两年的中期选举周期,18个月后,现实可能会和预期出现巨大偏差。
想想我们的周期,我提到过,平均周期大约是6年,差不多3年。所以我们现在已经接近周期的后期。
那么,我有两个问题。第一,如果我们进行大规模财政削减,会导致大量失业。如果AI技术快速发展,也会带来大量失业。那么,社会失业率的大幅上升,是否会进一步推动社会主义思潮在美国的崛起?
当我谈论 “3%方案” 时,我相信我们可以通过一系列调整,将赤字削减到可控范围,而不会造成严重的社会冲击。
我们可以在不引发剧烈动荡的情况下,完成财政调整,而市场利率的下降将为这一过程提供支持。因此,第一点,我们必须做到这一点。如果我们不这么做,那么美国的内部冲突将会升级。
未来可能会有法律挑战,某些州或政党之间的对抗会加剧,甚至在州内部也会有严重的动荡和不满,核心问题仍然是金钱和权力之争。
与此同时,我们还面临五大力量:包括债务和货币问题、内部冲突、国际竞争(全球不再有“合作性秩序”,各国越来越倾向于“强权即公理”)、科技战争和气候问题。
所以,我们正进入一个更冲突、更动荡的时代,政府的财政负担也会因此进一步加重?接下来的10年里,美国会发生什么?
我不是说法律体系一定会崩溃,而是说这是一个未知数,而且会在各州之间、以及各州与联邦政府之间引发大量冲突。
州权与联邦权力的对抗将成为一个焦点,比如庇护城市等问题,法律的执行究竟是基于权力,还是仍然能维持法治?
你可以看到欧洲也在经历类似的局面。不仅仅是美国,整个世界都在经历越来越严重的政治极化——和的对抗在加剧,经济问题也让社会矛盾更加激烈。
因此,我们正在进入一个长期冲突的环境,虽然不一定立刻爆发,但在未来10年的某个时点,局势可能会变得极端动荡。
你在《变革中的世界秩序》一书中谈到,外部冲突往往与财政问题的周期同步。那么,外部战争是否会成为解决财政危机的一种方式?
在当前美国的财政状况下,你是否认为,当国内问题加剧时,政府会更倾向于诉诸战争?
当财政状况恶化时,政府需要资金来维持国际冲突,同时也需要资金来维持国内社会稳定。
当财政资源不足时,国家治理能力下降,国际裁决体系失效,比如联合国和世界卫生组织基本不起作用,世界贸易组织也被边缘化。
贫富差距的加大导致全球范围内的社会动荡,而技术变革和战争往往成为新的权力再分配工具。
当全球格局陷入动荡,战争成为各国确保自身竞争力的手段,尤其是在技术战争上,谁赢得AI战争,谁就能主导军事竞争。
所以,我们不仅仅是在讨论财政赤字或社会动荡,而是整个世界秩序的结构性变化?
当然,生产力的提升是有帮助的,但必须把它放在一个更广阔的背景中去理解。1920 年代的美国,在股市泡沫破裂之前,我们见证了历史上最活跃的发明、专利、创新和生产力增长,但与此同时,债务也在大幅增加,社会的贫富差距和价值观分歧也在扩大。
在战争问题上,历史告诉我们,有军事战争,也有非军事战争。我无法确定我们是否会进入军事战争。但就像苏联和美国之间的冷战一样,由于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威胁,我们可能会设法避免直接冲突。然而,未来仍将是一个非常艰难的时期。
你在书中描述过美国和中国在战争方式上的不同。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你的观点是:美国的战争方式是“正面冲突”,喜欢直接对抗;而中国更倾向于《孙子兵法》的策略,他们更加隐秘、更加谨慎,不会轻易暴露自己的意图。这样描述准确吗?
如果你被迫进行一场真正的战争,那说明你不够聪明,不能在不战的情况下取得胜利。
孙子兵法的核心思想是通过欺敌、操控、战略布局来赢得战争,而不是直接进入战斗。因为战争会带来巨大损失,而他们的目标是达到自己的目的,而不是卷入一场可能导致自己受损的冲突。
不仅仅是战争,他们的国际关系模式也是如此。这种模式被称为 “朝贡体系”,其核心逻辑是:权力决定你的国际地位。
在这个体系下,权力更强的国家处于更高的层级,较弱的国家应当向更强者朝贡。
美国的战略逻辑,源于欧洲历史上的长期战争传统,在这个体系中,没有固定的边界,人们不断地为了利益和权力进行战争。
实际上,在17世纪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署之前,国家的概念并不像今天这样清晰。
他们经历了所谓的“百年国耻”,当外国列强在19世纪30年代末进入时,他们不得不迎战,鸦片战争便是其中的一部分。
西方列强之所以在战争中占据优势,是因为他们更擅长战斗。他们在长期的冲突中积累了丰富的战争经验,而中国和日本在这方面则缺乏相应的实践。
没错,这两种模式——西方的直接对抗和中国的长期谋略——一直延续到今天,影响着全球的地缘政治格局。
这也正是我们现在在芯片战争中看到的情况,看看今天的新闻——形势已经摆在眼前了。
” 他们进入国会,拨款给选民,长此以往,政府开支不断膨胀,却没有任何动力去削减支出。
如今,我们正站在一个严峻危机的边缘。我真心希望政客们能有勇气站出来,说‘我们必须做出艰难的决定’,因为如果我们现在不行动,10年、20年后,后果将不堪设想。
如果我们不这么做,美国的全球影响力将大幅削弱,不仅仅是国内的问题,国际地位也会受损。
所以,我也很感激你们,我们能坐在这里进行这样的对话。只希望大家能理性行事——虽然也许这要求太高了(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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