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镜烟云龙年新春，张家春老先生迎来了他的百岁寿诞，很多朋友们都收到一份特殊的礼物——张老的新作《容斋选读》（以下简称《选读》）。

　　《容斋随笔》计5集、74卷、1220则。张老先生从中摘取320则，加以校注、解读，著成《选读》一书，约28万字，作为百岁寿诞时献给社会特别是青少年的礼物。荀子曰：“赠人以言，重于金石珠玉。”诚哉斯言！

　　《容斋随笔》作者洪迈之父洪皓，兄洪适、洪遵都是著名的学者、官员。洪皓赠太师魏国公，洪适官至右宰相，洪遵拜同知枢密院事。洪皓是爱国重臣，出使金国被扣留十五年全节而归，号称“苏武第二”。他因反对宋高宗、秦桧的投降路线被贬，九年后客死异乡。洪迈在《先公诗词》（五笔·卷三·10——依次为集名、卷数、序号，下同）一则中，总结为“北困松漠十五年，南谪岭表九年”，并列出洪皓生前诗词若干。洪皓父子四人，才华与风骨一脉相承。

　　洪迈学识渊博，论述弘富。《宋史·艺文志》收录甚丰，《四库全书》仅收《容斋随笔》74卷、《夷坚志》50卷（《宋史》谓420卷）、《野处类稿》2卷、《万首唐人绝句》91卷（另收《唐人万首绝句选》7卷）。《四库全书存目丛书》仅收《经子法语》24卷。其中尤以《容斋随笔》最为著名。该书分为《初笔》《续笔》《三笔》《四笔》《五笔》5集，凡35万言，涉猎历代典章、史实、天文、地理、诗文、医卜、人物臧否等，洪迈对其进行考证、订补、评述，见地独到，常发人深省。《初笔》问世不久即传入宫中，宋孝宗称赞他“煞有好议论”。《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誉之为“南宋说部，终当以此为首焉”。

　　也对《容斋随笔》情有独钟，在延安时期就读过扫叶山房版，其后一直带在身边。新中国成立后，仍经常翻阅。据原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陈晋介绍，逝世前，已经说不出话来，仍坚持看书，“可确切知道的是，他当时看的是宋代笔记《容斋随笔》和刚刚编译出版的日本著作《三木武夫及其政见》”（陈晋主编《读书笔记精讲·代序》，广西人民出版社）。

　　张家春，字及人，别号天涯浪客，江苏扬中人（镇江市代管），1925年2月出生，喜好诗文、书法。曾任扬中市政协绿洲诗社秘书长、副社长、《扬中诗词》主编、镇江市诗词协会理事，现为中华诗词学会会员，2017年被评为镇江市“新乡贤”。

　　先生早年投身于抗日斗争，后来在五所小学担任教师和校长。他勤于笔耕，从2007年开始注评《论语》，2009至2012年间在《扬中日报》连载部分初稿，从80多岁写到90多岁，历时十年，最终于2016年出版《论语新读》。该书69万字，分门别类，对《论语》进行了梳理和解读，曾获镇江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因很早以前就知道对《容斋随笔》的喜爱，张老上世纪七十年代曾读过节选本，两年前开始读全本。按照他的习惯，每次阅读都要做笔记，写出心得，添加注释，订正书中错误。《容斋选读》便随之诞生。《选读》出版之际，老先生还写了一首七绝，记录创作的因缘和本心，原诗如下：

　　近年来，《容斋随笔》已出现上百个版本。一些出版商通过软件将旧书识别成文字后，草草点校一下就匆匆开印。即便是一些知名出版社，也存在不少错误。有的虽贴心地加了注释，但问题更多。

　　比如某知名出版社的点校本，其《汉昭顺二帝》（初笔·卷三·12）一则，第一句：“汉昭帝年十四，能察霍光之忠，知燕王上书之诈，诛桑羊、上官桀，后世称其明。”其中“桑羊”为“桑弘羊”之误，因“弘”是宋朝国讳（宋太祖之父名赵弘殷），当时行文或是改为同音字“宏”，或是缺笔、留空。今天即使不记作“桑弘羊”，也应记作“桑□羊”，而不能错记为“桑羊”。《科举恩数》（续笔·卷十三·1）一则，将“端拱元年”误作字形相近的“揣拱元年”。

　　另一家出版社的校注本，在《科举恩数》一则中，除将“咸平元年”误作“威平元年”外，还在夹注中将年份误作992年。而实际上，宋咸平元年是998年。该校注本在句读上也有错误。比如，《古行宫诗》（初笔·卷二·4）第一句“白乐天《长恨歌》、《上阳人》歌……”，其中“《上阳人》歌”实为《上阳人歌》。此类问题较多，不一而足。

　　《选读》不求其全，但求其精，以四库本为底本，参校其他版本，从而保证了全书的质量。四库本校对精良，但也有一些问题，比如乾隆皇帝忌闻“胡”字，所以四库本中所有的“胡”字都销声匿迹了，《五胡乱华》（初笔·卷九·14）等内容更是全文消失。《选读》不但选注了《五胡乱华》一则，更在按语中详加说明，体现了张老严谨的治学态度。

　　首先是选。孔子删诗，昭明太子编《文选》，都是选。张老选编三百多则，暗合“诗三百”之数，也是向孔子致敬。因为是“给青年的礼物”，所以“择其利于初、高中学子，宜于基础知识必备者而采之”。又因为张老是诗人，所以也包含了很多论诗的内容。

　　其次是读。解读的方式是夹注和按语相结合。夹注以括号、小一号、楷书的形式缀于原文之中，一般为基本的名词解释、注音，以及古代纪年对应的公历年份。按语附于原文之后，并非照本宣科的翻译或释义，很多时候是基于原文中某一句话的感发，有赞同也有补充。

　　《郭璞葬地》（初笔·卷一·8）一则引述《世说新语》故事，说郭璞为自己相中一处墓地，距离江水不超过百步。有人表示担心，郭璞却说，这片水域将来都会成为陆地。后来积沙成洲，墓周边几十里都是桑田。随后话锋一转，说郭璞能预知水陆变迁，为什么反而不知道自己的祸福呢？《选读》解答了这个疑惑：“因王敦谋反，命其卜筮，璞谓‘必败’，故被杀。若说‘必胜’，也会被杀。谋反的信息已透露了，不杀，岂不贻留祸根。”

　　《商颂》（初笔·卷三·8）一则讲道，《诗经》里的《商颂》并非商朝遗韵，而是西周时期宋国祭祀或其他重大典礼时所用的乐歌。《选读》指出，近代王国维《说商颂》一文也断定《商颂》是周朝时期创作的，聂石樵《诗经新注》也赞同此说。

　　《子夏经学》（续笔·卷十四·17）一则后，《选读》摘录了《论语》等书对子夏的记载，提出子夏是“儒学经艺传授主要人物”。

　　《四六名对》（三笔·卷八·3）一则指出，“四六骈俪，于文章家为至浅”，但在许多方面仍属实用文体，洪迈列举了王禹偁、范仲淹、苏轼等古文家的四六名句。四六是骈文一体，盛于六朝。唐宋间韩愈、欧阳修等发动古文运动，骈文式微。《选读》分析了四六产生的年代和优缺点，说：“《滕王阁序》几乎全为四六名对总汇……然此文式，辞藻华美，内容空虚……韩、柳崛起，以文载道，成为一代文宗泰斗。然缀以四六对句，则文章在板涩中另起波澜，则生动灵活矣。”

　　洪迈的诗词造诣很高，《万首唐人绝句》为其所编。《容斋随笔》中涉及诗词的有200多则，后人曾另辑为《容斋诗话》。但是，市面上的《容斋随笔》校注本，对诗词往往不加注释，导致普通读者无从理解。张老作为诗人，对诗词部分尤为重视，不但详细注疏，而且结合自身实践谈体会。

　　《敕勒歌》（初笔·卷一·11）一则指出，古乐府有《敕勒歌》，本是鲜卑语民歌。《选读》感叹，五十六个民族各有其特色，译诗“语言通畅，音韵和谐，意境深远，自然不胫而行”。

　　《杜诗用字》（续笔·卷五·6）一则谈杜甫作诗用字之妙，《选读》则借此提出“作诗如建屋”的说法。

　　《诗词改字》（三笔·卷八·14）一则举了三个诗词炼字的例子。其中，“春风又绿江南岸”一句，王安石改了十多次才定为“绿”字。《选读》称，“诗词改字，是每个诗人必经之举”，也是经验之谈。

　　《〈礼部韵理〉非理》（五笔·卷八·7）一则提出，宋代的《礼部韵略》在分配韵字的时候“不近人情”，比如“东、冬”“清、青”读音相同，但分属不同韵部还不能通用。《选读》分析了语音变迁的深层原因，指出后来的“平水韵”虽然韵部减少过半，但依然存在“东、冬”“清、青”同音不同部的情况。“做格律诗，最好达到‘格高’‘律清’。两者不能苛全时，应以格为先，以律为后。为了合律舍弃格，把佳句硬生生改成平庸的句子，乃是以辞害意。”

　　《农夫田翁诗》（五笔·卷十·3）中列举了张碧《农父》、杜荀鹤《田翁》两首诗。《选读》指出，农夫田翁诗是士大夫经常写的诗歌类型，还列举了王安石《河北民》、欧阳修《边户》、杨万里《插秧歌》以增广读者的见闻。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