击斗战车原标题：1949年冯友兰致信伟人，为何伟人却回信说他：“老实态度为宜”？

　　然而少有人知的是，冯友兰先生与一代伟人毛主席也关系匪浅，双方不仅在诗文上互相唱和过，毛主席还曾经多次提点保护冯友兰，留下了不少佳话。

　　在冯友兰第一次给毛主席写信的时候，毛主席却在回信中告诉冯友兰：“总以老实态度为宜”。

　　冯友兰1895年出生于河南省南阳市唐河县的一个诗书世家，他的父亲冯台异在光绪年间中过进士，所以家里人从小就对他的教育十分上心。

　　他从6岁就开始在自家私塾读书，熟读《诗经》《论语》《中庸》《孟子》《大学》等传统文化书籍。

　　同时因为冯台异做官的时候，曾在在张之洞的麾下搞过洋务深知新式教育的重要性，所以冯友兰在学习传统文化的同时，冯台异还为他请了老师教他算学和作文一类的新课程。

　　在父亲冯台异因病去世之后，冯友兰的母亲对儿子的教育依旧非常重视，冯友兰的母亲敏锐的察觉到时代已经改变，旧式的教育方式已经无法适应社会的发展，所以在冯友兰15岁的时候，她果断的让冯友兰考入唐河高等小学预科，而冯友兰也凭借着自己的努力，在次年春天考进了中州公学（河南大学前身）的中学班。

　　此后的冯友兰又辗转多地求学，最后在1915年考入北京大学中国哲学班，在北京大学继续4年的学业之后，又于1915年赴美国留学，并且获得了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学位。

　　回国之后冯友兰先后在中州大学、中山大学、清华大学等名校任教，而且在此期间还写成巨著《中国哲学简史》。

　　抗战时期清华、北大、南开三校合并为西南联大之后，冯友兰跟随学校辗转多地，在这期间他通过“贞元六书”重新定义了理学的思想体系，在学界的地位大增。

　　抗日胜利后冯友兰曾经受邀出国到宾夕法尼亚大学当过客座教授，回国之后便在清华大学任职。

　　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当时学界有不少人出走，清华大学也有不少人选择离开，但冯友兰却坚定信念，义无反顾地留下来等待融入新中国。

　　1949年10月1日，主席在城楼上庄严地宣布新中国成立，海内外的中华儿女一片欢腾。冯友兰的内心也被深深触动，在几天后的10月5日，他怀着对主席的敬仰和信任，给伟人写了一封信。

　　在这封信中，冯友兰自以为十分坦诚的向毛主席叙述了自己两次加入的事情，并且对自己的过往进行了检讨。

　　甚至对于自己之前的学术观点，冯友兰也在这封信里进行了反思和批判；他认为自己过去的哲学都是封建哲学，在看到新中国的种种新气象之后，他已经意识到了自己过去所犯的错误，决心改造自己的思想，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在五年之内，再写一部符合新中国思想观点，符合马克思主义立场的新《中国哲学史》。

　　由于冯友兰之前跟毛主席谈不上有什么交情，而且当时新中国刚刚宣告成立，全国各项工作大多都在百废待兴的状态，毛主席每天都有无数的军国大事要处理，所以冯友兰给毛主席写了这封信之后，对毛主席的回信并没有抱太大的希望。

　　然而让冯友兰没有想到的是，在他给毛主席写信短短的一个星期后；也就是1949年10月13日就收到了毛主席的回信。

　　10月5日来函已悉，我们是欢迎人们进步的。像你这样的人，过去所犯过错误，现在准备改正错误，如果能实践，那是好的。也不必急于求教，可以慢慢改，总以采取老实态度为宜。

　　当冯友兰收到毛主席这封亲笔回信时，感到非常的激动和荣幸，毕竟毛主席在那样繁忙的时刻，还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给自己写回信，这对他来说是何等的光荣。

　　然而冯友兰虽然对毛主席的回信感到光荣，内心里却还是有些不解的地方：他明明已经坦诚了自己以往的错误，为什么毛主席在回信中仍然强调“总以采取老实态度为宜”呢？难道他还有什么说的不够清楚吗？

　　不过冯友兰虽然没有想通这个问题，但是他和毛主席的友谊，却从这次的书信来往之后开始了。

　　毛主席对冯友兰非常重视，对他的态度也比较随和亲切，有时候还会引经据典的跟他开一些玩笑。

　　在这次会议讨论分组的时候，冯友兰十分荣幸的跟毛主席分为了一组，而这个小组的讨论活动，更是在毛主席的住处展开的。

　　冯友兰曾经写过一篇名为《论中国哲学遗产的继承问题》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冯友兰对我国古代哲学的抽象意义和具体意义进行了论述，他以“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为例，说学习之后要及时的温习实践本来就是一件快乐的事情，这种抽象的意义是值得我们继承的；但是孔子所说的学习内容诗、书、礼、乐之类的具体内容，就没有必要继承了。

　　冯友兰的这篇文章在《光明日报》发表之后，造成的影响很大，大家基本上都读过。

　　当冯友兰去毛主席家参加小组讨论会议的时候，毛主席看到他时第一句话就是笑着跟他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

　　当时在场的人都读过冯友兰的那篇文章，听到毛主席的话之后纷纷笑了起来，而冯友兰在感到腼腆的同时，心里也颇为感动，因为他没有想到毛主席那么忙，还会抽空看他写的文章。

　　会议结束的时候毛主席还亲切地拉着他的手说：“好好地鸣吧！百家争鸣，你就是一家嘛！你写的东西我都看。”

　　那时候毛主席经常邀请知名学者到自己中南海颐年堂的住处，一起讨论切磋学问，冯友兰也是受邀请的客人之一。

　　有一天上午，冯友兰和妻子任叔明一起去给她的二姐任锐扫墓，刚回到家就接到了毛主席秘书打来的电话。

　　秘书在电话里告诉冯友兰，毛主席请他到中南海颐年堂吃午饭呢，上午已经打过好几次电话了，都没有找到他，现在其他客人都已经到齐了，让他赶紧过去。

　　冯友兰听了秘书的话之后，赶紧到北大要了一台车，请司机赶紧把他送到中南海颐年堂去。

　　冯友兰赶到颐年堂的时候，毛主席正在里面的房间里跟客人们谈话，看到冯友兰来了之后，毛主席马上走过来亲切地问冯友兰：“上午打电话找不到你，你是在上课吧？”

　　冯友兰抱歉的跟毛主席解释说不是上课，因为那天是任锐的周年祭，所以他和太太一起去给任锐扫墓去了。

　　毛主席听了冯友兰的话之后，表情立刻变的肃穆了起来，一边招呼冯友兰坐下，一边用关切的语气问道：“任锐同志是孙维世的妈妈吧？”

　　根据冯友兰的回忆，在那次请客的时候，毛主席十分大度的告诉在场的学者们，搞学术研究一定要实事求是，一定要独立思考，毛主席强调“不能让自己的脖子上长别人的脑袋”、“即使是对老师也不要迷信”。

　　冯友兰等人正是有了主席的鼓励，才能没有负担的投入百家争鸣之中，为新中国的思想文化发展做出贡献。

　　1965年冯友兰出席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会会议时，毛主席亲切的接见了出席会议的学者们。

　　不过只有冯友兰，非常有幸的获得一张他和毛主席握手的镜头，后来学部把这个镜头洗出了放大的照片，还送给了冯友兰一长。

　　毛主席有一个特殊习惯，每次外出的时候对于衣物之类的并不太在乎，但却会精心挑选一些书籍带上，而冯友兰在解放前写的《中国哲学史》，就是毛主席指名要带的书籍之一。

　　十年特殊时期开始之后，冯友兰和他的同事们一样，也很快被打成了“反动学术权威”。那时候冯友兰被关进了北大外文楼，既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也见不到自己的家人，心里非常的苦闷。

　　可是1968年的一天，监改总指挥突然把他叫到了办公室，并且当场告诉他可以回家了。

　　当时的冯友兰又惊又喜，不敢相信这个好消息，直到任叔明推着小车来接他的时候，他才确信自己真的可以回家了。

　　回到家之后，冯友兰和任叔明辗转才得知，原来冯友兰被放出来，是毛主席在一次讲话中说：“北京大学有一个冯友兰，是讲唯心主义哲学的，我们只懂得唯物主义，不懂得唯心主义，如果想知道一些唯心主义，还得去找他；翦伯赞是讲帝王将相的，我们要想知道一点帝王将相的事，也得去找他。这些人都是有用的，对于知识分子，要尊重他们的人格。”

　　冯友兰听说了中间的曲折之后，特意又给毛主席写了一封感谢信，托人带给毛主席。

　　后来谢宜静见冯友兰时，曾经告诉他毛主席已经收到了他的信，而且毛主席还说自己应该谢谢他才是。

　　在批林批孔的运动中，冯友兰紧跟时代和群众的脚步，曾经专门写了两篇文章深刻地批孔、批尊孔。

　　冯友兰的这两篇文章毛主席都看了，而且还亲自改了几个字和标点符号之后，分别给予刊登到了《光明日报》和《北京大学学报》上。

　　1976年毛主席于世长辞时，81岁高龄的冯友兰悲痛欲绝，为了悼念主席，他写下了人生中的最后一首诗：

　　毛主席去世之后，冯友兰开始潜心著书，在这个过程中他才开始慢慢明白，当年毛主席为什么会在回信中说“总以采取老实态度为宜”了。

　　原来冯友兰当初在给毛主席的信中说，他用五年的时间重写一部《中国哲学史》，可实际上这根本就是不可能做到的。

　　实际上冯友兰写《中国哲学史新编》用了13年的时间，而且即使是用了这么长时间，第一册还难免有仓促之嫌。

　　当年冯友兰向毛主席保证五年写好《中国哲学新编》，他要么是想粗制滥造；要么是在说大话空话，可不就是“不老实”的体现？

　　毛主席和冯友兰之间的友谊，有学者之间的互相尊重与理解，也有感情上的关怀与信任。

　　他们之间的故事是一个时代的切片缩影，也是我们学习思考指路明灯！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