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藤凌“真正的教育公平就是因材施教。”不久前，浙江宁波一位中学校长如此讲述他对教育公平的理解。

　　汇丰银行2017年公布的《教育的价值：登高望远》全球调查报告显示，中国家长对孩子教育的支出位居全球第一，其中中国香港的平均教育支出高达132161美元，是全球平均值的3倍，中国内地以42892美元位列第五。调查报告中，74%的中国家长因为孩子的学业而放弃休假、放弃个人爱好等。

　　坦率说，焦虑将是这一代中国家长的宿命。因为这一代人背后，是中国社会变与不变的大命运。而如果要预测未来的话，中国教育的未来，也许是儒家的智慧的回归：有教无类与因材施教的平衡。哈佛大学东亚系中国历史学教授迈克尔·普鸣曾指出，东亚教育绝不仅仅只是考试模式，对中国精英而言，学习还存在着另一个维度，那就是一种强烈的修身愿望。教育是通达个体生命和人际关系的一部分，它远远超出如今亚洲学生用各种技巧对付的狭义的考试。

　　回到文章开头的那位校长：1977年，中国恢复高考制度，已在浙江务农的他，最终改变了命运，并用他自己的方式，塑造出中国最出色的中学之一，为国家持续输送人才。

　　他对于教育公平的阐释无疑是其个人故事的写照：在一个新的环境中，如何通过个人努力实现阶层跨越。同时，也表现出中国人的实用精神。也许，正是这种精神决定了这个国家在如此复杂的逻辑中获得发展，而中国教育也是这样：注定难以一刀切来制定完美的发展体系，在有教无类和因材施教的相互张力中走向属于自己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