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永钦很牛叉3今年以来，针对课外辅导机构、在线月《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其中一条颇具冲击力：“要明确培训机构收费标准，加强预收费监管，严禁随意资本化运作”。

　　吴川所在的上市教育公司已连续几年定增遇挫，在意见发布后，吴川在公司内网看同事发帖，只有四个字：

　　“老板们准备跑路了呗，给自己攒点儿跑路钱。同事、媒体问我是怎么回事，我就让他们去知乎上搜，有不少曾经的老员工在上面发过帖子，我只能说里面说的都是真的。”

　　有的人曾是公立学校老师，跳槽去了培训机构后发现，机构内不强育本身，更强调“课程系统”，

　　有的人是培训机构负责人，断言今年50%的线下培训机构都会消失，但市场需求依然存在，教育机构会走向“黑市化”；

　　还有的人是国内上市在线教育机构中层，公司中高层没人真正懂教育，连自家的线上教育平台都是在外买了软件，1个月后匆忙上线%

　　教育本是关于教育者和学生之间的事，但在混乱的市场机构参与下，这个生态链涌入了资本、机构、业余教师、家长，数万亿的庞大市场里，没人关心学生和教师本身。

　　这几个月，吴川过得非常焦虑，包括他在内的所有公司高管等“教培新政”的具体措施。

　　吴川所在的公司是国内一所知名上市教育集团，涉及的业务包括K12全科辅导、学校信息化建设、留学咨询等，在全国20多个城市都设有分公司。

　　去年疫情爆发，公司才意识到需要增加线上教学平台，临时指派吴川带领团队做线上平台的研发。

　　作为一个年净利润近4000万的教育集团，该公司曾设置两个部门做线上平台研发，但做了两年多，吴川发现，

　　疫情导致学校无法开课，学生不得不用在线教育软件跟上学习进度，这也让在线年吃尽了红利。

　　吴川的公司也不例外，即便是一个匆忙上线的软件，也让公司线上线下业务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好景不长，2021年初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陈宝生就在202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指出，要治理整顿校外培训机构问题。

　　4月，重庆开启校外培训机构培训行为集中专项整治，主要围绕违法违规举办校外培训机构、培训与招生入学挂钩中小学校及在职教师组织或者参与培训行为、开展校外培训机构超前超纲培训和侵害消费者权益行为。

　　“这次政策调整的密度、力度都和以往完全不同”，吴川说道，本来教培行业的流动率就比较高，一般来说，企业人才流失率在每年10%左右，教培行业则在30%左右。

　　“人心一散，大家都各谋出路，大部分教师对培训机构也缺乏忠诚度”，吴川说，尤其是原本名校偷着出来教书的老师，很快就走了，紧接着生源就会跟着受影响。

　　更糟糕的是，吴川所在的公司虽然处于一个超万亿的大市场，但市场化、专业化程度却并不匹配市场的规模。

　　吴川说，“至少在我们集团，无规划、无问责体系、无决策制度、无监察部门”。“之前为了上市，公司大部分的精力都放在做文件、财务数据上”，吴川说，

　　此前相应工作都交给外包公司做，直到被罚款，大老板才知“上市公司需信息披露”这样的常识。

　　吴川说。“卡住培训过度资本化，对于行业的健康发展，也许有一定好处吧。”吴川说。只是作为代价，吴川自己的职场前途亦堪忧。

　　陈峰说。2013年，陈峰结束了“北漂”生涯，辞职回江西老家创业做教育培训。如今陈峰任校长的培训学校中，每年寒暑假能开8个班，每班30人，年流水超70万元。

　　之所以能得出50%这个数字，主要是陈锋根据《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推算，未来“小升初”的培训市场可能会消失。

　　但在江西，陈锋所在的城市里，当地近一半的培训公司靠“小升初”培训养活，这也占到陈峰所在培训学校的近一半业务。

　　陈锋说。陈锋的机构一个暑期班每人收费3000元，“一个班不超过30人，也就是9万元左右一个班”。算上增长的人工、房租、以及获客成本。

　　“如果是高考补习班，需要配9科老师，最起码要配齐5个主科老师，都要发工资、课时费，一个班下来，至少亏两三万元，没人能办得起。”

　　2015年，国家正式下令，严禁公立教师在民办学校中兼职。据陈峰回忆，当年就有好几家培训中心关门，后来大家发现，“偷着干其实也没人管”。

　　但公立教师们遮遮掩掩，除了假期，日常不会接课，民营培训机构的运营成本大大增加，“干培训，如今利润率已从2015年的30%50%左右，降到如今的10%”。2018年时，培训市场空前火爆，但分摊到陈锋所在的机构上的利润却没有增长，甚至被竞争挤压到逐年递减。

　　原因就在于，2017年3月，教育部办公厅下发了《做好中小学生课后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因“减负”后，中小学放学时间提前了，家长无法管控。

　　该《意见》提出，学校可以引入民营培训企业，办一些选修课，并通过“政府购买服务”“财政补贴”等方式补偿，这可击中民营培训机构的兴奋点。

　　几乎是一夜间，各种民营机构开办的“素质教育课”、“科学课”纷纷挤进校园，大多数课的水平低下，甚至找不到专业老师，只好放录像。

　　这种“素质课”会利益均沾，即当地几家大培训机构各切一块，体现出基层教育系统内部微妙的权力结构。

　　对学生来说，则比较痛苦，周末必须到不同地方去上课，有的城市将“素质课”与中考挂钩，学生不敢不上，但去了也就是签个到，

　　“对培训中心来说，开素质课是不赚钱的，但给了一个吃进公立学校的机会，里面有不少商机，比如帮着做PPT，好多学校有宣传的需要，拍视频、网络发布等，一年也有两三万经费，此外，双方还可以合作办学”，陈峰说。

　　招生者会明确告诉家长，没有“学区房”，想进名校的难度很大，但进了分校，只要钱给够，可以保证孩子高中上名校。

　　这是培训中心眼中的一片“蓝海”。只要能与名校建立联系，他们宁可做赔钱的“素质课”，宁可多花钱搞装修，表示自己有实力、很“靠谱”。

　　“现在的新政把教育机构和公立学校的连接彻底断开，相当于直接砸饭碗”，陈峰说，基本上没有回旋的余地。

　　“有些不愿意花钱上培训班的家长可能在拍手叫好，他们觉得自己孩子上不了，你们也别上，这样最公平”，张晓鹏说。

　　张晓鹏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曾在公立中学做过四年语文老师，后来转行去了一家培训机构做招生老师。在培训公司，张晓鹏见识了什么是“考试民族”：

　　第一个月的薪水让张晓鹏吃了一惊才7000元。问同事才知道，拿百万年薪的要么是大学教授、有社会知名度，要么自带流量，能拉新学员。

　　此外，张晓鹏还发现，教语文的同事多来自北大、清华等名校，至少有硕士文凭，但很少是中文系毕业生。可不是学中文系的，该怎么教语文课呢？

　　原来，大家讲的都是文史知识。2018年起，高考语文改革，一夜间，“大语文”培训风起云涌，甚至被炒作成决定孩子命运的关键，教各科的老师突然都变成了“语文名师”。

　　“名师”拿单模式很简单，讲几节示范课，挂到网上，家长会带着孩子试听，只要能用文史知识“镇住家长”即可，

　　“大语文”的最大成果是，一些培训中心出现了专业的PPT制作师他们不仅能把页面做得漂亮，还能穿插进更多抄袭来的“文史知识”。

　　这让教育培训从重视教育质量，转变成了重视营销效果，毕竟，更好地包装自己的这套课程体系才有助于品牌扩张复制，吸引更多的加盟商。

　　吴川回忆，2018年到2019年，连锁、加盟成了民办培训业的热词，所有大公司都在疯狂扩张，也包括吴川所在的教育集团，来加盟的，多是煤老板、开钢铁厂的、做小出口贸易的、开小加工厂的。

　　“他们以为干培训的利润很大，又没有相应资质，特别愿意和北京的品牌培训公司合作”，吴川说道，

　　这些公司有两大问题，一是只想花几万元持牌，方便招生，不想被管；二是短期行为，如招生情况不理想，可能卷款潜逃，将一切麻烦都甩给品牌培训公司。

　　可一打听才知道，各大公司在北京一般不设市场中心，而是放到成都、昆明等低收入城市中，他们被称为课程代表，月薪仅四五千元。

　　一旦被录用，白天上班，晚上要回答客户提问，必须24小时在线，如未及时反馈客户提问，遭到投诉，就会被罚款，等于几天全白干了。

　　“那是培训业的一个血汗工厂，你干不了的。”同事告诉张晓鹏，这种岗位只招20多岁的小年轻，从没听说哪个30多岁的人能坚持下来。

　　更麻烦的是，张晓鹏已33岁，父母开始不断催婚。连80多岁的姥姥打电话过来说：“我也快闭眼了，我还能看到你的媳妇吗？”虽已过去一年多，提到这些，张晓鹏的眼圈立刻就红了。

　　张晓鹏曾做过一个统计，他认识的月薪2万元以上的教师，大多在公立系统中有积累，或者仍在其中，靠师生缘、地缘等，成为培训中心管理者“不愿得罪”的人，要么就是能带来新客户。

　　“大语文”刚火爆时，找名人到地方搞一轮演讲，当场就会有无数家长带孩子报名。张晓鹏所在公司的强项是在线教育，“大语文”不像英语、数学等科，有“硬标准”，往往是“赢家通吃”。

　　张晓鹏算了一下，全北京能拿到百万年薪的头部教师，可能只有七八个，从中位收入水平看，低于其他行业，“普通人想当名师，拿到百万年薪，几乎不可能”。

　　今年5月，跟谁学、新东方在线、高思等校外教育培训机构因价格违法、虚假宣传等行业，被顶格罚款50万元。

　　其中，新东方名师风采栏的103名教师中，76名教师的实际教龄与宣传不符，虚假宣传比例达到73.8%。

　　据36氪消息，高途宣布裁员30%， VIPKID裁员比例高达50%，字节跳动旗下的教育业务即将进行大范围架构调整。

　　在张晓鹏所在的东北某五线城市里，普通工薪阶层的平均月收入在2000元左右。

　　“我们那儿，年轻人除了高考，没有其他改变命运的机会”，张晓鹏说，“老一代人外出打工，混了半辈子一事无成，自然把希望都寄托在孩子身上”。

　　家长们普遍认同培训，他们很少陪伴孩子，当他们想关心一下孩子、为他们付出时，总是“首先想到培训”。

　　2018年后，公立学校“减负”后，如何填满孩子们多出来的时间，一直没有解决方案；如今，允许公立学校开“课后兴趣班”，而且允许收费，在陈峰的小城，收费标准是540元/学期，该城每年级约1.5万人，这就是每年1.46亿元大生意。

　　为了多挣钱，一些公立学校已取消了午休，这样下午课后兴趣班原本只有一节课，现在就变成了两节课，可以多收费。

　　“今年我们那个小城也实行中考50%分流，即只有50%的学生上高中，剩下的上中专、中技，去年则是60%上高中，压缩了10%，对民营培训机构影响不大，不过是减少了1500名生源而已，不如公立学校可以收费办班冲击大，不过每年1080元的费用，在我们这里不是一笔小数。”陈峰说。

　　该如何应对“培训新政”？陈峰的答案是“挺下去”，因为地方小，大家抬头不见低头见，彼此都会留有余地。

　　从过去几年看，“年年政策都有变动，谁也说不好，2018年的火爆会不会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