岩盐弹近期，《教育研究》杂志社开展了《教育研究》2021年“年度论文”评选活动。经网络实名推荐、编辑部推荐和专家委员会评定，10篇论文荣获《教育研究》2021年“年度论文”。我们将陆续发布获奖论文，敬请关注！

　　颁奖词：新发展格局，已然引发了对包括教育在内的事业发展进行重新审视。论文对“教育—消费—经济增长”的链接机制进行理论探讨，并运用翔实数据开展实证研究。论文提出教育能够增强消费能力、优化消费结构、提升消费意愿，进而促进经济增长等重要观点。进而提出，在新发展格局中，教育必须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这有力回应了一个重大关切，就是在新发展格局中，教育依然具有重要功能与作用，优先发展不可动摇。

　　长期以来，我国居民消费率偏低，内需不足，制约着经济发展。教育在适度增加居民消费，扩大内需中具有独特效用。2021 年3 月，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阶段，要贯彻新的发展理念，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强调把握扩大内需这一战略基点。本文在分析扩大内需在我国经济发展中重要性的基础上，构建教育在其中作用的理论框架，并通过实证研究，探讨“教育—消费—经济增长”的链接关系，以期为增强教育在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提供有益参考。

　　“十四五”期间，我国将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阶段。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高收入国家的基本门槛是人均国民收入（GNI）达到 1.24 万美元，2019 年我国的人均 GNI 为 1.04 万美元。如果我国经济能够成功地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从“投资驱动、出口导向”向“创新驱动、内需拉动”的增长模式转型，保持适当的经济增速，那么在“十四五 ”期间 ，我国将有可能跨越“ 中等收入陷阱”，成为高收入国家。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是在新的国际国内环境中保持经济社会健康发展，实现可持续增长。只有这样，才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需求，才能实现充分就业这一民生之本，巩固扶贫脱贫成果，调节经济收入结构，促进经济公平与社会和谐，增强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当前，国际经济环境复杂严峻，要求我们进一步引领和扩大消费，形成强大国内市场，畅通国民经济循环。

　　事实上，近十几年来，我国一直在强调扩大内需，我国的外贸依存度已经从 2006 年的 67%下降到 2019 年的 32%。尽管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但是在高收入的大型经济体中，我国经济的对外贸依存度依然偏高。同时，我国的储蓄率偏高，2008 年我国的储蓄率达到 51.8%，近年来虽然降至 45%左右，但依然为全球最高。适当提升居民消费，扩大内需，是我国当前经济发展面临重要问题之一。马克思（Marx，K.）指出，“没有消费，就没有生产。”多年来，我国经济呈现出“高增长、低消费”的特征，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使得我国消费率进一步下降。2019 年，我国居民消费率仅为 38.5%，而同期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达到 59%，比我国高出 20 个百分点。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美国居民消费率超过68%，在新兴经济体中，巴西和印度的这一数值分别为 64.7%和 59.3%，均高于中国水平。（见图 1）

　　在“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的经济循环中，消费是释放内需潜力、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增长的主要着力点，也是我国“十四五”期间新发展格局的战略基点。这一基点可以理解为两个层面：一是在当前严峻的国际经济环境下，加快培育和扩大新型消费，以消费升级推动供给创新；二是以供给创新刺激需求，创造需求，引领消费，使我国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可持续发展格局。这必须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长远战略，而不是短期的权宜之计。2020年 3 月以来，多地发放消费券，个别地方甚至鼓励地摊经济，甚至有人提出减少国民教育开支的比重，从而为其他领域的消费增长留出更多空间。这些都是难以持续的短期行为。要探讨教育在新发展格局中的作用，就必须首先理解教育在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上的影响。

　　教育可以适度增加居民消费，扩大内需，进而拉动经济增长。本文从以下四个方面对这一机制进行探讨，以明晰教育对扩大内需的内在机制。

　　第一，我国消费偏低、内需不足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于收入分配结构不合理，收入差距过大，基尼系数过高。根据国家统计局的估算，近年来，我国的收入基尼系数为 0.45～0.48。2020 年，我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2 189 元，人均月可支配收入为 2 682 元。其中，低收入群体过大，有近 6 亿人月收入 1 000元左右，中等收入群体偏小。当前，一般的看法是，我国有 4 亿中等收入群体，只占我国人口总数的不到 30%。国际上通常认为，在一个现代社会中，中等收入群体应达到 60%～70%。扩大中等收入群体，需要构建系统性的框架以及多方面的政策。其中，大力发展公平优质教育是积极有效的措施。在一个比较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和相应的社会政策框架下，当受过较高较好教育的群体（如受过高等教育的企业管理人员和工程技术人员）扩大，在劳动力市场上的供给人数不断增加时，其竞争优势将有所降低，其收入水平也会随之降低。与此同时，原本教育程度较低的群体（如受过中等教育的蓝领，电工、水暖工和建筑工人等）在劳动力市场上的供给人数减少，其竞争优势提高，收入水平也会相应提高。（见图 2）

　　教育的这种调节作用，使得中等收入群体逐渐扩大，基尼系数也逐步降低。国际经验表明，国家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随着人均受教育年限的增加而降低。这种收入分配结构的变化将使得提高居民消费率，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有了必要的社会基础和物质基础。（见图 3）

　　第二，教育有助于加快新型城镇化进程，而城镇化水平的提高是促进消费、扩大内需的重要动力。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我国目前按常住人口计算的城镇化率只有 60%，而按户籍计算城镇化率还不到 45%，低于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 20 个百分点。（见图 4）

　　当日本和韩国的人均收入水平与我国目前水平相当时 ，其城镇化率都已经超过75%。需要注意的是，我国内需不足与城镇化率水平偏低密切相关，我国的低收入群体85%以上都在农村地区。大力发展教育事业，普遍提高农民的受教育水平，是发展现代化大农业、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前提；也是使农民可能从土地上解放出来，进入收入和消费水平更高的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进而加快我国城镇化进程的重要途径。（见图 5）

　　第三，我国消费率低与人们固有的消费观念相关。在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和促进城镇化的同时，教育可以改变人的消费观念、丰富消费方式、提高消费层次、进而优化消费结构。受过较高教育水平的群体对教育、文化、体育、娱乐、卫生保健等精神产品的需求会大幅增加。从 2019 年的数据来看，目前我国居民的消费主要集中在衣食住行的基本生活需求方面，消费结构还有进一步优化的空间。特别是在科学技术和经济社会迅速变化的今天，精神产品消费以及医疗保健方面将会成为高教育群体生活中最具增长潜力的消费亮点。此外，教育水平的提高还有利于提高人们的创新能力，促进创新发展，利于高科技产品的生产开发，成为扩大内需动力的又一动力。（见图 6）

　　第四，教育事业本身是扩大内需的来源。居民储蓄的重要动机之一是为了子女的教育。根据北京大学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2017 年的调查，全国学前教育和基础教育阶段居民家庭的私人教育支出已高达 19 042 亿元，相当于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 2.48%。除了基础教育，高中阶段教育、职业技术教育、高等教育和专业技术培训方面，依然有着较大的消费增长空间。国家统计局和中央电视台等单位联合开展的《中国经济生活大调查（2019—2020）》显示，教育培训成我国居民消费的最大热点，2020 年在居民支出排行中位居榜首，占比 32.44%；紧随其后的为住房和保健养生，分别为 31.5%和 26.11%。从年龄段来看，26～35 岁的年轻人更重视自身的软件建设，有着强烈的教育和培训需求；从收入分布看，年收入 20 万～30 万元的中等收入群体更容易为自身教育投入，随后是 1 万～3 万元和 1 万元以下的低收入人群。可以看出，接受教育已不是孩子的特权，成人教育的消费增长强劲。在满足这些不断增长的教育需求的同时，教育系统内部也需要配备规模更大、质量更高的工作者队伍，建设更多更好的物质基础设施。由此投入的人、财、物也会进一步扩大消费需求。

　　综上所述，从长远看，教育可以有效地扩大消费需求、扩大内需，从而拉动经济增长。其主要机制在于：调整收入分配结构、增强收费能力；加快城镇化进程、扩大消费需求；改变消费观念、优化消费结构；通过教育消费自身刺激教育建设。（见图 7）

　　关于教育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已有广泛的国际共识，但已有研究大都侧重于从教育提高劳动者的知识技能，提高人力资本质量的角度进行研究。关于通过教育增加消费、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尚不丰富。现有研究主要有两种视角：一是探讨教育通过增加收入这一中介变量，来提高消费水平。教育对个人收入具有直接影响这一观点在国内外多项研究中得到佐证。另一些研究则更为细致地分析了教育与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之间的关联性。例如，有学者将人均消费对学历做回归分析，发现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与学历显著正相关，且受教育程度会影响消费方式、消费观念和消费习惯。受教育程度高的人更倾向于接受网购、信贷消费，且更重视商品或服务的品牌。还有研究则显示，教育水平与消费结构正相关，教育水平越高，恩格尔系数越低，相应的非食品类支出越高。基于微观调查的数据分析同时发现，高等教育对消费偏好和消费观念的养成具有重要的作用。更为细致的研究分析了教育对消费结构的影响路径，主要通过收入、智力水平和交际能力发挥作用。

　　可以看出，已有研究较多地集中在教育与消费的关系，尽管也有研究涉及经济增长，但系统性研究尚不多见。此外，对“消费”这一关键概念的表征，也较为简单和局部化。在经典的消费经济理论中，对消费函数的影响变量涉及收入、消费偏好、消费预期等，现有的实证研究中较多考量的是收入、消费结构等，而对消费预期、消费意愿这些主观性较强的内容较少涉及，有待进一步拓展和丰富。基于上述分析，本文对这一问题进行实证检验。

　　本文的基本研究假设是：第一，教育能够提高人的知识和能力，增加人力资本积累，有直接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第二，教育能够促进合理消费、扩大内需、进而拉动经济增长。基于这两个假设，本文构建了以下计量模型：

　　其中，Ecoit 表示 i 省份在 t 年份的人均GDP（2005 年不变价格）作为经济增长水平的代理变量；Eduit表示 i 省份在 t 年份的人均受教育水平或生均教育经费；Consumptionit表示i 省份在 t 年份的消费水平，分别以消费能力、消 费 结 构 、消 费 意 愿 和 教 育 建 设 来 表 征 。Controlit为控制变量，εit为随机误差项。系数α1表示教育对经济发展影响的总效应，γ1表示教育对经济增长的直接效应，β1·γ2表示消费机制对经济增长的中介效应，即教育驱动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

　　本研究利用《中国统计年鉴》、《中国教育统计年鉴》、《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以及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以省级行政区为分析单位，匹配了 2005—2018 年 31 个省份 14 年的面板数据进行计量分析。个别缺失数据利用插值法补全。

　　本文以人均 GDP 作为经济增长的衡量指标。考虑到不同年份间物价水平变化与通货膨胀问题，各省人均 GDP 以 2005 年不变价格进行计算，以提高不同年份间的可比性。

　　核心自变量是教育，本文主要考察教育水平和教育结构两个维度。其中，教育水平以各省的人均受教育年限和生均教育经费支出两个指标加以表征。前者侧重于某一省份教育的存量水平，而后者侧重于该省份当前教育的努力程度。由于省级人均受教育年限并不具有现有的统计口径，因此由各层级学历人口数量与不同学历对应教育年限的乘积之和除以总人口计算而得。生均教育经费支出等于各省教育事业费/高等、中等和初等教育在校生总数。相对于人均教育支出，生均教育支出用以度量地方政府对教育的努力程度更为准确，因为其一方面考虑到了各省内在校生数量占总人口比重不一致；另一方面，借鉴有关学者的研究，相比于教育总经费（一般包括教育事业费、教育基建费以及中央转移支付经费），教育事业费表征了地方政府对教育持续稳定地投入程度，更能体现出地方政府财政教育支出的真实水平。

　　教育结构以受初、中、高等教育人口占比作为衡量指标。其中，初等教育阶段包括小学和初中（义务教育阶段），中等教育阶段包括高中、中职，高等教育阶段包括普通本专科教育和研究生教育。

　　如上文所述，教育促进消费、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路径是提升消费 能力、改善消费倾向、优化消费结构和刺激教育建设。

　　第一，鉴于收入是消费的前提与基础，本文以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衡量消费能力。由于《中国统计年鉴》仅从 2013 年开始对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进行统计，时间序列较短，故本文根据 2005—2018 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城镇常住人口数量、农村常住人口数量四项指标数据进行加权计算，即用（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城镇常住人口数量＋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常住人口数量）（/ 城镇常住人口数量＋农村常住人口数量），得出统计口径较为一致且时间序列较长的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第二，消费倾向是指个体对商品需要的趋向性和消费意愿，本文以居民实际人均消费性支出与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值加以表征。

　　第三，消费结构。近年来，居民消费内容不断从衣食住行等物质性必需品转向文娱教育等服务性消费品，这体现了我国居民消费结构的转型。因此，本文以教育文娱等服务性消费支出占居民实际人均消费性支出的比例衡量消费结构。

　　第四，伴随我国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因消费带动的教育建设自身也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因素。本文以教育固定资产投资（亿元）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亿元）比例加以表征。教育固定产业投资是以货币形式表现的、企业在一定时期内建造和购置与教育相关的固定资产工程量以及费用情况，包括房产、建筑物、机械、运输工具，以及用于基本建设、更新改造等。

　　参考已有研究，本文进一步控制了地区常住人口数量、人口老龄化程度、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存量、产业结构和养老保险覆盖情况等因素，主要基于以下考虑。

　　第一，人口数量与结构。国家经济发展、国民的消费水平均与人口密切相关。人口数量为经济发展积聚人口红利与人力资源，扩大了消费的群体。人口结构影响居民消费水平，一般来说，人口结构老龄化会提高居民预防性储蓄意愿进而降低居民消费支出。本文分别控制了地区常住人口数量和65 岁以上人口占 15～64 岁人口的比例。

　　第二，社会养老保险覆盖程度。与人口老龄化的影响相反，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有益于降低居民预防性储蓄额度，减少储蓄流入对消费支出的挤占效应，提升居民的消费能力。本文以城镇职工参加养老保险人数（万人）与城镇常住人口数量的比例衡量各省社会保障覆盖程度。

　　第三，产业结构。产业结构不仅通过影响消费产品的可得性作用于地区消费水平，还间接影响地区教育需求程度与发展水平。一般来说，以工业为主导的资源驱动型经济结构会降低教育需求、挤占教育投入，而以高新服务业为主导的创新驱动型经济结构能够提升教育需求、推动地区教育人力资本投资。因此，本文以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衡量地区产业结构。

　　第四，外资比重。伴随国际贸易发展，外商投资日益成为驱动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国际资金流动与技术溢出为区域发展提供先进技术、机器设备与管理经验，有效驱动区域经济发展。因此，本文进一步控制了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利用外资部分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例。具体变量名称及定义如表 1 所示。

　　为了避免非平稳面板序列数据可能产生的伪回归问题，首先使用 IPS 检验、ADF 检验和 PP 检验对人均 GDP、生均教育经费等变量及其一阶差分进行单位根检验。结果显示，所有变量的一阶差分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了平稳性检验。Pedroni 协整检验进一步显示，统计量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了原假设，表明变量间存在着一种长期稳定的关系，可以进行面板数据分析。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 2 所示。

　　基于人均受教育年限和生均教育经费的“教育—消费—经济增长”的传导路径显示，教育对经济增长具有直接、显著的正向效应，且所有的传导路径均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见图 8、图 9）。这意味着人均受教育年限的提高和生均教育经费的增长都能够增加人力资本质量，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和社会技术水平直接带动经济增长。与此同时，教育水平的提升可以提升居民消费能力、改善消费结构。如图 8 所示，人均受教育年限每提高 1 年，居民每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平均提高 0.179 个标准化系数（约 1 805.4 元），而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加对个体消费能力具有强大的带动作用。其次，教育年限的提升对个体的消费结构具有正向优化作用，人均受教育年限每提高 1 年，居民消费中文娱教育等服务性消费占人均消费性支出的比例提高0.699 个标准化系数。同时，值得注意的是，人均教育年限对个体的消费倾向、教育建设二者具有负向作用。其中可能的解释在于高教育水平群体的实际消费值虽然扩大，但储蓄率也随之上升，导致实际人均消费支出与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例相对下降。同时，教育发展程度越高，教育固定资产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例越低，这可能是由于地区教育规模和发展水平已相对更饱和，因而教育建设比重相对更低。

　　从具体的影响效应来看，人均受教育年限对经济增长的总效应为 0.291，其中对直接效应为 0.166，而通过消费能力、消费结构、消费倾向和教育建设产生的间接效应分别为0.187、－0.036、－0.050 和 0.034，中介机制的总作用大小约为 0.135。以生均教育经费来刻画地区教育投入努力程度，其结果的整体趋势与人均教育年限较为一致。生均教育经费对经济增长的总效应为 0.664，其中直接效应为 0.219，而通过消费能力、消费结构、消费意愿和消费引发的教育建设产生的间接效应分别为 0.503、－0.013、－0.084 和 0.039，即消费拉动作为中介变量部分地解释了生均教育经费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中介机制的总作用大小约为 0.445。（见表 3）

　　不同层次教育驱动消费，进而促进经济增长的传导机制有所差异（见图 10、图 11 和图 12）。可以看出，接受高等教育人口比例对经济增长的直接效应更大，且能够显著提升消费能力、改善消费结构；但同时，高等教育降低了居民整体的消费倾向。中等教育主要通过提升居民的消费能力，促进经济增长；受初等教育的人口比例对消费能力具有负向影响，但可以改善结构、增强消费意愿和倾向，这与受中、高等教育人口比例二者的传导机制存在显著差别。

　　本文通过理论和实证角度探讨“教育—消费—经济增长”的链接关系，得出以下基本结论。

　　第一，教育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种影响一方面来源于教育提升人力资本质量，对经济增长产生的直接效益。这一点在过去几十年内，人力资本理论的相关研究中已得到充分的验证。另一方面，本研究显示，提高消费水平和质量，扩大内需是教育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中介机制，应给予充分的关注。其中，教育对于提升居民消费能力的作用这一传导作用最为突出，无论是以人均教育年限还是生均教育经费加以衡量，还是针对不同层次教育的分析都得以证明。

　　第二，教育在改善消费结构、提高消费倾向，进而拉动经济增长方面具有促进作用，但其作用机制更为复杂。一方面，教育水平的提高确实能提高居民整体消费结构中高层次消费（教育、培训及文化创意产品）支出的比例，但居民消费结构与国家经济增长的关系并不单一。以人均教育年限和生均教育经费为指标，分别得出了不同的结论，各层次教育之间这一机制也存在差异。有研究显示，居民消费结构的升级与制造业增长率呈正相关关系，但与农业增长率呈负相关。这与产业结构升级和优化是否与消费结构相匹配密切相关。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不同类型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效果亦不同。对于工业化程度较高的国家来说，经济上行阶段耐用品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较为显著，经济下行阶段耐用品消费增长大幅放缓，必需品等非耐用品消费却出现相对增长，对同期经济下行起到一定的缓冲作用。

　　第三，不同阶段教育促进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机制存在差异。高等教育对消费能力、消费结构的改善作用更为突出，但有可能降低可支配收入内的消费比例。这暗含消费与储蓄之间的关系充满张力。虽然高水平的教育提高了人们的消费能力，但并不意味着必然增强居民可支配收入内的消费意愿，教育和收入水平的上升可能会提高储蓄率，即预防性储蓄。这一点在本文的分析得到了验证，即人均教育年限的提高、受高等教育人口比例的增加带来了消费倾向的降低。因此，在提高教育水平、发展经济的同时，应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从而降低预防性储蓄需求，增加实际消费规模，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由于教育与消费之间的关系受到社会保障体系等很多复杂因素的影响，而社会保障体系等因素又常常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变化而变化，因此应进行更深入更系统的进一步实证研究。

　　总体而言，理论和实证研究都显示，从长期发展的角度来看，教育在新的发展格局中，依然具有基础性、先导性和全局性的战略作用。在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过程中，教育必须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加快教育发展，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是我国当前和今后面临重大战略任务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