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交大校花王晶晶在作家梁晓声的作品里，最有感染力的也许是《父亲》和《母亲》。这部散文集《人间清醒》汇集了梁晓声以往作品的精华部分，同样有诸多关于父母的篇目，还包括一封从未公开发表的写给哥哥的信。作家在世人面前毫无掩饰地袒露自己对家人的情感，字里行间都饱含着深情厚爱，而每个人都能从中找到自己的影子，联想到自己的亲人或经历。书里面最触动我的，是作家写父母的文字，尤其关于母亲如何教育子女的部分。

　　作家的父亲是一位建筑工人，从他七岁起，就离开哈尔滨到大西北去。为了维持生计、养家糊口，他父亲常年在外，每隔两三年才回来团聚一次。在孩子的成长中，他的父亲是常年缺席的角色；而在培养孩子上，“父亲的教育方式是训斥和惩罚”，可以说是传统家长的那种简单粗暴。更令人诧异的是，看闲书在他父亲看来是无法忍受坏毛病，只要一见到就会生气。不能说这种观念有错，其实是因为当时的经济条件不允许。一个人养活一家子就已经很不容易，没有更多的闲钱让孩子们买书看。

　　作家的母亲同样是文盲，但却崇尚文化，更“注重人格、品德、礼貌和学习的教育”，成为他的第一位人生导师。她每天会在昏暗的灯光下边缝衣服边讲故事，将包公传、济公传、杨家将、岳家将这些传统经典娓娓道来。在物质和信息匮乏的时代，给他们提供了丰富的精神食粮，也在作家的心灵里埋下了文学的火种。她非但没有因为贫困反对孩子们看闲书，反而尽己所能地满足他们买书的需求。

　　在《我的中学》里作家写到，母亲因为被铁路工厂辞退，无奈到了街道小厂里干活。小厂的环境闷热，犹如蒸笼。当时在缝纫机前辛苦劳作一天才换来一元钱，而一本《红旗谱》需要花两元钱。当梁晓声去问母亲给钱的时候，旁边的女工都劝阻她、替她心疼，但母亲没有丝毫犹豫，说“反正多看书对孩子总是有些教育的”。拿到钱后他舍不得买书，而给母亲买了罐头，母亲知道后训斥了他，后来又悄悄让哥哥把书买回来，在他生日的时候的时候送给了他。母亲的这种态度从此影响了作家，让他对每一本书都非常珍惜。

　　一位目不识丁的普通妇女，却能认识到读书对一个人的意义，这是难能可贵的，也是富有远见的。因而她才能在物质极其匮乏、勉强维持生计的窘境之下，做到毫不吝惜地给孩子买书。要知道“读书无用论”的观念即使是在当今的某些欠发达地区仍然存在。作家母亲的认知可以说超出了她自身所在的那个环境，以及她周遭的人们，包括她的丈夫和那个劝阻她的女工。正是这种可贵的认知，促使她能以言传身教和无私奉献的方式去教育和培养自己的孩子。

　　在教育焦虑盛行的当下，阅读这样的文字，不仅让人感动，而且发人深省。那时根本无法想象现在的优越条件，别提培训班和学习机，甚至连最基本的书籍都异常稀缺。一个平凡的母亲，却能通过自己的言传身教和无私奉献，给予了孩子们真正的教育，培养出一个大作家。这让人不得不重新反思教育的本质。

　　有意思的是，作家的母亲到了晚年的时候，甚至还会运用智慧去教育晚辈。《母亲养蜗牛》里写到，作家把母亲接到北京，因为习惯了大杂院的生活，他的父亲又已经去世，所以陷入孤独和寂寞。楼上人家送了几只小蜗牛，总算帮她找到了情感的慰藉，将它们视为心肝宝贝去照料。这时，作家的儿子突然说同学吃过蜗牛说非常好吃，他也要吃。小孩子是不讲理的，吵着闹着要吃，这下子让人为难了。接下来，我们看到两人用了不同的方式对待这个事情。

　　作家私下对孩子进行了正面的说教，说奶奶一辈子很不容易，现在又很孤独，自己写作没有时间陪伴她，蜗牛是她唯一的快乐。孩子总算不闹着吃了。作家的母亲先前则是采用缓兵之计，说先等蜗牛养大些再吃。蜗牛一天天长大，作家的内心也日益焦灼。当蜗牛汤真的端上来的时候，作家和儿子都傻眼了，吃到蜗牛汤的儿子感动得落泪。当作家尝出是蛤蜊时，才恍然大悟，原来这是母亲的善意的“谎言”，真正的蜗牛被放生了。不得不说，作家母亲这种教育方式，比起作家的正面说教来得更巧妙，既满足了孩子的好奇心，又避免了对其自尊心的伤害，还保护了蜗牛的生命。一箭三雕，皆大欢喜，不得不说是一种智慧。

　　作家梁晓声笔下的母亲，就是这样一位充满爱心和同情心、也富有远见和智慧的女性。除了自己的孩子，她也同样像对待亲生子女一样关照过许多“上山下乡”的知青，给予他们母爱的关怀，并叮嘱他们做好人好事，以致他们在分道扬镳之后长达三十多年的岁月里依然对她感念不忘。母亲在为人处事的言传身教，这也给作家终生留下难以磨灭的影响。

　　每个身为父母的人，固然都希望为孩子创造更好的物质条件和教育环境。但在现实生活中，却往往容易舍本逐末，演变成一种恶性的攀比和内卷，比如近年来热火朝天的学区房和校外培训班。其实，父母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观察很多成年后道德或作风败坏的明星会发现，他们在成长的过程中并不缺少优越的物质条件和教育资源，他们所缺失的大都是原生家庭的爱与正确的引导。这也足以说明，真正能影响孩子一生的，是父母的言传身教。